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林立强

本书虽名曰“企业史遇见管理学”,¹但实际上二者从未曾分开。西方学界公认企业史源自哈佛商学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1927年，哈佛商学院第二任院长华莱士·B．多纳姆( Wallace B. Donham)在倡导案例研究时第一次使用“ Business History”一词，因此该词从诞生起便具有强烈的商学院色彩。此后，“ Business History”的影响力开始向北美以外地区延展，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欧洲与日本。例如，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从哈佛商学院引进“ Business Histo-ry”以来，结合本土的经济史研究，吸收了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经营史学”。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与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日益活跃，从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的角度来审视与研究“ Business History”，对建立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企业史研究话语体系、探讨企业史与管理学的关系乃至在管理学领域“找回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关于“企业史”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 译名

“ Business”一词在英文语境中的含义比较宽泛，不仅仅只包含企业活动的内容。在中文语境下，商业史与企业史二词的使用则相对随意，一般认为商业史的范围要更大些，企业史是商业史的一个部分，如著名商业史学家吴慧认为，企业史只是商业史研究的十大部分之一，且“主要是在近代和当代进行这样的研究”(吴慧，2004) 。因此，“ Business History”究竟是翻译为“企业史”还是“商业史”，在学界历来看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 Business History”在中文语境下很难找到一个十分准确的对应词。

我认为“ Business History”应该翻译为“企业史”，理由如下：第一，在中文里，“商业”与“贸易”二词含义几乎重叠，属商品流通领域，而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性经营活动，实行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虽然商业也可以是包括企业活动在内的个人或组织进行商品买卖经营活动的统称，但如单纯将该词用于企业范畴，显然含义过于宽泛了。第二，“ Business History”诞生于商学院系统，而商学院显然是“以企业为本”的，其培养的人才绝大多数都是未来的企业管理人员。第三，从目前国内学界的情况看，该领域绝大多数学者亦支持将其翻译为企业史，如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陈振汉认为企业史研究应属于微观研究范畴，翻译成“企业史”为妥(陈振汉，2005) 。因此，如果在企业组织范畴内非要找一个与“ Business History”表达意思相近且无明显歧义的中文词汇，显然“企业史”比“商业史”更加适合。故而，对主题为企业史与管理学关系的本书而言，该译名亦更为贴切。

(二) 定义

企业史“首先还是史” (吴承明，2014；刘维维，2010),²研究的主题是“企业的过去” ( Hannah, 2017) 。³但由于企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企业”本身的定义与边界的问题还没解决，⁴导致中外企业史学界至今对企业史的概念与起源仍存在分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研究企业史“应该上溯到中国企业的萌芽时期，中国企业史研究应从有史料可查的中国古代写起” (郑学檬，2002);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史应始于近代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从管理学的视野出发，西方学界讨论的焦点放在企业史的概念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狭义的定义以企业史学科的创始人、哈佛商学院诺曼·S. B．格拉斯( Norman S. B. Gras)为代表，认为企业史就是企业运营管理历史的研究，可分为政策制定的历史与内部管理的历史两部分( Gras, 1938) 。广义的定义是哈佛商学院杰弗里·琼斯( Geoffrey Jones)于2008年提出的，认为企业史学家研究企业制度、企业家以及公司的历史演变以及它们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后来，他又提出“企业史是对企业家、公司和商业系统的历史研究”这一更宽泛的定义( Jones and Zeitlin, 2008; Jones, 2015) 。

企业史既然是“史”，其研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历史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企业原始档案的研究，带有非常浓烈的史学色彩。对关注当代问题的管理学者而言，这种“皓首穷经”式的长时段研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企业史研究本身就具备了可以弥补管理学研究中存在“时间”短板的特点，这就为本书“企业史遇见管理学”的主题提供了讨论的空间。

(三)“旧”企业史

在如何处理企业史与管理学二者关系问题方面，著名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Alfred D. Chandler)贡献最大。西方学者认为钱德勒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 ( Strategy and Structure: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Enterprise)一书是新企业史学派产生的标志。对此，我国历史学者王锦瑭指出，旧企业史学派过于注重少数企业的发展史和为少数大企业家树碑立传，而大致形成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新企业史学派则转向考察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注重研究科技进步与美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大公司经理阶层的出现及其在组织、协调公司内部生产经营与财富分配方面的作用(王锦瑭，1996)。西方学界显然是以研究内容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的，而目前我国企业史学界尚未以此标准来界定企业史的新旧，当然更无所谓新旧企业史学派之分，但西方学界企业史研究的新旧划分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企业史研究历史悠久，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史研究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缺乏深度互动；另一方面，其研究时段绝大多数集中在1949年以前，部分研究有“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之嫌。上述问题导致目前中国的企业史研究囿于传统经济史研究内，企业史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的情况，更导致企业家群体漠视纯学术性的企业史研究。本书把具有上述两种特点的企业史研究称为传统企业史或旧企业史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旧”并不含有“过时”等贬低之意，而只是针对以往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占主流的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而言。实际上，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深入，还需要这两种传统范式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研究范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存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新”与“旧”将长期共存，求同存异。

