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态社会学（1）：知识进化三阶段规律

动态社会学的任务则是探讨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及其机制。孔德认为，要想使这样一种探讨像在其他科学领域那样成为一种实证科学性质的探讨，那么，除了在研究方法上要让观察比想象占据优势之外，还“一方面，应当认为社会组织与文明的状态有密切联系，并且取决于文明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文明的发展是有以事物的本性为基础的固定规律可循的”¹。“在考察社会组织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文明状态，并且应当把它看成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²孔德说，他所谓的“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明的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而在这两个方面或领域，更为根本的是前一方面或领域，即人类理性或精神的发展，因为正是它决定了社会活动的目的。因此，探讨人类理性或精神状态的变化过程及其规律，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孔德动态社会学的一个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实证政治体系》《论实证精神》等主要著述中都论述了其著名的“人类认识演变的三阶段规律”。按照这一“三阶段规律”学说，“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⁴。

神学阶段知识的基本特点是：“我们全部思辨都本能地对那些最不可解决的问题、对那些最无法进行任何根本性探索的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偏爱”；人们“贪婪地、近乎偏执地去探求万物的本源，探索引起其注意的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始因和终因）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一句话，就是探求绝对的知识”。⁵此外，在神学阶段，人们还倾向于用“神”一类的超自然因素来解释万物的产生和变化。

形而上学阶段知识的主要特点是：“主要的思辨依然保留着习惯倾向于绝对知识的基本性质，只是解答办法有了明显变化，更宜于推动实证观念的发展。事实上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但形而上学并不运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后者真正有特色的应用常常可以用本体论的名义称之。……这些实体的历史效用直接归因于其不明显的性质：因为在每一形而上的存在物中，人可以随其意愿或是看到超自然力量的真正表现或是看到被考察现象单纯的抽象支配地位，视其是否更接近于神学状态抑或更接近于实证状态而定。这样，再不是纯粹的想象居于操纵地位，也不是实在的观察凌驾一切，而是推理获得充分的展开，并隐约地酝酿着真正的科学运作。”⁶在形而上学知识中，“由于存在着热衷于推论而不是热衷于观察的顽固倾向，思辨的成分一开始就被过分夸大；形而上学精神，在所有方面，通常便都以这种倾向为其特征，即便在最杰出的人物当中也是如此”。这种知识拥有的是“一套相当灵活的观念，全无神学体系所长期固有的稳定性”⁷。

实证科学阶段知识的主要特点是：人们已经意识到“初期哲学（无论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固有的根本无用的含糊而武断的解释，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而把力量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被接受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自此以后，思辨逻辑作为一项基本规则承认：凡是不能严格缩简为某个事实（特殊事实或普遍事实）简单陈述的任何命题都不可能具有实在的清晰含义。它使用的原则不外乎是真正的事实，只是更为普遍、更加抽象罢了。上述原则应该成为一般事实的纽带。况且，不论发现这些原则的方式如何，是推理的或是实验的，其科学效能总是在于与所观察的现象直接或间接相符。于是，纯粹的想象便无可挽回地失却从前的精神优势，而必然服从于观察，从而达到完全正常的逻辑状态”。“简言之，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实证科学“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不管是微末的或重大的效应，不管是撞击或是重力，也无论是思想或道德，我们实际上只能了解它们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而永远不会了解它们产生的奥秘”。⁸

在《论实证精神》一书中，孔德更为具体地说明了他所说的“实证哲学（或科学）”短语中“实证”一词的含义。他说：“首先，考虑到在其最古老、最通常的词义里，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就这方面来说，它完全符合新的哲学精神；新哲学特征是一贯注重研究我们的智慧真正能及的事物，而总是撇开其童稚时期主要关心的无法渗透的神秘。在第二个含义上，与前面的含义相近，但并不相同，它表示有用与无用的对比；它在哲学上提示着，一切健全思辨的必然使命都是为了不断改善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现实境况，而不是徒然满足那不结果实的好奇心。按第三个常用的含义，这个巧妙的词经常用于表示肯定与犹疑的对立。它也表明，这么一种哲学有着别具特色的能力，善于自发地在个体中建立合乎逻辑的和谐，在整个群体中促成精神的一致，而不像古老的精神状态，必然引起无穷的疑惑和无尽的争论。第四个通常的含义主要在于以精确对照模糊，它常常跟前一含义相混。精确的含义使人想起真正哲学精神的恒久倾向，即处处都要赢得与现象的性质相协调并符合我们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确度；而旧的推论方式必然导致模糊的主张，那只有凭借基于超自然权威的经常强制才构成一个不可缺的科目。”“最后，应当特别注意此词的第五种用法，它虽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但不如其他含义常用；这时，人们把实证一词作为否定的反义词来用。从这方面来看，它表示着现代真正哲学的一个突出的属性，同时表明，就其性质来说，它的使命主要是组织，而不是破坏。……这种哲学，由于通常不偏不倚，对每一种见解都更公正，更能宽容，而其反对者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它坚持从历史角度去衡量不同见解的各自影响、持续的条件以及衰落的缘由，决不作任何绝对的否定，即便涉及与优秀民族中人类理性现状极不相容的学说也是如此。……就学理方面来说，它明确主张：我们想象中的随便什么观念，当其性质令任何观察都必然无法触及的时候，那就不可能作出真正决定性的否定或肯定。”⁹简而言之，所谓“实证”的知识，就是真实、有用、肯定、精确和公正的知识。由此（尤其是上述最后一个特征）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实证知识的相对性。和神学与形而上学知识不同，实证科学不承认任何永远有效的教条式真理，坚持人类的认识是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一切对存在本质，对存在的最初和最终原因的研究都必定是绝对化的，而对现象规律的研究则必定是相对的，因为这种研究假定，即使精确的现实永远无法被充分揭示出来，只要观察方法在逐渐改进，人们的思维就会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¹⁰

