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潼读《苏东坡传》
张潇潼 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外国语藤飞学校，初二年级学生。从小喜欢听历史故事、逛博物馆。小学三年级开始加入北京青少年志愿服务团体，开启了博物馆的志愿讲解服务。喜欢画画、跳舞，热爱马术运动。
张潇潼读《苏东坡传》
如果让我推选一位中国历史上最受全民喜爱的文人，那一定非苏轼—东坡先生莫属。这位约一千年前的古人总让人由衷钦佩。人们仰慕他的才华，羡慕他的达观，喜爱他身上的烟火气。
《苏东坡传》是我小学语文老师推荐的书。作者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学者、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长篇作品《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在1944年、1972年、1973年和1975年先后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把英文“humour”音译为“幽默”，创造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舶来语。加之他平日里一向以童心未泯自况，遂被后人称为“幽默大师”。
1936年，林语堂偕全家赴美，带了许多有关苏东坡的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更有文：“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前后花了3年时间来完成《苏东坡传》，这也是他颇为偏爱的一部作品。《苏东坡传》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吴晗的《朱元璋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并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
《苏东坡传》全书以英文书写而成，由张振玉先生翻译。这本书的英文书名为 e Gay Genius。看英文书名就能感受到林语堂先生的诙谐幽默和对苏东坡的偏爱。用“天才”来形容一个人，绝对是最高的赞誉！
自古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我觉得林语堂对苏轼的感情也是这样。林语堂以写作为乐，苏东坡亦是如此。苏东坡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表述：“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林语堂在为此书作序时也表述：“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只有同为灵魂有趣的人才会发现对方身上的亮点，倍加欣赏，不惜书尽赞美之词！
通过林语堂先生的描写，我对东坡先生有了更立体的认识。之前，在我简浅的认知里，他是一位文学家、书法家、生活家（苏轼是东坡肉的发明者）。苏轼的词，百读不厌，并有许多经典名篇流传于世，数百年来一直为后人传颂。读完这本书，我发现作者赋予他许多标签，例如“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瑜伽术的修炼者”“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饮酒成癖者”“心肠慈悲的法官”“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月下的漫步者”“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等等。世间居然有这么一个人能同时被冠以那么多身份，且每一个身份都实至名归。真可谓：“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林语堂先生在这本书里将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分为童年与青年、壮年、老年、流放岁月4个部分。通过阅读，我也把全书概括为4个板块来介绍苏东坡先生的生平。
第一部分：少年得志，名动京师
苏轼出生于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的名字是父亲取的。“轼”指的是一辆车最前面那根供人扶靠的把手，有貌似可有可无，实则不可或缺之意。回顾他的一生，果然是人如其名，他在许多领域都是不可或缺的。苏轼字子瞻，取其登高望远之意。有道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给孩子取名的事情上，古往今来的父母都是一样的。
苏轼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祖父是苏序。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茔而得名。苏洵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年少时并没有勤耕苦读，而是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子。直到27岁，才突然幡然醒悟，开始发愤读书。《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说的就是这位苏洵—苏老泉！也正是他彻悟后的发愤图强，奠定了日后好的家风，由此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父子三人一同赴京赶考一时也传为佳话。唐宋八大家，仅苏家就占了三席。后人称道：“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儿子们的风头并没有盖过父亲，足见父亲文学底蕴的深厚。
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47岁的苏洵带着19岁的苏轼和17岁的苏辙一同进京赶考。嘉祐二年（1057年），兄弟二人同榜考中进士。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位列第五。宋仁宗大喜道：“我一下子寻得了两位具备宰相之才的人。”考试的主考官是文学泰斗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当时他俩正在试图进行诗文革新。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立意新颖，追古论今。文章中“为政的宽与简”的言论，正是苏东坡初入政坛的基本观点。文中有些典故居然连两位主考官都没有读过，一下子把他们镇住了。欧阳修在称赞之余心里非常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但是当时考生作答都是隐去名字的，欧阳修误以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他的学生曾巩，为了避嫌，就把这篇自己心目中第一的文章评为了第二。