(四) 新企业史⁵

本书所指的新企业史，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看，只要是历史学、经济学这两种范式以外其他范式的企业史研究，包括管理学范式、社会学范式、人类学范式等，均属于新企业史的范围。而关于狭义的新企业史，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它特指管理学范式的企业史研究。虽然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也可以研究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但与管理学范式下企业微观组织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历史学是人文学科，强调史料与考据，使用叙事的方法，重特殊与个案。经济学是基础科学，它强调趋势，注重均衡，为稀缺资源有效配置提供逻辑思考和理论抽象，主流经济学的着眼点在总量和产业层面。而管理学是应用科学，强调过程，注重不均衡，为组织和机构有效决策提供操作工具和实效方法，关注微观组织本身(罗仲伟，2005) 。⁶从企业史研究现状看，加强企业微观层面的管理学范式研究能够弥补以往研究的严重不足。

第二，狭义的新企业史研究时段侧重于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史研究，尤其可以把重心放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史研究上，成为“四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之一改革开放史的主要内容。如此而来，狭义的新企业史与管理学二者研究的时间段趋于吻合，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三，狭义的新企业史同时关注国内与国际的面向重大现实问题的话题，国内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国外如“危机与企业的应对”等。⁷当然，如上所述，企业史与管理学时间段与研究主题的高度吻合也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虽然“史”可以成为区分二者研究内容的最基本标准，但二者如何细化分工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例，该话题明显不属于传统企业史的研究范围，却可纳入新企业史的研究范围。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该话题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面向重大现实问题。 2022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第二，具有企业史研究特有的历史纵贯性。因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关键目标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第三，适用管理学的分析框架。此次提出的“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这十六字方针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具体标准，分别对应具体企业的产品管理、品牌管理、创新管理与公司治理，包含着丰富的管理学元素。第四，该研究对应的时间段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因此，对该话题的研究可形成“一个中心，二个视野，三个层次、四大方法”的新企业史体系：①“一个中心”，即要紧紧围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个主题。②“二个视野”，即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前者强调要向国外世界一流企业学习，如以制造业“隐形冠军”著称的德国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日本企业、创新与技术管理领先的美国企业等，都是我们对标的目标。后者则强调中国经验，不能脱离我们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③“三个层面”，即处理好企业史研究中点、线、面之间的关系——夯实“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等企业个案研究的“点”，然后上升到具有各产业史研究的“线”，最后汇总为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主题的企业通史的“面”。④“四大方法”，即“随时间演变”的历时性研究方法( Diachronic Study) 、以企业管理为导向的管理学分析框架、比较研究方法、从特殊到一般的研究路径。

第四，狭义的新企业史应该把企业史的大众史学化纳入麾下。目前，加大企业史在非学术人群的推广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史学界的共识，⁸未来企业史研究的公共史学化应是中国企业史研究实用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在财经作家的企业史与学术型企业史学家的企业史之间，选择一种既具有学术严谨性，又有可读性与趣味性的企业史著作写作类型(类似管理学者写的管理畅销书)，是新企业史研究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二、本书之背景

(一) 企业史与管理学的历史渊源

企业史之所以与管理学有关，与哈佛商学院有直接的关系。对企业史研究厥功至伟的哈佛商学院前两任院长，均十分看重历史学科对管理学的作用。首任院长埃德温·弗朗西斯·盖伊( Edwin Francis Gay)本身就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他与第二任院长、对历史学情有独钟的多纳姆联手策划了如何将历史学方法应用到管理学院案例教学的一系列活动。为此，哈佛商学院于20世纪20年代成立了哈佛企业史学会，设立了伊斯德尔·斯特劳斯( Isidor Straus，简称为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职位，主办了企业史刊物《哈佛企业史学会公报》(后改名为《哈佛企业史评论》 )，出版了哈佛企业史系列丛书等。 1927年至今，该院一直聘请历史学家担任该院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职位，其中第三任该教席教授即为企业史大师钱德勒。

此外，美国企业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BHC)、日本经营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Society of Japan, BHSJ)、英国企业史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History, ABH)、欧洲企业史学会(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 EBHA)等专业学会均有管理学者参与其中，并形成了企业史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学术共同体。近年来，在西方商学院工作的历史学者也逐渐增加，不断为该学术共同体增添新的力量，如美国企业史学会年会期间，都会举办名曰“在管理学院任职的企业史学家午餐会” ( Business Historians at Business Schools Lunch)的交流活动。

(二) 管理与组织研究的“历史学转向”

随着北美管理学界的科学化占据主流地位，关注现实问题的管理学与关注“过去”问题的历史学渐行渐远。而实际上，管理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并无冲突，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探究“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历史视角提供关于当代问题的解释，拓展人们对于当下问题的理解。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欧美管理学者率先发声，从历史视角来研究组织和市场的“历史学转向” ( Historic Turn)的呼声越来越高。

例如，管理学者迈耶·扎尔德( Mayer Zald)于1990年、1993年两次提出要将企业史和组织管理理论结合起来，1994年艾尔弗雷德·基泽(Alfred Kieser)也呼应了这一观点( Zald, 1990, 1993; Kieser, 1994) 。 2004年，彼得·克拉克( Peter Clark)和迈克尔·罗林森( Michael Rowlinson)指出，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组织，说明“我们”正处于管理、组织和市场研究的“历史学转向”之中( Clark and Rowlinson, 2004) 。 2014年，马塞洛·布切利( Marcelo Bucheli)和丹尼尔·瓦德瓦尼( Daniel Wadhwani)集中探讨了为什么历史研究应该用于管理、组织和行业领域问题，指出由于企业史学家和管理学者属于不同的学术协会以及存在学术背景差异，这一“历史性转向”仍面临挑战，因为它不仅需要新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新的行动方式( Bucheli and Wadhwani, 2014)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管理学顶刊陆续设立讨论此类话题的特刊，如2012年的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年的Organization, 2016年的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8年的Organization Studies，以及2020年的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等。此外，2022年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也以“将历史方法融入国际商务”为题开始征集特刊稿件。