事实上，孔德心目中所谓的“实证科学”，就是进入现代时期后西方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按照孔德的理解，这种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首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验科学，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观察、实验和比较，其目的则是把握支配着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并通过对这些客观规律的把握来预测未来。“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¹¹

孔德认为，从神学知识到形而上学知识再到实证知识的演变，是一个合理的、必然的进化过程。他指出，人类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必然是神学性的。从我们今天的知识立场来看，神学知识似乎难以理喻，但它与我们智力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完全适应的。一方面，“我们都有此倾向：拿我们自己所制造的现象与所有任何现象相比拟，从而将人类的模式到处移置。这样一来，我们凭借着对各种现象的即时直觉，便开始以为对这些现象有了相当的认识”。神学知识就是这种倾向系统发展的结果。¹²另一方面，人类自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对思辨观念的需要。“虽然现代人不得不明确宣布：除非有充分的适当观察作为辅助，不然就无法建立起任何坚实的理论，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如果缺乏某种既定的思辨观念作一贯的指引，那么人的才智就绝不可能组织甚至不可能收集必不可缺的材料。”¹³在人类尚没有任何经过长期酝酿的可靠知识体系的情况下，这种凭直觉本能推动而产生的神学知识系统很自然就成为人们最容易接受的知识系统，而不管这种知识显得多么虚幻。“这就是神学原则的独到之处。没有这些原则，人们就定会确信，我们的智慧永远无法摆脱最初的混沌状态，而唯有神学原则，通过对思辨活动的指引，才能够逐渐准备更为完善的逻辑体系。”¹⁴此外，追求绝对知识也是所有“智力开发不足的人”的一种特征。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智力开发不足的人”仍然坚持对日常的问题寻求即时的、全面的答案。只有经过漫长的艰苦探索，人们才有可能认识到这种追求的虚妄性，才有可能约束自己的愿望，将自己的知识探索限定在有限但能够为我们的观察所精确加以判断的范围。

尽管如此，神学知识终归会被人们所抛弃。神学知识的超验性质终归会与人们通过长期经验所获得的一些知识相矛盾；神学知识的教条性质也必然会与人类精神当中固有的要求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倾向相冲突。因此，它最终会被一种更为符合人们需要的知识形态所代替。不过，虽然最符合人类需要的知识形态是实证知识，但实证知识并不能直接从神学知识当中产生。在神学知识和实证知识之间，必然要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知识不再用超自然因素而是用自然因素本身来解释自然事物的起源和变化。这种思维方式打破了神学权威及其教条对人类精神活动的约束，推动了人类理性精神的发展，因而“隐约地酝酿着真正的科学运作”。但形而上学一方面继续追求一些绝对的知识，另一方面只热衷于运用抽象推理而不是经验观察的手段来获取知识，这就使得形而上学知识具有一种模棱两可、无法最终确证其真伪的性质，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永无休止的理论争论和冲突。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中，人们在两千年前对存在提出的各种疑问到今天仍然会持续存留下去，因为它不可能提供任何确定性的证据来消除这些疑问。形而上学知识的这种含糊性质显然和我们人类在精神和实践方面对确定性的要求相矛盾，因而它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更具确定性的实证科学知识所代替。实证科学知识，既能够为我们提供确切的知识，又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质，从而既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和实践活动在确定性方面的内在需要，又能够为人类精神和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提供持续的空间和动力。因此，它可以相对更好地满足“秩序和进步”这两方面的要求，从而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知识形态。

