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与凡例

朱熹研究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镇。在朱熹研究中, 书信材料占据重要位置; 而在超过2000 通的朱熹书信中, 朱熹与张栻的往来书信又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

朱熹、张栻往来书信, 在数量和内容两方面, 于宋代理学家书信中都极为突出。在数量方面, 虽然朱熹和许多学者有书信往来、甚至论辩, 如朱陆无极太极之辩、朱陈王霸义利之辩, 但留存至今的, 朱熹致陆九渊的书信仅6 通, 致陈亮的也不过16 通; 而朱熹致张栻的书信则多达54通, 张栻致朱熹的书信也有74 通。¹ 在内容方面, 朱熹、张栻往来书信, 关系到南宋闽学和湖湘学两大理学学派间的碰撞, 也关系到朱熹学术生涯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中和新旧说”的形成。可以说, 朱熹最终建构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想体系, 并集北宋理学之大成而成为南宋理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与他和张栻之间的切磋论辩密不可分。

正由于此, 学界对于朱熹书信, 在系年和义理两方面, 都有长期和深入的研究。系年方面, 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 (1989、 2007)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2001、2014) , 可谓朱熹书信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 对于朱子学研究都有着基础性的价值。近年来, 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2017) 和郭齐、尹波《朱熹文集编年评注》 (2019) , 也对相关内容有所增补。而杨世文《张栻朱熹书信编年考证》 (2015) 和任仁仁、顾宏义《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2018) 则对张栻书信的系年多有探讨。系年之外, 学者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也有深入的研究。朱子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等, 在分析朱熹义理时, 颇多篇幅都是围绕朱熹、张栻往来书信。某种意义上, 牟宗三先生《心体与性体》专论朱熹的下册, 逾半篇幅就是对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疏证与研究。

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研究, 仍然有可推进之处。以研究最为成熟的系年而言, 虽然学者对于多数书信都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也有一部分关键书信未能达成共识, 或者学界以为是定论的关键书信也有重新商榷的余地。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的义理,学界已有深入研究, 但是鉴于理学研究的特质, 往往各家自有说法, 就理学研究而言, 不易也不宜勉强折中。然而, 对于非持特定理学观念的读者、研究者而言, 在理解书信本义方面就造成了相当的门槛。如牟宗三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研究, 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典范, 但牟宗三的诠释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颇难把握和利用。另外, 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还有义理之外的诸多内容, 如涉及朱熹等理学家对于政治的看法、理学家的人际网络等, 在过往的理学史研究中, 往往有所忽略。

在东亚三国中, 韩日对于朱熹文献的整理, 与中国大陆颇有不同的取向。如朝鲜性理学自李退溪开始, 便致力于对朱熹文献的二次整理和疏证。仅《朱子文集》, 就有上百种注疏本, 其中栗谷一系学者如宋时烈《朱子大全劄疑》、金昌协《朱子大全劄疑问目》、金迈淳《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补》, 便是几代学者接力完成,并最终由李恒老《朱子大全劄疑辑补》集数百年朝鲜朱子文献整理之大成。《朱子大全劄疑辑补》完稿后, 百年来一直以手稿形式存在, 至20世纪80年代, 方才影印出版。近年来, 日本学界在译注朱熹文献时多有利用, 而中国大陆罕有学者留意到此书的价值。²

日本学界一直有译注朱熹文献的传统。过去几十年, 更是以共同读书班的方式, 致力于对朱熹的诗歌、文集、语类做通盘的译注。几十年来分卷出版的《〈朱子语类〉 译注》和《朱子绝句全译注》以及一部分单独发表的《朱子文集》的译注, 尤其值得借鉴。由于“译注”体例的特殊要求, 日本学界更注重对文本做全面而直接的译注。

相较而言, 中国学者由于母语优势, 不需要如日韩学者一样,解决文本译注方面的问题, 可以更多地将精力直接投入到相关议题的研究中。但如果缺乏对于文本全面、准确、精细的理解, 研究也容易出现偏差, 甚至根本性的硬伤。近年来, 中国学者虽有如田丰所撰《朱陈王霸之辨义疏》 ( 2019 ) , 但整体而言, 致力于朱熹书信“义疏”“疏证”“笺注”等基础性工作的研究者和论著, 尚逊色于日韩学界。这也是本书致力于以“疏证”这一较为朴素的方式处理朱熹、张栻往来书信的原因之一。若比较日韩学者对于朱熹文献的基础整理工作, 大体而言, 日本学界因“译注”体例的原因, 更注重文本的直译、用典的说明, 较少处理义理,而历史上的朝鲜性理学者则两方面都有侧重。就本书而言, 作为中国学者, 自然也会处理相当多的义理问题, 这也是本书“研究”之名的用意所在。