(三) 企业史学者之间的国际交流

进入21世纪，国内企业史学界一方面开始重视企业史与管理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如始于2017年，两年一度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截至2023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每届均有“管理学与企业史”相关问题的研讨；另一方面，也逐渐加强了与国际企业史学界，尤其是与商学院的学术交流。 2017年3月，哈佛商学院第五任斯特劳斯企业史教席教授、当今世界企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琼斯应邀访问了福建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论企业史研究的重要性” ( Why Business History Matters)的演讲并参加了“企业史研究与经济全球化”研讨会。当年10月，日本经营史学会前会长橘川武郎应邀访问福建师范大学，发表了“日本经营史学的发展与今后的课题”的演讲，并参加了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东南学术》杂志社、《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此后，泽井实(日本经营史学会会长) 、特蕾莎·洛佩兹( Teresa Lopes，美国企业史学会前会长、欧洲企业史学会会长) 、黑泽隆文(日本经营史学会富士会议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等学者陆续访问了中国。

同时，更多的中国学者也应邀参加了包括美国企业史年会、日本经营史年会、世界企业史大会、欧洲企业史年会等国际企业史学界重要的学术会议。在这些国际交流活动中，企业史与管理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

(四)“企业史遇见管理学”系列讲座简况

近年来，企业史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而国内外呼吁管理学应该重视历史学方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之下，2020—2021年，本书三位主编联合发起“企业史遇见管理学”系列讲座，迄今共举办六次。讲座以“本土研究沪江论坛”为平台，由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郭毅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林立强联合策划，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亚军担任主持人，力邀国内企业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以及管理学界具有史学思维的代表性学者共同参与。讲座得到了诸多企业史学者与管理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尤其在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青年学者与硕博研究生中反响热烈，一些企业家与社会人士亦积极参与。

我们认为，如以此为契机把讲座的相关内容结集成册，不仅可以扩大讲座的社会影响，而且可以对历史学与管理学科长期以来的隔绝现象起到一定程度的破冰作用。由此，我们编辑与修订了目前国内外知名企业史学家的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向经济史学界与管理学界介绍国内外企业史研究的情况，特别是企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期构建一个历史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几大学科互动、交融的新格局，为管理学科的情境化研究与案例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三、本书之基本论点

熊彼特曾经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熊彼特， 1996) 。”管理学者也不例外。本书所涉及企业史研究与管理学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历史学(企业史之母学科)与管理学之间关系问题在企业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因此，解决了历史学方法如何在管理学领域的运用问题，实际上就打开了企业史与管理学互动的大门。所以，企业史与管理学互动的话题实际上是与历史学与管理学互动的话题“混合”在一起讨论的。

我认为，要达成二者的融合，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在管理学界提倡所谓“对历史友好的研究” ( History Friendly Research)，以及在企业史学界提倡管理学视野的研究，并推动双方的初步接触与了解。引入历史视角有助于我们开拓管理学研究的新思路，从而使我们跳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既有模式，更加关心当下中国本土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第二阶段，强化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的互动，即一方面用管理学方法研究中国企业史以及用企业史的方法研究管理学，另一方面强调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的实用性，开拓一个“以企业实践为导向”的企业史研究新领域，实现双方均可以获益的近期目标。第三阶段是长期目标，待时机成熟，从倡导“历史维度(或导向)的企业管理研究”阶段，上升至以“历史管理学”命名的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层面。

(一) 双方交流现状：已有积极互动但尚存障碍

由哈佛商学院倡导的案例方法是以经验为导向的，不涉及理论的内容，与历史学的学科取向相吻合，所以最初二者的交流是从案例这一点取得突破的。近年来，让更多历史学方法参与组织研究的呼吁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讨论历史学方法介入管理学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两项：

按照历史学科参与组织理论研究的程度由弱到强，贝鲁尔·乌斯迪肯( Behlül Üsdiken)和艾尔弗雷德·基泽( Alfred Kieser)确定了补充主义( Supple-mentarist) 、整合主义( Integrationism)与重新定位主义( Reorientationist)三种范式。“‘补充主义’范式赞同组织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观点，只是在民族文化等变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作为另一个语境变量。基泽本人所推崇的‘整合主义’范式，是在不完全放弃组织理论的社会科学取向的前提下，通过发展与包括历史、文学理论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联系来丰富组织理论。而‘重新定位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议程，涉及对现有组织理论的非历史取向的彻底颠覆” ( Booth and Rowlinson, 2006) 。

而Kipping and Üsdiken(2014)则提出了三种历史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中的用途：第一种被称为“用历史来验证理论” ( History to Theory)，适用领域包括组织生态学、制度理论、制度生态等，在这里“历史作为证据来发展、修改或测试理论” 。第二种被称作“理论中的历史因素” ( History in Theory)，它“将历史或过去作为理论模型本身的一部分，视作驱动因素或调节因素，并以印记为主要例子来确定研究项目” 。第三种是所谓的“历史认知” ( Historical Cognition)，作者希望“将周期效应或历史突发事件纳入其理论化的努力之中，以提高历史在组织和管理理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目前，管理学中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对历史方法的运用最感兴趣且成果最多。有学者统计，作为战略管理研究出现“历史学转向”的例证，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MJ)在标题、摘要或关键词列表中使用“历史”(History)或“历史的” ( Historical)这两个词语的文章数量从2010—2014年的10篇增长到2015—2019年的26篇(Argyres et al., 2020) 。