发榜揭晓，当苏洵带着苏轼前来拜谢之时，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眉山苏子瞻。这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欧阳修当面问起苏轼文中所用“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苏轼先讲了一个《三国志》中的典故，以孔融的“以今日之事揣测古人，只是想当然”来印证自己的典故也没有出处，只是“想当然”。听罢，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机智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极为欣赏，并且预言苏轼的未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欧阳修把这篇文章给朝中同僚传阅，获得了一众好评。他对同僚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还对儿子说过：“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果然，在苏轼死后的10年之内，仍然被大家谈论，却少有人再谈论欧阳修。苏轼的著作一度遭朝廷禁阅，但就算这样还有人暗中偷读呢。
正当兄弟二人准备在京城大展拳脚之时，母亲过世的噩耗传来。母亲离世之时还未接到京城的喜讯，并不知道自己的一双儿子金榜题名，这多少是一件憾事。自幼母亲对苏轼的影响就特别大。她教导苏轼读《范滂传》时，年幼的苏轼就立志要当范滂这样刚正不阿、不累及无辜、慷慨赴死的人。而他母亲则回应儿子说：“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所以对于母亲的离世，苏轼非常悲痛。
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行“丁忧”制度，兄弟俩便辞官，与父亲一起返回故乡奔丧，为母亲守孝。“丁忧”是指古代官员的父母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的制度。丁忧期限为2年零3个月，官员在这段时间不得为官，不得嫁娶，直到守丧期满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我国历朝历代都有举行盛大祭奠典礼的习俗，有道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也是中华民族崇尚孝道的表现。
嘉祐四年（1059年），守孝期满，父子三人重回京城。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参加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苏轼在这段时间里仕途非常顺利，有恩师欣赏，有同僚仰慕！
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的妻子以26岁的年纪病逝。次年农历四月，父亲苏洵病逝，兄弟二人再次辞官，扶柩送父亲及苏轼的亡妻返乡安葬。这一次离开朝野是苏轼第一次经历官场变故的重要时间节点。
第二部分：宦海沉浮，路远且长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轼守孝期满，重回朝堂，此时皇帝神宗正推行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和昔日的一些旧友由于政见不合都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被迫离京。苏轼对新法也持保留意见，认为有些法规不便于民，就仗义执言上书反对，他的做法招来了变革者的反感。他也和那些师友一样，为朝廷所不容。于是苏轼自请外放，调任杭州做了通判。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一次跌落。
调任杭州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一定会非常郁闷，可生性乐观的苏轼却适应得很好。苏轼面对西湖美景，诗兴大发，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熙宁七年（1074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出任密州太守。中秋月明之时，思念弟弟苏辙，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句词直到今天仍然是世人对人月两圆最美好的祝愿！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其间黄河洪水泛滥，他积极组织抗洪，修建黄楼。为官一任总能造福一方百姓。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太守。到任后呈谢恩表，可就是这篇文章让他跌入了深渊。他在《湖州谢上表》中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将自己和“新进”相对，用自己不“生事”暗示“新进”人物“生事”。本来这只是他个人的直抒胸臆，怎料被同行诟病。同年6月，一个御史将他谢恩表里的这4句话挑出来控诉他。监察御史上奏章引用“新进”“生事”等词语，暗指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诽谤新政，对皇帝不忠”。一共有4份弹劾苏轼的奏章，皇帝将案子交由御史台审办。御史台借此要求将苏轼关押起来。御史台指控苏轼的罪证还有一部苏轼刻的诗集，而把这部诗集呈给朝廷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这件事令许多人对沈括颇有微词。
其实御史台指控苏轼对朝廷不满也并非空穴来风。耿直的苏轼在政治上的保守限制了他的思维和视野，他常常写诗讽刺朝廷，贬低新法，在旧党中引导与新法相反的风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法的推动和实施。苏轼因为始终坚持“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始终维护他心中的正道和正义，始终对朝廷忠诚，对于改革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仗义执言，结果把新旧党争中的两边都得罪了，这导致他在朝廷中并不顺遂，就像他的侍妾王朝云所说的：“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的政敌怎会放过如此良机？李定和舒亶等人歪曲苏轼诗的本意，指责他的诗讽刺新法，给苏轼扣上了一顶对神宗皇帝不敬的帽子，甚至逼迫苏轼认下叛逆的罪名，总之就是千方百计地想让宋神宗给苏轼定罪。不过，宋神宗却犹豫不决—宋太祖早有誓言：“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是个特别爱惜人才的皇帝，所以，宋神宗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苏轼贬官，调离了权力争斗的中心。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御史台叫乌台呢？这是因为当时御史台院子里有几棵大柏树，上面有乌鸦筑巢，所以人们就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后来一直沿用。案件又是因诗文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开创了我国文字狱的先河。苏轼被关在御史台4个月又20天。这段日子，老友、旧部纷纷上表为他求情，弟弟苏辙更是愿意卸下一切官职为兄长赎罪。苏辙也遭到了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与日后兄长被幽闭的黄州相隔160里。可以看出苏轼和苏辙两人感情极深。在官场上，苏辙更像一个稳重成熟的哥哥，一次又一次救苏轼于危难。
