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忠诚的阐释权

旻宁在下诏对英宣战的前一天，在闽浙总督吴文镕呈奏严防海口的折子上御批：“散去乡勇，赶紧设法团练。”

乡勇是官方招募的雇佣兵，作为帝国军事力量辅助部分，战时协助正规军作战，战后即予裁撤。旻宁质疑由军队和雇佣军构成的国防体系，认为雇佣军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宣战前夕命令将其解散。他的疑虑在战争中得到证实，林则徐招募雇佣兵组建的水勇队，在广州保卫战中并未发生作用，奕山赴福建招募雇佣兵重建的水勇队，在广州海域突袭战中全军覆没。地方团练则在战时发挥重要作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学民兵痛击英军，此时距帝国对英宣战仅一百多天。

中英战争终究以议和签约收局，这是旻宁不愿意看到的，个中情由他自以为清楚明了，总之是办差的奴才不争气，打仗的军队很怕死。当局对社学团练始终抱有警惕。1842年10月1日，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颁布解散团练令，宣布由英国挑起的战争已经结束，守卫广州的军队即将撤走，当地所有团练择日解散回家，军民均臻和平无废常业。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才1个月时间，两位知县就匆忙命令团练解散，决策之快令人诧异，究其原因是团练在战争中做大，团绅以社学武装控制基层社会，成为官府之外的小政府。士绅何玉成在三元里战前“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县，一日之内应者百乡，从者数万，地方长官居然事前一无所知，权力被架空者生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念，作出解散团练的决定。尤其令知县们不安的是，号召力这么强的社学团练是否有天地会背景，后者是遍及南方的反满秘密组织。

战时形成的社会基层力量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社学领袖认为他们负有抵抗外敌、清除汉奸、维持乡村秩序等使命。1841年5月三元里之战后，何玉成率先在番禺成立团练局；王韶光联络士绅高梁材建立东平公社即东平总社；1841年年底，南海举人李芳等组建升平社学即升平总社，设立石井团练局，仅这个团练局就下设15个到18个团练局。对于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社学武装，广东最高当局认为应予以保留，奕山、祁贡、怡良1841年奏告宫中，试图说服皇帝完全承认团练。奕山甚至在1842年1月举行公宴为团练筹集资金，这时南海、番禺两县团练民兵已达36000人。

与钦差督抚对团练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同，地方府县官员忧心忡忡，他们敏感地嗅到潜在的危险。受战后广泛散布的三元里英雄传说影响，汉人对满人政权充满敌意。1841年9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主持府试时被南海、番禺的士子们逐出考场，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毛笔，指责他在三元里之战中强令包围四方炮台的团练散去，声称“不考余汉奸试”。前来安抚的南海、番禺县令也遭到斥责，考生们情绪激烈地要求知府辞职，否则会把罢考进行到底。闹事者的背后站着士绅群体，余保纯为此被巡抚革职，北京改派易长华接任知府。发生在战时的这次罢考事件，距离1841年5月底的三元里之战一百多天，尽管何玉成等温和派团绅接受官方命令撤回包围炮台的团练，但激进派对此耿耿于怀，为此发动抗议活动。

这次罢考事件给南海、番禺知县内心留下阴影，他们决定在合适的时机解散团练，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譬如战后需要恢复日常秩序，首先要做的是解散控制在士绅手里的民兵组织。社学士绅则不肯轻易解散抵抗组织，他们认为战争并未结束。1842年9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南海、番禺县衙10月即贴出告示解散团练。社学士绅12月2日召开会议，质疑《南京条约》的合法性，这样的事发生在地方当局发布解散团练令之后，表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武装力量和基层社会治理权。一些温和派社学领袖按照地方当局的命令解散团练，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向官府提出重组团练的要求，王韶光、高梁材1842年10月宣布解散拥有9000名团练的东平公社，1843年初则又试图重开团练局。种种迹象都表明士绅集团在战后依然十分强势，地方政治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帝国统治权力失序初现端倪。