相对国外管理学界的热度不减，国内管理学界对所谓“历史学转向”的反应相对比较滞后，对历史因素的探讨也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路径依赖” ( Path De-pendence)研究上。 2000年以来，《管理世界》刊登的具有明显的历史学视角的管理研究文章很少。⁹2014年，组织印记、组织生态学等历史维度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黄勇和彭纪生，2014；王砚羽和谢伟，2016)。 《管理学季刊》2018年第3期刊登了印记理论研究的著名学者孟睿思( Christopher Marquis)的文章《理论化历史进程：对中国管理的启示》以及对该文章的三篇评论。孟睿思对比了印记(Imprinting)、路径依赖和同期群体效应( Cohort Effect)三种组织和管理的历史理论，然后运用这些不同的历史导向的组织理论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管理议题( Marquis和钟惠琳，2018) 。几乎在同时，《管理学报》也刊登了围绕历史研究与管理研究的一组文章。其中，刘文瑞认为，所谓史学思维就是在时空维度中关于情境的思辨以及由此达成的某种共识，管理研究领域再度重视人文因素，对管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¹⁰2020年，武亚军倡导新时代的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要以史为镜，充分学习和吸收“入世式学术”的方法论精髓，植根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在中国学术主体性哲学精神指导下走出一条中西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创新发展之路(武亚军和葛明磊，2020) 。同年，曾荣光( Eric W. K. Tsang)在《历史编纂学：一种被忽略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探讨了历史在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历史编纂学作为一个研究方法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曾荣光， 2020) 。

至于本书所涉及企业史与管理学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外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2008年发表的《企业史与管理研究》 ( Kipping and Üsdiken, 2008)、2010年发表的《回顾与展望：企业史与管理研究》 ( O’Sullivan and Graham, 2010)，以及2016年发表的《企业史与管理研究》 (Álvaro-Moya and Donzé,2016)，它们讨论了企业史与管理学科的相互关系问题。 2017年《企业史方法论之讨论》一文对企业史研究方法论包括管理学范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Jones and Friedman, 2017)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史学者与管理学科几乎没有互动，¹¹只是近年才开始注意到管理学视角，如林立强从2017年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 开始，对企业史研究与管理学关系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认为一方面管理学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视角，另一方面企业史亦可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新”方法，甚至可以为之做出新的理论贡献。¹²

综上，我们发现，管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属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双方对话有限，互动较少，这主要是与双方的“成见”有关。长期以来，管理学对历史学的看法是客观性不强、忽视方法论，以及理论性不强、缺乏科学性，而历史学对管理学日益“科学化”的趋势也很不认同，这种情况导致双方的活动基本限于各自领域。但实际上，双方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如以管理学所面临的挑战为例，在它用各种学术视野或关系维度试图来“解构”现实中的组织运作及其绩效表现时，现实中组织运作及其绩效表现实际上可能是由各种不确定性或者“黑洞”引发的。而历史学可以从社会实践及其组织运作的纵贯维度，比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更加有效地解释和论证，给实践者和学者以洞察性的启迪。反之，传统企业史研究的历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都缺乏一种对“真实企业”的现实关怀，从而导致企业史研究囿于“象牙塔”的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很难与企业实践发生有机联系，亟须导入管理学这一新的研究视野。因此，企业史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的特点犹如在历史学与管理学之间成功打入的一个楔子，必将为双方关系的缓和带来新的转折点。

(二) 双方交流的近期目标：强化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

1．用管理学方法研究中国企业史

管理学方法在企业史研究中的运用是一种从管理学的视角观察、解释中国企业史的模式。管理学方法运用于企业史研究不但要求研究者对管理学理论有牢固的掌握，而且具备一定的企业实地调研与实践经验，这对于当前中国企业史学界中以历史学与经济学背景为主的学者无疑是一大挑战。目前，最有可能运用管理学理论进行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具有管理学思维的历史学者”，另一类则是“具有史学思维的管理学者”。前者可以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在管理学一些适合质性研究方法的“情境”与“个案”等领域开展研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史选题，如历史因素对区域性企业集群产生与演变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对企业特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与企业治理的关系、新兴领域与数字经济中企业的创新性、国有企业的历史传承、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等中国经验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后者则可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管理学界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历史学转向”的背景之下，从国际商务、战略管理、企业家精神等领域着手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企业史研究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效，未来企业史研究可以考虑从“企业制度史”转向“企业组织史”的研究。因为管理学作为一门艺术、经验和理论相交织的学科，与历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对于理论基础偏弱的历史学者来说更易掌握。如果未来研究者可以尝试研究方法的创新，从管理学的组织理论突破企业史研究的桎梏不是没有可能。基于目前国内企业史研究仍隶属于理论经济学类的经济史以及历史类的专门史，如果管理学科未来能将企业史纳入麾下，无疑将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用企业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的管理学

