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腰膂

川陕方案流产，但张浚还有“备选方案”。他去经营川陕时，把长安作为今后行都之所，建议皇帝先驻跸鄂州（今湖北武汉），留当时最有作战能力的韩世忠镇守江淮，形成川陕、京湖、江淮三大地缘板块首尾相应、声援相接的格局。

南宋所谓京湖是京西南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的统称，京西南路包括邓州、襄阳一带，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其周边，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

朝廷坐镇襄阳、鄂州或者潭州（今湖南长沙），主要从地缘政治考虑。南宋统治区域，京湖居中，长江、汉水通达各地，便于调度，掌控全局。

以襄阳为例，西有武当山，东有大洪山，两山相夹，形成一条南北长二百里的狭长通道，襄阳正位于通道的北口，相当于这条通道的关隘。水路方面，汉水从襄阳西境而入，环绕北、东两面调头南下，上游是汉中平原，下游过江陵通鄂州，直达江南。扼守住襄阳，就能锁汉水而控荆豫，是连接中原、荆湖、汉中、江东的十字路口。中原有之，可以浮汉入江，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实“天下之腰膂”(9) 。

每逢天下骚动，襄阳都是关注的焦点。三国时期诸葛亮“隆中对”规划两条线路伐魏，其中一条就是从荆州夺襄阳而得洛阳。(10)后来，关羽从荆州北伐，围攻襄阳以及附属的樊城，利用汉水暴涨的时机水淹七军，逼降于禁，擒获庞德，威震华夏。可惜被东吴偷袭江陵，抄了后路，功败垂成。(11)

东晋太元三年（378），前秦伐东晋，以襄阳为突破口，攻占襄阳后浮舟东下，与东晋会战淮南。

南宋灭亡，始于襄阳之战。蒙古围困襄阳用了六年，而从襄阳出发迫降京城临安，只用了一年又四个月。襄阳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个人，川陕是头部的话，襄阳一带就是心脏。以襄阳、邓州为行都，自有道理。

但这个方案很早就被剔除了，原因跟汴京、应天府差不多。襄阳向北，一马平川，更利于骑兵作战，防守不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驻跸襄阳、邓州实在危险。宋金战争的事实验证了这一点，建炎二年（1128）金人焚烧邓州，在这里为驻跸准备的大量物资尽被劫掠。

鄂州也位于战争前沿，不利于迅速撤退。

如果从退守的角度考虑，当然还可以考虑江陵甚至长沙。武当山、大洪山在北面形成天然屏障，向南有湖南、两广作为纵深，便于腾挪。因此，赵鼎认为，荆襄左顾川陕，右视湖湘，下瞰京洛。如果以公安为行阙，屯重兵于襄阳作为屏障，可以通过江汉将江浙的粮食运到川陕，将来兵出川陕，进取中原。

驻跸京湖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很方便地从广西、湖南获取军事资源。广西、湖南相对偏远，这里生活着大量峒蛮原生居民，秦汉以来，一直是羁縻地区，有自己独立的武装，民风彪悍，作战潜力大，如果能将他们纳入军事体系，无疑是强大的国防力量。

宋高宗曾就定都之事询问武将意见，御前右军都统制张俊、御营都统制辛企宗支持京湖方案，建议高宗自岳州、鄂州幸长沙。而韩世忠坚决反对：

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12)

皇帝广纳言论，诸将各自发表意见，本属正常，但赵构从中窥到玄机，背后向吕颐浩发牢骚说，张俊、辛企宗让驻跸湖南，是他们贪生怕死，为了逃避金军啊！金军所依仗的是骑兵，浙西水道纵横，才是限制骑兵的最好地形。赵构认为，如果人心动摇，逃到哪里都是敌国，即使四川、两广也难以避敌。

在这一点上，赵构把形势看得透彻：同样是京湖地区，如果把都城建在襄阳、邓州，那是积极进取之态，可以出南阳、向洛阳，收复中原。若要向长沙，那是为了留后路，时刻准备向两广、四川逃亡。

