序

企业史与管理学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对这两个学科( discipline)都大有裨益。近年来，管理研究“历史学转向” ( historical turn)的势头相当强劲，一些国际顶级管理期刊都陆续发表了有关这一主题的特刊，如《战略管理杂志》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在2020年3月就刊出过此类文章。

不过，在管理学研究中使用企业史也并非新鲜事。众所周知，1962年，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Alfred D. Chandler)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 ( 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研究了美国多部门组织形式的发展，对新兴的管理学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此后，1986年彼得·赫特纳( Peter Hertner)与杰弗里·琼斯( Geoffrey Jones)编著了《跨国公司：理论与历史》 ( Multinationals:Theory and History)一书。 2006年7月，琼斯又与塔伦·卡纳( Tarun Khanna)在《国际商务研究杂志》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发表了《将历史带(回)到国际商务中》 ( Bringing History ( Back) in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一文。这两项研究与其他研究均强调了将历史研究方法纳入国际商务研究的好处，它们表明，在阐明概念问题方面，历史变迁是对当今横截面变化的一种有益补充。此外，在管理学研究中提倡“找回历史”，不但可以避免出现某些研究者把原本毫无新意的东西杜撰成“新”东西的现象，而且可以质疑他们据此所得出的结论。

反之，在企业史研究中引入管理概念的理由也很充分。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弗里茨·雷德利希( Fritz Redlich)就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传统企业史与丰富经验证据的接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有时会产生一些主观性比较强的轶事类研究，难以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大局” ( big picture)中。而引入管理概念既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管理学学科方面的支持，也可以为其带来新的研究议题。

目前，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开展更密切对话所面临的挑战存在于方法论与制度方面。主流管理学采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因果关系，通常采用多重回归的方法，这使得确定历史证据的价值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史学家显然更习惯于采用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将他们的研究定位在历史学科而非管理学科中。因此，要在企业史和管理学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据我所知，早在2017年10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第一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时，就已有中国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互动的新的、重要的契机。

杰弗里·琼斯哈佛商学院伊斯德尔·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