钱德勒无疑是企业史学家中对管理学与管理实践做出最大贡献的学者，“很少有企业史学家能像钱德勒那样，在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身上都留下如此重要的印记” ( Kipping and Üsdiken, 2008) 。钱德勒为后来的企业史学家如何介入管理学领域树立了典范。由于传统历史学家形成了特殊、个性与非理论的研究特色，钱德勒提出企业史学者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将具体的人类事件和行动与不断变化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联系起来。第二个挑战是发展概括性的概念，虽然这些概念来自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件和行动，但却适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点( Chandler, 1984) 。前者督促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的情境化，后者提出研究者不但要做个案研究，更要从个案中概括出一般性理论。这两个“顶天立地”(兼有理论高度和实践性)的要求为企业史学者介入管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具体来看，企业史学者目前要从事管理学范式研究，除了在自身领域中寻找新的研究主题(例如开展当代企业史的研究)，还应该在管理学科寻找适合企业史学者研究的话题。目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管理学界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对中国情境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领域(黄群慧，2018)。 “情境”与“个案”是将质性方法纳入管理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落脚点，相对于管理学者在研究对象时间跨度的“短时段”，企业史学者研究企业的时间跨度一般都很长，具有“中时段”“长时段”的特点，且对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目前管理学界提倡的中国情境下的中国特色管理学话语体系研究，给了双方合作对话的空间。由此，企业史实际上就是“长案例”，应该纳入商学院案例教学的内容之中，并且成为管理案例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

3．扩大企业史研究在企业实践中的影响力

诞生于商学院的企业史实用性的色彩十分浓烈，企业史学家从来不甘心其研究的影响力仅仅局限于学术界，他们认为企业史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早在1948年，曾担任美国企业史学会首任主席的理查德·欧文顿( Richard Overton)在编撰大型企业史的五个步骤中就专门提到了功利主义成果的运用( Use of Utilitarian Findings) ( Overton, 1948) 。此后，企业史学家专门针对企业史与企业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实用性问题展开了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关于企业史是否对高管有用。如钱德勒等人论述了历史对公司经理人重要性的问题( Chandler, 1986)；迪特尔·林登拉布( Dieter Lindenlaub)认为商人可以从历史，特别是商业历史的研究中获益，有助于制定商业政策( Lindenlaub, 1984)；德鲁·基林( Drew Keeling)认为学习过去的商业知识对培养未来的商业领袖仍然很重要( Keeling, 2014) 。第二，关于编制学术性企业史，如商人如何与专业企业史学家合作编写合格的公司史( Soltow, 1955; Barker, 1958)，如何研究和撰写企业和行业史( Raff, 2013) 。第三，一些企业史学家把重点放在企业家最关心的企业史能否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上，如巴里·苏普莱( Barry Supple)认为严肃的企业学术史著作对许多公司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趣的答案( Supple, 1962)；威廉·普雷苏蒂( William Presutti)认为企业史对公司决策是有益的( Pre-sutti, 1987)；玛格丽特·穆勒( Margrit Müller)提出“应用历史学”的方法论，企业史的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对“公司价值如何最大化”这一主题作出重大贡献( Müller, 2014) 。

2006年《竞争与改变》 ( Competition and Change)杂志刊发了四篇关于“企业史及其对经理人的价值”系列文章：约翰·威尔逊( John Wilson)和安德鲁·汤姆森( Andrew Thomson)认为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是将有关管理历史纳入商学院课程的理论依据；特里·古尔维什( Terry Gourvish)揭示了企业史学家在商业绩效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当代企业管理者提供战略决策方面的信息；彼得·克拉克( Peter Clark)将历史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系列学科的分析工具结合起来，探讨罗孚汽车生产转型问题；朱利亚诺·马耶利( Giuliano Maielli)认为企业史有助于开发用于决策的分析与启发式工具( Wilson and Thomson, 2006; Gour-vish, 2006; Clark, 2006; Maielli, 2006) 。一些相关学术会议也以“企业史及其对经理人的价值”“企业史：为公司还是为学术”等为主题展开讨论。日本对企业史的实用性亦很关注，如橘川武郎提出设立应用经营史学，“通过对企业史的研究来识别行业和企业增长的活力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探索解决相关行业和企业所遇到的当代问题的方法” ( Kikkawa, 2018) 。

此外，企业史研究对“真实企业”中的企业文化、战略管理、品牌管理、企业大学、企业档案与知识管理等都有直接效用，改变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历史知识仅仅是对企业家人文素质的提高起到间接作用的印象。未来，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的关系是摆在每个企业史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宋史专家虞云国认为史学功能可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史家在学术功能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再劳动，完成学术功能向社会功能的转移，便是应用史学的职责任务(虞云国，2005) 。

(三) 双方交流的长期目标：“历史管理学”

上述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涉及的范围比较小。而企业史既是历史学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小分支，也仅仅是部分商学院案例教育与研究的一种方法。所以，提倡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历史学对管理学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社会科学一直以来与历史研究联系十分紧密。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例，目前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出现了“历史学转向”。这些“历史学转向”的研究是将时间性纳入分析框架，使时间性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以社会学为例，其“历史学转向”采取了以下两种典型的方式：第一种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程序分析有关过去的材料。第二种是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全面反省社会学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这些发生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历史学转向”，进而延伸成为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历史人类学等全新的研究路径，传入我国学界后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为如何在管理学领域引入历史视角提供了宝贵的先例。