张俊、辛企宗这样的武将，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尽管如此，支持京湖的声音依然很大，宰相吕颐浩、御史中丞赵鼎、起居郎胡寅这些皇帝身边的近臣，都曾是京湖方案的推动者。赵构把京湖方案当作一个选项认真对待。建炎四年（1130）六月，任命谢潜为荆南镇抚使，其中心位置就是江陵，诏其筹备巡幸事务，并且在婺州（今浙江金华）、信州（今江西上饶）、饶州（今江西鄱阳）、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夔州（今重庆奉节）储备粮食、准备船只。而这条道，正是从江南通往荆南然后进入川蜀的线路。

但朝廷最终还是放弃了京湖方案，连象征性地巡幸一次都没有。从道理上讲，正如赵构所言，无论驻跸江陵还是长沙，都是退守之势，若论退守，江南本身就利守不利攻，再行移跸确实意义不大。

赵构不愿移跸京湖，还有一个原因，京湖匪寇蜂起，是当时最乱的地区之一。据《续资治通鉴》：“时江北、荆湖诸路盗益起，大者至数万人，据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盗所不能至者，则以土豪、溃将或摄官守之，皆羁縻而已。”(13)一是盗寇，二是土豪这些地方武装，三是从前线溃退的军队，他们名义上归顺南宋，实际上占地为王、据地为质，根本不听朝廷号令。

张用、曹成、马友、李宏四人曾是河北、中原一带的乡兵，金人围汴京时，他们各自拉起队伍勤王，结义为异姓兄弟。北宋灭亡后，作为抗金力量中的一支，他们受开封留守宗泽调遣。

宗泽死后，杜充继任，各地收编的义军屯驻在开封周围，拱卫京城，其中张用屯城南，王善屯城东，岳飞、桑仲、李宝等屯城西。杜充生性残忍，专断好杀，对义军猜忌、排斥。张用部队最盛，是杜充重点抑制的对象。

建炎三年（1129）正月十六，杜充派城西的部队突袭张用、王善，挑起义军内讧。尽管岳飞反对，但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张用、王善不能抵御，引兵南下，沿途抢掠为生，成为流寇。后来王善投降了金军，张用在京西路一带作乱，建炎四年被知鄂州李允文招安。曹成、李宏、马友等遭遇跟张用差不多，也被李允文招安，屯驻在荆湖一带。

宋高宗深知，这些人靠不住。如果行在设在京湖，他们将是重大隐患。而赵构信任的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均布防在江淮一带。

不仅贼寇横行，地方军阀也包藏祸心。知鄂州李允文受张浚赏识才领兵驻防，其野心很大，依仗张用、曹成这些匪军，拥寇自重，不服从朝廷调遣，拒绝朝廷委任的官员，在江面上拦截四川等地上贡朝廷的物资，私刑杀害弹劾他的岳州（今湖南岳阳）守臣袁植，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李允文还指使、放纵张用、曹成等部属到湖南抢劫，将京湖地区搞得乌烟瘴气。

宋高宗在越州立足未稳，李允文就上书请求圣驾巡幸鄂州。这样的军阀，无异于汉末之董卓，赵构怎能放心？自然予以回绝。

大多数朝臣也不愿意离开江南。江南富庶，相对稳定，谁愿意放弃繁华锦绣之地，而栖身于偏远蛮荒之土呢？当年赵匡胤想把都城从开封迁到较为险要的洛阳，就因为洛阳漕运不便、经济凋敝、不如汴京繁华而阻力重重，不了了之。

江南还是税赋所在，失去江南，朝廷的存在还有多少意义？！张守和韩世忠都说到了要害：东南今为国家根本，根本之地不能丢！只有把控住国家财赋来源之地，新朝才有立国的可能。

道理越辩越明，南宋君臣越来越倾向于将都城设在江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