这是苏轼仕途中的第二次跌落，也是打击最大的一次。他被贬去黄州，官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其实就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空名，更不能签书公事，形同流放。由于苏轼是戴罪之身，犯官的身份，官府不配备官舍。苏轼到达黄州后，只能暂时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这座寺庙就是定慧院。在郁闷凄怆的心情下，苏轼写下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托物寄情，表达了苏轼孤高自许、不随波逐流的心情。全词托物咏人，物我交融，含蕴深远。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评价这首词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苏轼有着满腹的抱负，希望为朝廷分忧，为老百姓做实事。他在做地方官期间，尽心竭力为百姓分忧解难，并做出了令人称道的业绩。只是目前的形势让他无能为力，这也是他写这首词的心境。
元丰四年（1081年），苏轼迫于形势开始务农。闲来无事，苏轼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苏轼在黄州期间生活上虽清苦，但精神上是自由的。他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大气磅礴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作为他谪居时的寄托。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词怀古抒情，展现了苏轼虽然满腔的雄心壮志被消磨，但又能转念间以旷达之心看待人生和历史。词的上阕写景，生动描绘了赤壁的风起浪涌、开阔宏大的意境，同时透露出深沉的感慨。作者将浩浩荡荡的江水与千古人物诉诸笔端。如果千古风流人物也要被大浪淘尽，反观自己渺小的人生岂不可悲？豁达的苏轼却别有感慨：既然千古伟人都难免逃此命运，那么个人一时的功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人是殊途同归的，计较于一时荣辱，未免太过愚蠢。
在黄州一段时间以后，苏轼开始重新找回往日的快乐。他对劳而有获的田园生活心满意足。这种精神上的解脱还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的文字不再犀利和尖锐，反而变得温暖、亲切、诙谐。正是由于他的豁达，才能让自己置身于如此境地还能诗意田园。此时他的小儿子降生，取名“遁”。
他在孩子出生3天受洗礼之时，作诗一首：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经历了各种沉浮，此时的苏轼深知官场不易，对自己孩子的愿望简单朴实了许多。可惜这位名叫遁儿的孩子后来夭折了。
一百多年后，诗人陆游将所有审问苏轼的文件整理成一本书，详细记录“乌台诗案”始末，以及苏轼对自己诗词的解析。这是文人之间的识英雄、重英雄之举—以自己的方式为其正名！文人之间的相互欣赏还表现在，即使政见不同，被一贬再贬，通达的苏轼仍会在路过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时去拜谒当时已经被罢相的王安石。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风范，只是一个疲惫颓唐的老人。两人放下各自的政治立场，只是谈论诗书文章，讨论佛理，相谈甚欢，苏轼竟留了一个月才告辞。
第三部分：东山再起，风云变幻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驾崩，年仅l0岁的哲宗继位，皇太后以皇帝年幼为名要求摄政。她通盘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将其废除，史称“元祐更化”。她任用司马光为宰相，重新召回苏轼。苏轼先是任登州太守，刚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之后的1年多，苏轼飞速升职，跨越了12个官阶，最后官至翰林院学士，让人瞠目结舌。翰林院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官衔。一切都猝不及防，一切又似乎有迹可循！
重回政治中心并没有让苏轼有多开心。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而苏轼却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全盘否定，认为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固执己见让太后和司马光非常不满，苏轼此时觉得孤掌难鸣，无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再次主动请辞外放，回到杭州，出任杭州太守。在任杭州太守期间，他依然满腔热情地为百姓造福。在杭州西湖，他指挥二十多万人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古朴美观。苏东坡曾有诗云：
我在钱塘拓湖渌，
大堤士女急昌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
北山始与南屏通。
当地百姓把这座堤坝称为“苏堤”。至今，苏堤仍是游杭州西湖必打卡的景点。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3条长堤。另两条，其中一条是苏轼在被贬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时，对颍州西湖进行疏浚时筑的；另一条是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6旬的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他拿出皇帝赏赐的黄金，捐助疏浚惠州西湖，还修筑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人们欢庆不已。这条长堤如今仍位于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横穿湖心的绿带，把湖面一分为二，长堤的左侧是丰湖，右侧是平湖。
元祐八年（1093年），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开始变本加厉地打击元祐党人。此次贬官致使苏轼再也没有回到京城。苏轼先是被贬为定州太守，逐出京城；1个月后又被贬至惠州，在惠州住了2年零6个月；1097—1100年，苏轼被调往海南儋州，成为第一个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人。在儋州时，他自己动手制墨、发掘生蚝的美味、给《尚书》作注，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在宦海浮浮沉沉，但一直没有被打倒，他总能从困境中走出来，这也是大家崇拜他的原因之一。
第四部分：有趣的灵魂