我认为，“历史管理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视角。¹³参照以上思路，历史管理学是要将历史维度带回管理学，从而克服现代管理学理论中愈演愈烈的非历史化趋向。当然，“历史管理学”有管理学本位与历史学本位之分。管理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强调管理学研究中的“历史学转向”，在管理学中“找回时间”“找回历史”，立足点是管理学研究领域，遵守的是管理学科的学术规范。历史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则强调使用管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组织问题，尤其是企业组织问题，重视历史性研究和史料证据的搜集甄别，致力于还原历史现象的本来面貌，立足点是历史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企业史与经济史)，遵守的是传统史学的学术规范。根据目前我的判断，管理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显然比历史学本位的“历史管理学”在实际运用中要常见的多。很显然，历史管理学所涉及两门学科中，历史学对管理学的单向渗透大大强于管理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因为管理学一方面还不具备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侵入”历史学领地的动机，另一方面除了企业史，历史学的其他分支还没有产生对管理学的强烈需求。

当然，上述历史管理学的提法有待进一步论证，在目前阶段可以采用“两步走”的方式：第一步是在管理学界倡导在历史学转向背景下的“历史维度(或导向)的企业管理研究”，待时机成熟之后，第二步再上升至“历史管理学”层面。鉴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学科引入历史学视野的成功先例，“历史管理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显然具有切实的可行性，是未来管理学与中国企业史研究深入互动与交融的重要研究视角。这里我参考了历史社会学( Historical Sociology)、历史政治学( Historical Politics)等的译法，把“历史管理学”这个新词对应的英文译作Historical Management。可喜的是，在上述“历史管理学”概念于2022年1月提出之后，亦有管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出“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¹⁴”。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倡导的“历史管理学”的概念与以往有学者提出的同名概念仅仅是名称巧合而已，内涵完全不同。¹⁵它既不同于以往人们认为的企业家如何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营养之类的认知，也不是一门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介于史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确切地说，它是属于方法论层面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野。目前，管理学界正在提倡“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有理由相信，纳入中国经验的历史管理学，有望成为未来管理学本土化研究与中国企业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新取向。

四、本书之体系与结构

基于上述近期与长期目标，本书内容的编排以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为主线。导论部分对企业史的缘起、新旧企业史的定义、本书的背景、本书的基本论点以及本书倡导的学术发展趋势与方法论进行系统而明确的提示。正文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收录了“企业史遇见管理学”系列讲座的六讲内容，按演讲时间顺序排列。每讲的主要内容由“主讲”与“评论与讨论”构成，分别对应一名主讲人和两名评论人的发言。讲座的策划者采取的是管理学者与企业史学者“混搭”的方式，即如果主讲人为企业史学者，主要评论人则为管理学者，反之亦然。为了相对完整地还原现场感，“评论与讨论”部分除了两位评论人以外，一些参会者的精彩言论也收录在内。同时为了让读者感受企业史学者与管理学者两种不同风格的碰撞，本书保留了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方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还有一小部分评论者的发言虽然十分精彩，但由于内容没有涉及企业史与管理学的关系，我们只好忍痛割爱。这六讲内容分别是：

《当企业史遇见管理学：一个美国企业史学史的视角》。主讲人：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评论人：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守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企业史研究评述》。主讲人：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评论人：陈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德国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主讲人：陈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评论人：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日本长寿家族企业的永续发展和家业传承》。主讲人：窦少杰(日本立命馆大学经营学部)；评论人：朱炎(日本拓殖大学政经学部)、李卓(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政治与经济之间：清末汉阳铁厂的厂址决策研究》。主讲人：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评论人：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李玉(南京大学新中国研究院)。

《中国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义利观念：以上海著名企业家刘鸿生为中心》。主讲人：赵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郑琴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评论人：贾利军(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下篇选取了近年来国内外企业史领域代表性学者所写的综述性、方法论方面的十三篇文章，分为“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两种类型。同样，作者既有企业史学者，也有管理学者。

第一种类型属于“全球视野”。西方国家企业史研究不但有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学术研究范式，而且其公共史学化亦蔚然成风。因此，对各国企业史研究的状况(其中包括管理学与企业史的关系)进行了解，是研究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关系的基础。

该类型文章又可分为以下三小类：(1)全球视野的企业史研究综述。琼斯、黄蕾《全球企业史研究综论》从全球史的视角审视和回顾了企业史学科自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并比较了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拉美、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企业史研究的差异。 (2)国别史视野的企业史研究综述。共有6篇，涉及目前世界企业史研究水平较高的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如林立强《美国企业史方法论研究：缘起、现状与趋势》、橘川武郎《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营史学》 、林彦樱与井泽龙《日本“产业经营史”研究的源流》、林彦樱与林立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以日本经营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周小兰《钱德勒范式在法国：当代法国企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巫云仙《关于德国企业史研究的思考》。 (3)国外著名企业史学家的研究。世界各国著名企业史学家与著作甚多，限于篇幅，本书仅收录研究企业史大师钱德勒的文章，因其与管理学关系最为密切。路风的《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与陈凌的《超越钱德勒命题：重新评价〈看得见的手〉》这两篇文章虽成文于21世纪初，但对我们学习钱德勒理论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钱德勒范式受到了一些质疑与批评，本书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收录此类“后钱德勒时代”的方法论文章。