关于本书体例, 说明如下:

一, 为建立学界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 乃至今后朱熹书信整体研究的统一标识, 本书将朱熹致张栻书信, 统一简称为Z, 其中第一通书信, 则为Z1, 依次类推; 而将张栻致朱熹书信, 统一简称为S, 同理, 第一通书信则为S1, 依次类推。编号之外, 另取书信正文起首文字为标识, 以便读者覆核; 若书信原题自带相关重要信息, 亦一并纳入, 分置不同括号内。因为本书频繁对比各书信之间的联系, 有此编号可供清晰识别, 行文中对于这些往来书信, 不再另行标注相关卷次、页码等出处信息。

对于朱熹、张栻书信的编号, 本书在尊重学界已有不成文规则的前提下, 稍作调整。学界对于朱熹致张栻的一部分书信, 已有较为默契的标识编号。如朱熹与张栻论学书信, 位于《朱子文集》卷三〇至卷三二, 其中如朱熹“中和旧说”中关键性的“人自有生四书”, 分别位于卷三〇和卷三二。学者多会打破卷次限制, 直接称此四封书信为朱熹致张栻第三、第四、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书。但实际上, 在《朱子文集》卷二四、卷二五, 还有五通朱熹致张栻书信。因此, 本书将朱熹与张栻往来问学书信, 以Z加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 而将朱熹与张栻讨论时事出处的五通书信, 以Z加英文小写字母进行编号, 即Za至Ze。

二, 作为中国学者的疏证与研究, 本书的着重点与韩日学者稍有不同。如对于较为常见、具备一般文史知识的母语读者即可理解的文言、出典, 本书不再加以说明。相较于先秦经典的出注,本书更侧重解释对于朱熹、张栻而言的理学史内部的渊源。本书并不致力于完全吸收韩日朱熹文献整理工作的成果, 这既超出了本人的能力, 当下而言也无此必要, 如韩国学者对于义理的某些诠释, 与朝鲜性理学史内部的论辩相关, 而与朱熹文献的本义稍有距离。中、韩、日对于朱熹文献整理, 各有不同的需求, 因此使用者若想在东亚儒学的视域下对朱熹文献有更为综合、多元的把握, 仍然需要将中、日、韩三国文献进行适当的比对。

三, 本书并未对朱熹、张栻全部往来书信做均质的疏证与研究。对于朱熹、张栻往来书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即宋孝宗乾道二年 (1166) 至淳熙元年 ( 1174 ) 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中说、仁说、心说, 以及如程集改定、赴金求陵寝地等书信, 本书用力较多。而淳熙二年 ( 1175 ) 后, 张栻再次辗转任职, 其致朱熹之书信, 大多罕有朱熹回函, 颇难进行相应的疏证与研究, 因此本书多有省简。另外, 部分“问答”性质的书信, 篇幅颇长而适宜疏证的内容有限, 本书也多从略。

四, 部分书信系年虽可确定在某一年, 但具体月份难以确定,此类书信如主题相近则置于一处, 以便于读者整体把握。

五, 本书所用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年所刊《朱子全书》 (修订版) 和中华书局2015年所刊《张栻集》 , 但标点方面随文偶有调整。

1 当然, 具体书信数量学界或有不同看法。如张栻致朱熹第三十书 (晦叔留此旬余), 或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两封相隔数年的书信误编在一处。又如《张栻集》中, 张栻致朱熹书信, 多位于卷二〇至卷二五这六卷中,但在卷三〇“答问”中, 另有一通与朱熹问答体例的“书信”。严格来说, 这一“问答”体例的文字并非书信, 而多是宋人通书时所附“别纸”中的一种类型。而在朱子文集中, 与张栻的此类问答, 则径直被收入朱熹与张栻问学书信所在的卷三〇至卷三二中, 不再另行区分书信与所附问答。同时, 朱子文集的编纂体例, 将“时事出处”和“往来问学”两种类型的书信区别对待, 而朱熹致张栻书信中, 另有五通非常重要的讨论“时事出处”的书信, 被单独置于卷二四、卷二五中。

2 郭齐、尹波编撰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留意到《朱子大全劄疑辑补》,但限于体例较少采用。据悉,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殷慧教授已初步完成此书的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