1101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苏轼被赦免，得以北返。
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常州逝于归朝途中，享年64岁。
至此，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但他却活得如此丰盈。他一共经历了六个历史时期：仁宗时期(1036—1063年），英宗时期(1064—1067年），神宗时期(1068—1085年），哲宗时期高太后垂帘听政(1086—1093年），哲宗亲政时期(1094—1100年），徽宗时期(1101年)。
可以用罗曼罗兰那句至理名言来诠释：“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看清世界的真相之后还能满腔热情地去热爱生活。”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他豁达天真，通达识理；他年少成名并不沾沾自喜；他身居高位亦能仗义执言，宁被贬官也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攀附权贵；他守着自己的底线和气节，宁愿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不做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
苏东坡曾对他弟弟苏辙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句话在数百年后被当代作家木心重新演绎：“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木心也是一位大师，也是经历了种种磨难依然能体面地活着，活得高贵而有质量。原来有趣的灵魂真能互通！
苏东坡的人格魅力不光在于他为官的清廉和坚守。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对兄弟的手足之情，对爱人的怜惜之情，对百姓的帮扶之情……林林总总，让他区别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在苏家，和苏轼关系最亲密的就是他弟弟苏辙—苏子由。苏洵和夫人一共育有6名子女，可惜其他的都早夭了，只剩下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他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赴京赶考，一起金榜题名。他们两兄弟深厚的手足之情，在人生顺逆荣枯过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经常被苏东坡写进诗词。兄弟二人患难时相扶相助，相互慰藉，分隔两地时会互相寄赠诗词。苏辙天生稳健而持重，具有恬静冷淡的气质。他尽管比苏轼年幼，在官场上却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两兄弟对政治的见解相同，宦海浮沉的经历也相似，苏辙机敏冷静，经常忠言规劝哥哥，苏轼受益良多。由于性格使然，苏辙不像苏东坡那样锋芒毕露，而是相对低调，所以树敌并不多。相较于兄长的起落，他算是平稳的，但他对哥哥也充满了崇拜。苏东坡去世之后的墓志铭是他写的，其中有这么一句：“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而苏轼也曾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
苏东坡的深情还表现在对待早逝的妻子王弗的态度上，他在她去世10年后写下了《江城子·乙卯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悼亡词表达了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思念之情。他在妻子故去10年后仍能如此深情，实在不可多得。悼亡诗从《诗经》开始出现，而悼亡词却是苏东坡首创的。
苏东坡对生活永远一往情深，无论命运如何打击他，都无法将他折损。越将他推入深谷，他就越发向阳而生。正如他写的《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万丈，到“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的清丽婉转，东坡先生不管身处何等境地，始终能将审美意趣发挥到极致，使他与芸芸众生得以区分。所以，他的一生过得快乐，无所畏惧。他游历四方，结识了各种各样的友人，像一阵清风把足迹撒遍神州。
佛寺趣事
苏轼在黄州时，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常有往来。一天，苏轼作了一首诗呈给佛印禅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禅师只批了个“屁”字就让书童带回。苏轼见字后非常生气，立即渡江去质问禅师，禅师却哈哈大笑：“学士，学士，您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又一‘屁’就打过了江？”“八风吹不动”源于《佛地经论》卷五，唐朝诗僧寒山子的诗中也有此句，其中的“八风”是佛教用语，指的是八种境界的风：誉、毁、讥、称、利、衰、乐、苦。这个不知道是否是后人杜撰的小故事写出了东坡先生的可爱和接地气。
书画成就
东坡先生不仅精通诗文，书画上的造诣也尤为突出。
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擅长楷书和行书。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各位名家的字，后又融会贯通了颜真卿、王僧虔、徐浩、李邕、杨凝式等名家的书法风格，然后自成一派。苏轼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则评价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其实是因为苏轼一生经受了许多坎坷，他的书法风格也随之变化。苏轼存世的书法作品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
在绘画上，苏轼十分擅长描绘墨竹，且重视神似，反对形似，主张画外有情、有寄托，反对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还提出了“士人画”概念，为未来“文人画”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有如此多的特长，难怪林语堂先生称之为“天才”！在他去世后的10年间，朝廷一再禁止他的诗文，士大夫们以不能读东坡诗为憾。直到高宗即位后，开始阅读东坡的遗著，佩服他的谋国之忠、至刚之勇，并开始重赏他的后人，这些在苏东坡故去之后达到了巅峰。乾道六年（1170年），孝宗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这些都是皇帝对天才的肯定。到现在，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的卷首都还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这是多么无上的荣耀。而这一切成就正来源于他不变的气节、秉性、才情！我们通过阅读《苏东坡传》这本书，了解苏东坡的生平，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