第二种类型是“中国经验”。对目前国内管理学与企业史(包括历史学方法)关系的思考，属于中国经验方面的内容。本书收录了管理学者武亚军、葛明磊撰写的《以史为镜，吾道不孤：“入世式学术”生产本土管理知识的简要回顾与前瞻》以及由企业史学者林立强撰写的《管理学范式：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新视野》两篇文章。前者倡导新时代的中国本土管理知识生产要以史为镜，充分学习和吸收“入世式学术”的方法论精髓，植根本土企业管理实践，在中国学术主体性哲学精神指导下走出一条中西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创新发展之路。后者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系列文章的浓缩版，认为中国企业史研究应在原有企业史两个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引入管理学范式这一新视野。该文在梳理西方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基础之上，从 WHAT、WHY与HOW三个层次进行讨论，并对如何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多学科研究范式并存、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视野的新时代中国企业史学提出若干思考。

下篇的最后选取了“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各一部代表性专著的两篇书评，分别是林立强、吴风妹的《西方企业史研究“管理学范式”的一部力作：以琼斯的〈盈利与可持续发展：一部关于全球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为例》与宋磊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模式的第二种讲法：以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为例》。琼斯的《盈利与可持续发展：一部关于全球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历史》一书基于全球视野，回顾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绿色企业家精神从无到有的四个发展阶段，以企业史为视域探讨了各国绿色企业家的动机，为我们提供了全球绿色企业方面的历史演化过程以及借鉴。该书由黄蕾与林立强翻译，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23年10月出版。路风的《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则属于中国经验，作者通过讲述京东方的真实故事，记录了京东方在一个全球高技术工业中的史诗般崛起过程，诠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五、结语：对企业史与管理学合作的展望

第一，目前管理学领域并不缺少历史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主流管理学期刊中关于“过去” ( Past)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大多数作者都习惯性地不将其研究成果明确定性为“历史的” ( Historical)视角。他们常用纵向调查(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或案例研究( Case Study)等术语替代之，¹⁶这也是传统数据库检索系统无法检测到所有具有历史维度的论文原因之一。因此，推进企业史与管理学的合作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均已经实现了“历史学转向”。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果，给我们在管理学研究中倡导“历史维度(或导向)的企业管理研究”，并在时机成熟之后上升至“历史管理学”这一新的研究视野层面提供了经验与教训，为我们推进企业史与管理学的深入融合带来了信心。事实将证明，历史学与管理学的跨界融合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学术风尚，更是一次“双赢”的研究转向。

第三，企业史研究已经对企业家精神、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等管理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史学家最早研究的领域(Jones, Von Leeuwen and Broadberry, 2012) 。琼斯指出，正是科尔领导的一批企业史学家，在“ 20世纪4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概念的启发，将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变革的代理人，开始将经验主义的企业史推向超越早期企业家传记研究的更高水平”。在国际商务领域，企业史不仅仅可以用来检验理论，并且“在与国际商务理论和方法的配合下，企业史学家有可能发展和扩展现有理论，并产生新的或改进的理论” ( Buckley, 2009) 。在战略管理领域，钱德勒与其说是企业史大师，还不如说是一位战略管理学家。

第四，企业史对管理实务界也有很大的影响。企业家普遍认为，长时段的企业史研究比案例分析更有价值。早在20世纪60年代，钱德勒的《战略与结构》就成为许多集团公司设计组织架构时的重要指南，并获得战略管理咨询界的广泛好评。 2021年2月26日，美国最著名的投资人查理·芒格( Charlie Munger)在《每日新闻》 ( Daily Journal)股东会上的访谈中提及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研究：“在企业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行业的起起伏伏，体会到经济变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这种背景知识非常有益。” (林立强和陈人，2022)

第五，企业史在目前的中国管理学理论构建中大有可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各种组织形式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层出不穷，互联网等相关领域涌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它们的崛起为中国管理学在信息文明时代赶上世界前沿并且能自成一家提供了百年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而企业史研究在管理学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在创建中国本土特色的战略管理理论方面，企业史因其长时段、情境化的特点有望做出特别贡献，催生新的知识成果。

第六，企业史研究特别是新企业史研究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西方企业史研究体系中，管理学范式在其他几种范式研究中的影响力后来居上，而该范式恰恰是我国目前企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2023年度《财富》 “世界500强”发布，我国共有142家公司上榜，数量名列第一；美国上榜企业135家，名列第二。但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规模与水平，则与之极不相称，与世界企业史研究先进水平的差距还较大。新企业史研究亟待管理学界的参与，尚有很多领域有待开发。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曾说过，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流就像“聋子之间的对话”，企业史与管理学之间的交流何尝不是这种情况？目前，中国企业史研究“叙事”有余但理论化不足，而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亟须历史的长时段视野，双方均有融合、对话的愿望。本书出版的目的，一方面是希望历史学界与管理学界对企业史(历史学)与管理学关系的探究可以朝着更深的层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殷切期待此次企业史与管理学在中国的相遇不是擦肩而过，而是互通有无、携手共进。若能如愿，何其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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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三大基本组织(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中的企业，故下文中出现的“管理学”皆为“企业管理学”的简称。

2 此处借用了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他强调“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3 由于中外学界对企业的起源问题有多种看法，这个“过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现在还无法确定。

4 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以及管理学家德鲁克、波特、蒂斯等，都曾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定义进行过论述，但学术界至今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5 国外有学者尝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新企业史”这一名称，如de Jong,et al.(2015)认为，在企业史研究中要应用更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这些方法的具体目标是发展理论和检验假设”，但他们并未对研究的时间段进行界定，也没有涉及公共史学的问题。

