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亲办差

国与国的战争暂时结束了，但广州的问题尚未解决，人们拒绝英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乡土士绅组织民兵在三元里打败过英国人，差一点就端了四方炮台，是满人钦差和汉奸知府迫使他们放弃胜利。现在要做的是阻止洋人进入广州，这是珠江三角洲绅民的共识，他们在内心呐喊着同一个声音——这是我们的广州！

旻宁将宗亲耆英派往广州，处理战后的外交事务。1842年耆英在南京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赴广东与璞鼎查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虎门条约》;1844年接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代表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代表签订《黄埔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签下来，西孟加拉鸦片洪流一般涌进国门，中国白银从烟馆哗哗泄出口岸。在广州的钦差耆英忐忑不安，唯恐自己被当地人视为汉奸。远离皇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练曾经像杀英国人一样屠杀汉奸，在这样的地方做最高长官，稍有不慎就会如琦善、奕山那般身败名裂。

耆英办差时变得诡秘乖张，不再当面与外国人谈判，而是让家仆张禧替他出场，还请旨赏张禧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清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述此事，说耆英这样做“太近儿戏”。在耆英看来他这样地“儿戏”，是为了不去看洋人骄横脸色，在弱势外交中表现东方智慧；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不出面让家仆代理，可以对关键问题进行模糊式处理，使外事文本中的某些用词和含义模糊不定，为日后谈判留有余地。模糊化是耆英的拿手好戏，他亲笔签署的《南京条约》中英文表达就不一致，英文本第二条规定，英国人享有居住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中文本写明，“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英文本规定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所有通商口岸的城镇地区；中文本则为中国同意英国外交官居住在5个通商口岸市区，包括商人、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在内的英国平民，只能居住在城外的港口。这样的文本模糊式表述造成条约某些部分具有不确定性，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为阻止英国商人进入广州市区贸易的正当理由。

英国商馆位于广州城外珠江边的一块狭长地带。久居城外的英国人按照他们理解的《南京条约》，准备进入广州市区贸易，把守城门的乡村民兵很不客气地把他们挡在城外，依据是同一个条约的中文本。当地士绅们认为广州是省城，是两广地区的政治中心而非贸易区，广州市区乃至乡村与英国商人毫无关系。双方都有文本依据，于是引起外交纠纷。当年被皇帝派往南京，在《南京条约》中文本和英文本上签字的钦差大臣，现在面无表情地坐在两广总督衙门，听任事态发展。总督知道出自他与英使之手的条约存在歧义，只是倘若追究起责任来，英使璞鼎查亦须担责，错不在他一人。

签署《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璞鼎查现任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他提出赴广州会晤昔日的谈判对手耆英，要求他履行条约制伏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暴徒，强悍的团勇关上城门把他拒之城外。“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于大吏”,“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¹。一边是强势的英国人，一边是不屈的团绅民兵，在他们的长久角力中，皇室宗亲把自己定位为代表中央政府调解中外冲突双方关系的仲裁者，以中立立场使得冲突双方谋求对己方有利的裁判。耆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中英战争时有官员提议让地方民兵进入沿岸炮台保卫长江，他上疏强烈反对，认为团练成员复杂，混杂顽劣之徒，坐食富户惹是生非，“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²但在广州时为利用民兵阻止英人入城，在官府颁布团练解散令后听任南海、番禺两地团练卷土重来。

总督很少按常规出牌，他的判决十分随意。1842年年底，一名中国小贩被英兵杀死，广州民众出城烧毁英国商馆，耆英代表官府道歉并答应赔款，将10名闹事者斩首，同时释放了有团练背景的闹事者，由此成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人。1843年7月，耆英宣布允许外国人进城，社学士绅发动民众请愿集会，耆英对璞鼎查说看来这事儿还得缓缓，等本地人情绪稳定下来再说，璞鼎查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就答应下来。旻宁密切关注广东局势，觉得耆英办差还算称他的心。总督以团练不服从管理的名义延迟开放广州城，英国人除了干着急无计可施，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845年璞鼎查退休回国。

新任驻华公使德庇时发誓解决英国人进城问题，他认为中英战争时英军把重点放在进攻北方而没能在三元里征服民兵是错误的，这也使得毫无契约精神的清政府把阻止英人入城的责任推诿给当地人。英国领事马额峨奉命与广州知府及南海、番禺知县谈判入城之事，地方官员依然如先前那样把责任推给乡村团练。1845年9月，英国领事再度施压，地方当局象征性地张贴同意英国人入城的告示，未能起到实际作用。马额峨致函耆英称，广州当局不履行条约让英人进入广州，伦敦将不会依据《南京条约》在1846年1月22日前归还舟山群岛和厦门鼓浪屿。英国人把球踢回到耆英手中，再不让英国人进入广州的后果是中国放弃这些岛屿。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英国依靠海上力量可以轻易地达到目的。总督不得不采取行动，1846年1月 13日颁布告示允许英人进城。广州士绅针锋相对，张贴告示扬言对进城洋人格杀勿论。1月15日，风传知府刘浔同意洋人进城，愤怒的民众涌进衙门烧掉他的官袍，刘浔逃到巡抚黄恩彤处避难。耆英、黄恩彤等唯恐受到攻击，表态说他们认为反洋人入城是爱国行为，蛮夷必须被阻挡在城外。此时总督接到圣旨，要求广东绅民善待远人，允许洋商进城从事贸易。耆英知道皇帝不想失去舟山群岛和鼓浪屿，权衡利弊后作出他的决定。