激进派不满清廷签订《南京条约》，把表示抗议的告示贴到广州城里。几名白人女性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进入珠江边的商馆地区，而清廷从未允许英国商人携带女眷进入贸易区。1842年12月7日，又有英军中的印度兵寻衅斗殴，用刀将一个广州小贩刺死，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英国商馆。何玉成奉祁贡命令率一千名团勇进城维稳，驻扎在小北校场。通过科考获得举人身份的何玉成对体制有着天然好感，他服从府县主官命令解散包围炮台的数万民兵，为三元里之战画上句号，给两广总督祁贡留下深刻印象。南海、番禺两地知县颁布的团练解散令被延期执行，祁贡还向宫中保奏何玉成。很快接到圣谕：“交将军伊里布妥为管束，如始终如一，再行会同督抚保奏。”皇帝没有对抗英团练领袖打开通往文官系统的口子，何玉成两年后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体制，1844年赴四川担任知县。另一位团练领袖王韶光亦考中进士去山西任知县，成为体制内低品阶官员。北京利用南方民兵抵抗英军只是权宜之计，帝国维持科举取士的用人制度，不允许乡绅以战功进入体制。

1843年夏天，皇帝颁发永远解散团练的圣谕，这个决定的推手居然是祁贡。总督忽然发现团练武装并不总是掌握在忠诚者手中，一些团总有可能成为帝国的敌人。他曾经热情地支持团练，允许数千名团勇驻守炮台，委托团练局在城乡巡逻盘查，战争结束后主张延迟解散团练，上折子称民兵还有用处，说依“臣等愚昧之见，总以为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¹。总督对团练的态度忽然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位从浙江来的监生钱江给他留下恶劣印象，此人自称参加过三元里之战，当地士绅苏朗荛便委托他管理团练，钱江挪用团费吃喝嫖赌，还以团董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求任命他为防务指挥官。总督愤怒地命令士兵逮捕他，经审讯获知此人曾参与1842年12月火烧英国商馆事件。祁贡现在知道办团士绅并不总像何玉成这样忠诚，许多人如苏朗荛那样地不负责任，把民兵交给钱江这样的歹徒指挥。团练过度扩招人员混杂，兵痞无赖混迹其中，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正当性。

旻宁早在1842年3月就考虑解散南方团练，因奕山、祁贡未能组织起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兵在广东相机对英寻战以呼应浙东战役。奕山战败以白银赎广州城，旻宁未曾深责，期待这位族亲奋起再战，促使在浙江作战的英国舰队南撤，以策应在浙江作战的另一位族亲奕经，使后者在浙东歼灭英军主力。奕山麾下无可战军队，唯有动员地方民兵参战，旻宁毫不犹豫地颁旨普设团练。奕山决定由广州大佛寺士绅公议局招募水勇，各县社学团练亦积极备战，选择适当时机夜袭驻港英军，届时香港的华人苦力和仆佣也加入进来，一举摧毁英军驻港基地，逼迫部分东进英军后撤，以利于浙东会战。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经费，户部拿不出太多白银，祁贡让大佛寺士绅公议局解决这个难题。书院士绅大多主战，对官府劝退包围炮台的三元里民兵耿耿于怀，总督希望他们在创作反英诗歌的同时，能在军事斗争中有所作为。大佛寺公议局获得审批并争取到监管珠江三角洲下游沙滩的开发的优惠政策，上层士绅集团可以团练机构的名义发放土地使用证，公议局对土地使用者收取年费来支付水勇经费。书院士绅原本就拥有大量土地，战争又让他们垄断了三角洲处女地的开垦权和租赁权，使他们的生活越发富裕。

浙东清军按计划在1842年3月上旬发起总攻，英国战舰钉子一般钉在海面，毫无调头南返的动向。数百门大口径舰炮对准清兵齐射，像无数只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被打蒙溃散逃命的中国士兵。倘若广东团练进攻香港英军，部分英舰为保护后方南撤，浙东战役或不至于如此难堪，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皇帝亲自策划的大会战终告失败。数万清军分三路发起总攻前，紫禁城城门为宫中信使洞开，沿途所有驿站备足草料，圣旨一道接一道六百里送到钦差和总督手中，但他们所在的广州战区却杳无音信，随即四万清兵被英军歼灭在东海边。远征舰队继续北上，攻陷吴淞血洗镇江，驶抵南京下关登陆燕子矶，耆英登上英国军舰签署《南京条约》。旻宁拍案拟谕质问奕山，广东为何置身事外？奕山喏喏奏称珠江防线尚未巩固，部署停当方可攻击香港。这是他的搪塞之词，实情是当地团练的抵抗具有区域意识，民兵不会越过县域出海攻击英国人，他们与旻宁不同，对后者而言普天下皆为皇土。解散南方团练的想法，其实那时已开始在皇帝心中酝酿。

1 （清）祁贡：《祁贡等又奏团练乡兵于粤省情形相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七，第2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