6 科斯打开“黑箱”之后，微观经济学企业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蚕食管理学的领地，未来管理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将出现既借鉴又融合发展的态势。

7 笔者对2022—2023年国际重大企业史学术会议(如美国企业史学会年会、日本经营史学会全国大会、英国企业史学家协会年会、欧洲企业史学会年会等)的会议主题进行了梳理，发现有如下特点：一是会议主题非常贴近企业的现实，关注当代企业史研究，与国内企业史研究多注重“过去”的选题有很大不同；二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大环境的影响，这两年的企业史研究主题是“灰色”与“阴郁”的，离不开“危机”“新冠”“压力”等关键词。以上各个会议的研究主题对国内企业史研究颇具参考价值。

8 如琼斯指出，“从拉森到钱德勒再到莱尔德，将企业史带入非学术性读者中的渴望从未停止过，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是当前的首要任务”(Jones,2017)。

9 代表性的文章有：蔡洪滨，周黎安，吴意云．宗族制度、商人信仰与商帮治理：关于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J]．管理世界，2008,179(08):87-99；刘志成，吴能全．中国企业家行为过程研究：来自近代中国企业家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2,225(06):109-123；邢楠，袁礼，国胜铁．后发国家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基于近代中国丝织业发展史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7,(06):180-181；张萍，杨雄胜．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基于明代龙江船厂的案例研究[ J]．管理世界，2018,34(02):161-175；高超，黄玖立，李坤望．方言、移民史与区域间贸易[J]．管理世界，2019,35(02):43-57；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J]．管理世界，2019,35(09):164-194；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管理世界，2021,37(07):1-18；刘蓝予，周黎安，吴琦．传统商业文化的长期经济影响：基于明清商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11):106-120。

10 参见：刘文瑞．史学思维和管理研究[J]．管理学报，2018,15(7):962-967；曾宪聚．史学思维进入管理研究：经验、意义建构与历史想象力[J]．管理学报，2018,15(7):967-970；龚会莲．论历史感对管理研究的矫正[J]．管理学报，2018,15(8):1132-1135；曹祖毅．保持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必要张力[J]．管理学报，2018,15(8):1128-1130；孙新波．企业实践与管理研究的思维观[ J]．管理学报，2018,15(8):1130-1132。

11 一些历史学者宣称，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管理学方法，但实际上只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了“叙事”性的描述，且理论性不强、不系统，严格意义上还属于史学范式。详见：吴承明．序[ M]//刘兰兮．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企业发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李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J]．史学月刊， 2004,(4):110-117。

12 参见：林立强．严谨性(rigor)和实用性(relevance)：管理学视域下的企业史研究[C]．范式与方法：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2017；林立强，陈守明．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J]．东南学术，2020,(1):184-200；林立强．美国企业史方法论研究：缘起、现状与趋势[J]．福州大学学报，2019,33(5)；林立强．关于企业史研究与管理学关系的思考[J]．中国经济史评论，2021,(1):149-152;林立强．商学院屋檐下的Clio：美国早期企业史学的产生与发展(1927—1962)[C]．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2021；林立强．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再思考[J]．东南学术，2022,(01):96-108；林立强，赖江坤．从企业管理学视野反思中国企业史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1-19(10)；林彦樱，林立强．企业史与管理学的互动：以日本经营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J]．福州大学学报，2023,(4):51-59。

13 “历史管理学”概念的首次提出参见：林立强．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再思考[ J]．东南学术， 2022,(1):108；林立强，赖江坤．从企业管理学视野反思中国企业史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1-19(10)。关于“历史管理学”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还是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或者二者兼具，学术界可以进一步讨论。 2021年12月6日，教育部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通知与讲话中明确了交叉学科的内涵，指出交叉学科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交融，创造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方法，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构架出新的知识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更丰富的知识范畴，已经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由于“历史管理学”概念系初次提出，目前还处于论证阶段，远未具备“成熟学科”的各种特征，故本书认为它目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与视野，未来是否发展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还有待观察。

14 参见：杨立华．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 J]．中国行政管理，2022,(06):109-115。

15 参见：刘铢．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理学的思考[ 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黄留珠．历史管理学发凡[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8-20(03)。此外，曾宪聚等在提出“情境人格”概念时，认为这是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一个“史学管理学”视角，但究竟何为“史学管理学”,并未进一步说明。可参见曾宪聚，林楷斌，韩巍．情境人格：历史视角下中国情境的人格基础与本土管理启示[J]．管理学报，2020,17(11):1611-1621。

16 如全球战略与创新管理大师、斯坦福大学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称自己从事的研究是“纵向研究”。在对英特尔公司进行了长达12年的跟踪研究后，他撰写了《战略就是命运：战略制定如何塑造企业未来》。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在为本书所做的推荐序中称：“并非任何一家企业都这么幸运，能有一位著名的管理战略学教授跟踪研究它10年以上。”参见伯格曼．战略就是命运[M]．彭文新，高梓萍，邹立尧，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在此书发表之后，伯格曼如法炮制，又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对惠普公司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跨越了惠普公司77年的发展史及7任CEO。参见伯格曼．七次转型：硅谷巨人惠普的战略领导力[M]．郑刚，郭艳婷，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