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运动
不对外部势力妥协是汉人英雄的基本特征,其对照物是满人大臣将领,后者因战败居于鄙视链顶端。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是住在广州城里的买办商绅,相对于居住在乡间的耕读世家,他们一直以来处于道德低洼,战争放大了两者之间的伦理距离。与城市书院士绅、乡村社学士绅不同,从事对外贸易的公行商绅与外国商人有共同利益,行商们甚至请求林则徐不要对英开战,以免影响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林则徐对此非常愤怒,认定他们为商业利益出卖国家。义律为了拉拢这些中国商人,宣称中英战争时期广州口岸的贸易仍可照常进行。义律挑唆广州商民与官府对立,张贴布告称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那些驻扎在广州的外省军队才是广州市民真正的祸害,他们破坏了广州的城市秩序和营商环境。义律清楚儒教传统深入城市书院和乡村社学,儒学士绅一向鄙视买办商绅,尽管行商们向官府捐纳白银换取职衔品级,极力过着具有中式文化特色的精致生活;但儒学士绅与捐纳买办商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存在巨大分歧,前者固守重农主义的儒学传统,后者与外部世界保持互动,被前者视为唯利是图毫无操守的夷奴,就是这类商人使广州沦为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商业城市。
农耕文明捍卫者对广州过度喧嚣的商业活动怨恨已久,这些反城市主义者和林则徐一样,认为行商过度牟利毫无底线导致社会无信无义。林则徐对广州行商恨之入骨,把广州的所有外贸商人都归于“汉奸”之列,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效尤。他于1839年12月宣布禁止与英国通商,十三行富绅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成为他选中的祭物。伍秉鉴、伍崇曜父子主持的怡和商行,以出口茶叶到美国而发迹,和英国鸦片商威廉·渣甸、查顿·马地臣的渣甸洋行和美国鸦片商塞缪尔·罗素的旗昌洋行业务关系密切,与英国外交官义律亦有来往。林则徐专门提到伍崇曜:“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以内回禀,一边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1林则徐把行商买办视为汉奸,实际操作中则留有余地,在打压的同时争取让他们提供军费,英国远征舰队1840年6月封锁珠江口,伍秉鉴父子会同十三行行商捐出大量白银修缮炮台铸造铁炮,还建造战船供清军使用。
林则徐为打赢英军组建水勇队,称“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2这是一笔很大的军费开支,仅军饷、养家费年支出就达72万银圆,武器、训练经费等开支更大,林钦差把这些费用全都摊派到行商和盐商、潮商头上。水勇队用于突袭英军大型舰船,林则徐把海洋想象为陆地,期待创造一剑封喉式奇迹。实现奇迹须靠他招募的水勇,这些雇佣兵多为横行洋面的海盗、捕鱼为生的渔民、居于水屋的疍户。林钦差流水一般花出大把银子后,亲临狮子洋校阅他寄予厚望的雇佣军,完整地观赏极其壮观的海上演习后,对怀有独门绝技的雇佣兵甚为满意,写折子报告皇帝说水勇已经练成,他们“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与水师官兵一体演试,均尚可观”。3
即使亲手打造了这支部队,林则徐依然怀有戒心,尤其对他招来的疍户即水上无业居民充满警惕。广东地少人多住房困难,仅广州一地就有近10万人以船为屋居于水上,被当地人称作疍户。疍户多为来历不明的底层贱民,按清律不得参加科考。一些疍户为维持生计,受雇去外国商船做差役、家佣,官府为禁烟不许华人贩卖食物给船上的英国人,疍户中有人违反命令暗中贩卖违禁品。林则徐知道这些情况,权衡利弊后仍然把这些人招募到水勇队,他在密折中向皇帝报告,“唯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被其勾作汉奸”,唯恐水上居民为英国人所用。为防雇佣兵战时生变,水勇队“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以清军低级军官监控雇佣兵。林则徐还告诉旻宁他对疍户慎之又慎,“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戚”。4
琦善比前任林则徐更加警惕汉奸,到广州后即下令裁撤水勇部队。他在折子上写道:“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大兵经过,势不能无风声,汉奸即早为走漏消息,该夷必先肆猖狂”。5奕山到广东指挥军事,也认为粤省遍地汉奸,“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6他招募福建雇佣兵组建水勇部队,不让广东人参与,称“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7浙东战场总指挥奕经也为汉奸之事寝食不安,上折子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8这样的惶恐蔓延到满人旗军驻守的各个城市,1942年3月,英军进入长江攻至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认定粤闽浙连战连败,皆因汉人通敌所致,于是大肆搜捕汉奸,镇江一时间“布满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海龄还纵使所部旗兵和青州旗兵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1842年7月21日,英军轰毁镇江城墙,海龄率二千部众冒死巷战,青州兵四百人全部战死,海龄引火自杀,妻子孙子同时罹难。满人血拼到这种地步,当地汉人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英国人和满洲人都是夷族外人。
时值晚清,满汉种族矛盾乃至种族仇恨依然存在。满人指定汉奸的尺度具有种族倾向,汉人身份是判断为汉奸的基本标准。汉人认定汉奸的标准则广泛许多,只要对夷妥协就会被指责为通敌,签订和约的爱新觉罗族人、捐献广州赎城费的行商等都是叛国者。汉奸的概念越来越广泛,外省来粤参战官兵遇到本地百姓指称其为汉奸,目的是使自己抢夺其财物的恶行具有正当性;患有梅毒的清军官兵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难以治愈的性病随之传播到乡村,南海、番禺的社学团练袭击这些军人,骂这些寻欢作乐者是汉奸。
战时的帝国确有中国人站在英军一边,或做向导引路或攻击清军。大角炮台之战,英军“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沙角炮台之战,“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9汉奸不限于广东,浙东战场也时常出现他们的身影,浙江巡抚刘韵珂奏告,英军攻城略地多由“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反为熟悉”10。江苏巡抚程矞采奏告,浙东乍浦之战中有闽人冒充乡勇,引导英军攻击守军。皇帝严谕浙江官员警惕汉奸,“浙江省义勇沙民,人数既多,即难保无匪徒溷迹其中,必应稽查周防,勿堕诡计”。11
战争结束之时,便是严惩卖国者之始。卖国者人数如此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珠江三角洲的民兵“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二百余名所谓的‘汉奸’被杀害”。12参加三元里之战的103个乡的乡民团勇全都投入锄奸运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被处死的汉奸无以数计,满人统治者坐观汉人屠杀汉人的疯狂场景,以这场血腥围捕证明并非满人跪舔洋夷,真正的汉奸在汉人中,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汉人。
1 (清)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2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4页。
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4 (清)林则徐:《覆议团练水勇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881—882页。
5 (清)琦善:《琦善奏义律缴还炮台船只并沥陈不堪作战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二,第777页。
6 (清)奕山:《奕山等又奏察看粤省并筹防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七,第994页。
7 (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84页。
8 (清)奕经:《奕经等奏接仗不利长溪岭等营盘被焚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四,第1669页。
9 (清)梁松年:《英夷入粤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45页。
10 (清)刘韵珂:《刘韵珂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四,第1680页。
11 (清)旻宁:《谕刘韵珂密防义勇沙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九,第1474页。
12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