孔德坚信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他将人类的知识领域划分为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六个领域。这几个领域依其对象的性质而形成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完整的、连续的知识体系。其中每一个在前的知识领域都为紧接在后的知识领域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但并不能将在后的知识领域归结为在前的知识领域；每一个在后的知识领域则都进一步把知识导向“认识人类”这个知识的最终目标。由此，孔德认为，无论是在知识进化的哪一个阶段，这几个知识领域在基本精神上都必然是一致的。他批评某些人一方面“承认古代人不遵从神学模式就无法对简单问题进行哲理探究”，而另一方面却不承认古人对社会现象的探索也必然要采用类似的思维模式，指出这种立场是“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¹⁵同样，他也认为，无论哪一个领域的知识都必然要经历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科学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那种认为实证科学方法只适用于某些研究领域，而不适用于另一些研究领域的看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当然，必须再次重申，这种统一只是方法上的而不是内容上的，那种试图将所有的现象都统一（或还原）为几个最基本的规律的做法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例如，人类社会或集体现象就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人类个体现象，用后者去解释前者，而必须被当作一种与后者完全不同的现象来加以研究。“绝对需要把人类的集体现象的研究同个人现象的研究分开”¹⁶;“必须把政治科学看成是特殊的物理学。这种物理学以直接观察有关人类的集体发展的现象为基础”¹⁷。同样，将生物现象还原为无生物现象，用后者的规律来解释前者也是错误的。“最近两个世纪中为谋求对自然作通盘解释而进行的所有尝试所得的结果是，令人对这样的做法彻底失去信心，自此，只有智力低下的人才继续去做。对外部世界的合理探索表明，世界的连带关系比我们知性所设想或希望的松弛得多”;“由于各种基本现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千差万别，我们的科学肯定无法达到全面的系统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只寻求从总体上考虑的实证方法的统一，而不企求真正科学上的统一”。¹⁸

然而，尽管如此，各个知识领域进化的速率却是完全不同的。由于人们的认识总是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过程，因此，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对简单的领域，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科学的转变，相对而言也总是要早于那些研究对象的性质相对复杂的领域。“实证精神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中，大体从低级学科逐渐扩展到高级学科。”¹⁹按孔德的看法，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都是一些孤立的现象，采用简单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进行研究。生物和社会则都是由不同成分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对于这种有机整体，无论是就整体本身而言，还是就其成分而言，都不能脱离整体本身来加以认识，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综合方法来进行研究。“如果把社会分割为若干部分而分别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对社会的条件和社会的运动进行科学的研究。”正确研究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借助于整体的系统去观察各个成分。……在研究非有机体的学科中，我们对成分的了解要比对各个成分组成的整体的了解清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简单事物出发，进而研究复杂事物。但要研究人和社会，就必须使用相反的方法”。²⁰因此，生物学和社会学走向实证科学的道路必然要比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更为艰难一些。不仅如此，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区别：有些高等动物虽然也以社会形式生存，但这些社会并不像人类社会那样建立在特定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因而可以通过对个体动物的研究来理解其社会生活，而无须在对其社会生活的研究和个体现象的研究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无须对其社会生活进行专门的研究。人类社会则不同。人类社会是以文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即使最初的社会状况可以直接以个体的生物属性来加以解释，但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的特性离人类的生物特性就越来越远，越来越不能以个体生物属性来加以解释，而必须对社会有机体本身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文明进行独立的研究和解释才行。“绝对需要把人类的集体现象的研究同个人现象的研究分开，……如果试图取消这个不可或缺的区分，就会犯下一个虽然不太严重但与真正的生理学家应当反对的下述错误类似的错误：认为生物研究是无生物研究的结果和附属。”²¹显然，作为一个比生物现象更为复杂的领域，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难度要比对生物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更大。这样，除了数学按其本性天然具有“唯理实证论”性质之外，天文学就是最早完成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转变的知识领域，然后依次将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孔德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大致完成了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的转变。在生物学领域中，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而社会研究则仍然置身于实证科学体系之外。这种知识进化过程的不平衡，尤其是社会研究领域向实证科学转变的滞后，正是当时西方社会动荡不安、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0页。

2 同上书，第173页。

3 同上书，第170页。

4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1页。

5 同上书，第2页。

6 同上书，第6—7页。

7 同上书，第6页。

8 参见孔德：《论实证精神》，第9—10页。

9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29—31页。

10 转引自科瑟（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括注人名为本书使用译名，下同。

11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12页。

12 同上书，第2页。

13 同上书，第4页。

14 同上书，第5页。

15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6页。

16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221页。

17 同上书，第222页。

18 孔德：《论实证精神》，第16—17页。

19 同上书，第73页。

20 转引自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第9页。

21 孔德：《实证政治体系》，载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