总督让团练打开城门，守城者坚持强硬立场，总督再次表示对局势无能为力，要求进城英人注意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人再次屈服，1846年3月11日拉上法国和美国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确保局面稳定之后，允许外国人进城才是安全可靠的。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告皇帝，广东官员已失去对团练的控制，强烈的排外意识与激烈的反洋行为或会使英军再次入侵中国。耆英辩称广州社学团练有公正士绅为之钤束，督抚并未对其失去控制权。

1846年7月8日，广州再次发生斗殴事件，英国商人射杀了3个中国人。总督衙门向英国外交官提出交涉，对方把过错推到中国人身上。广州绅民发誓报仇，对总督施加压力，说他若不能保护人民，他们就向皇帝控告他。社学团练开始召集民兵。广州城外商馆区弥漫惊恐不安的情绪，英国商人武装起来，请求伦敦提供军事保护。9月7日，装备14门大炮、4门可旋转小炮的三帆战舰“复仇”号驶抵广州商馆区码头，形势陡然紧张起来。驻华公使德庇时在最后时刻决定妥协，应耆英要求让英商赔偿二百银圆了结此案。

事件虽然平息下来，涉事双方都不满意，英国商界十分愤怒，广州绅民觉得官方出卖他们。零星的排外事件继续发生，外交大臣巴麦尊警告德庇时，再这样妥协下去英国将失去在华有利地位。事态继续发酵，1847年3月27日，6名英国人进入佛山，正在训练的团练认为他们是刺探军情的间谍，投掷石头驱赶他们。公使就此事提出抗议并要求惩罚暴徒，总督不同意。刚受到伦敦警告的公使毫不犹豫地下令报复，4月1日，达格拉将军指挥的英军突袭中国军队，虎门炮台很快被攻陷。另一支英军在商馆区登陆，封锁猪巷准备攻入城中。耆英再次娴熟地运用平衡术，下令对3名肇事团勇施以鞭刑，答应1849年4月6日让英国人进城。英国人再次妥协，同意把入城时间延迟两年。

鉴于不能入城贸易，英国商人要求广州在商馆区附近提供土地，便于他们建造仓库。地方官认为这是合理要求，同意拆迁猪巷居民用来出租的杂院供英商所用。猪巷拆迁工程1847年5月初开始，距虎门炮台被英军攻陷不到1个月，当地人敏感的神经再次被触碰，认为被英军打怕了的总督出卖他们的私产。小业主，租户和木匠、泥水匠的行会，出资购买武器组建团练，阻止官方拆迁人员进入猪巷，这是广州第一支城市民兵武装。市民们拿起武器为私人财产而战。事态在这年夏天平息下来，官府作了许多解释才让人们明白，英国人打算付钱租借土地作为货栈。广州英国商人也认为无须过度解读这次冲突，这只是由于租借少量土地发生的误会，商馆区无须过分恐慌。

这边的事刚平静下来，番禺、南海又出事了。商馆区过于促狭，市区又进不去，一些不甘寂寞的英国人就跑去郊野打猎。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当地人往往向他们投掷石子，把这些不守规矩的“番鬼”赶回珠江边。总督继续扮演第三方角色，劝告英国人尽量不要去到乡村，以免惹恼当地人受到伤害。到了1847年冬天，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6名英国人驾船进入南海县黄竹岐，用猎枪射杀水鸟，民兵听到枪声以为洋人入侵，敲锣聚众围捕他们。1847年12月8日，升平社学发出告示，抗议英国人侵入他们的地盘。公使德庇时得到的消息则是6名英国人被中国人杀死。美国学者魏斐德在所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描述受害者，“两名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被找到了，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公使馆命令所有外国人撤出商馆区住进商船，这是发动战争的信号。耆英清楚战争的后果，命令军队占领黄竹岐，逮捕杀死闯入者的团练，“4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15人被捕交付审判”。耆英以为他惯用的策略还会奏效，就黄竹岐事件写折子急送宫中，这回皇帝没有站在总督一边，他直接为广东绅民站台，军机处接到的圣谕是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耆英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位宗亲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1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七·耆英传》。

2 （清）耆英：《耆英奏议造炮架炮位设守当水陆并重团练只可劝民自为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五，第2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