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暗含玄机

传统话语中的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指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上的认同。宋朝设有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两浙路，江南西路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江西，江南东路和两浙路约略相当于现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省。江南东路和两浙路，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江南。江南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杭州、越州、镇江、平江、明州等，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在长江北岸，属于江淮东路，但通常也被认为是江南城市。

扬州与镇江隔江相望，是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早在唐代，扬州就与泉州、广州、交州（今越南境内）并列为四大贸易港(14)，其繁华程度号称全国第一(15)。

习惯了汴京的豪奢，能驻跸扬州也不错。

宋高宗曾于建炎元年（1127）视察扬州，一直住到建炎三年二月。但正如学者曾祥波分析的那样，扬州的劣势非常突出：

扬州作为南方政权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个重要驻守城市，向来都是北方入侵者席卷之势达到顶点时的一个“祭旗式”的牺牲品。试想，北方军队从黄淮平原一鼓作气南下，眼看就要直抵长江，在北岸稍作休整，即可渡江一统南方，而扬州横亘眼前，成为北方军队休整之前需要最后攻克的据点。北人亟需喘息，南人背水一战，就此铸成了历来扬州战况之惨烈，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扬州的报复性屠城的频繁发生。……由此可见，虽然扬州地处运河系统的枢纽位置，漕运便利，可以满足建都的经济要求，但就军事地理的意义而言则总是处于背水而战的绝境，不符合建都的防御要求。(16)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南下，宋高宗仓皇逃离扬州，暂驻杭州，从此再未讨论过建都扬州的事。

江南最有建都资格的应数建康。建康旧称金陵、秣陵、建业、江宁等，秦朝时就传言有“都邑之气”，秦始皇因此放心不下。(17)三国孙吴最早在此建都，此后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相继沿袭”。在一般人心中，建康是建都首选之地，正如吏部员外郎廖刚所言，定都的事根本不用商议，凡在东南建国的，肯定都城在建康。中书舍人胡安国则把建康比作关中、河内，汉高祖从关中争夺天下，光武帝得河内而中兴汉朝，宋朝复兴只能以建康为基业。赵构建炎三年的诏书也说：“钱塘（这里指杭州）非久留之地，便当稍进，务要驻江宁，经理中原。”(18)

金人退去，廖刚和翰林学士汪藻便催促尽快定都建康。考虑到刚刚经历战争，淮西还没有稳定下来，十室九空，田地撂荒，建康北面失去屏障，汪藻建议派刘光世或吕颐浩在淮西营建军事据点，稳定人心，驱逐群盗，进而开展屯田，吸引老百姓返乡耕种。

朝中的主流声音是定都建康，但正如汪藻所言，现在移跸还不现实，原因依然是时局动荡，天子不能立于危墙之下。

江淮比较有影响的匪寇有两拨：李成和戚方。

戚方原为江淮宣抚使杜充的部将，杜充任建康守臣时投降了金军，戚方带领手下数千兵卒流窜到镇江。镇江由韩世忠驻守，但韩世忠抗击金军去了，城内空虚，戚方杀掉浙西安抚使兼知镇江府胡唐老，蜕变成一支叛军。

建炎四年（1130）三月，戚方破广德（今安徽广德），接着围困宣州（今安徽宣城）。宣州告急，朝廷急令驻守苏州的统领官巨师古、驻守常州的统领刘晏前去支援。

刘晏援军先到，他自恃骁勇，率人马直捣戚方大帐，戚方败退。刘晏立功心切，单骑在后面紧追不舍，被戚方断了后路，中埋伏而死。

巨师古到后，率援军三千与戚方作战，也不能获胜，只好暂时退入城中，固守城池。几天后，乘叛军骄怠，抓住机会，突然从城中杀出，大败叛军，解了宣州之围。戚方围困宣州二十九天，宣州城墙被摧毁数十丈，险些城破。

六月中旬，朝廷腾出手来，诏令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镇压戚方，张俊令部将王再兴攻其前，统制官岳飞断其后，戚方无路可走，乞降。赵构亲自召见戚方，封他为武翼大夫。

李成也是抗金战争中崛起的民兵武装，战乱中南下。有相面的恭维李成有王侯之相，助长了他的野心，遂走上叛国自立的道路。他带兵攻打宿州，转而扰掠淮西诸镇。此后李成走投无路或者经济拮据时，就接受南宋招安，向朝廷索要军饷、粮食和布匹。休养生息之后，再次叛乱，称王称霸。

建炎四年（1130）年初，李成趁金军南下，南宋君臣亡命海上，率部队攻占了六安（今安徽六安）、舒州（今安徽潜山），并杀死朝廷命官。为了稳住李成，朝廷不但没有追究，还任命他为舒、蕲、光、黄镇抚使，兼知舒州。而李成除了向朝廷索要物资，依然我行我素，对诏令一律不理不睬。

是年冬天，李成进犯江州（今江西九江），攻破城池，大肆掠夺；随后又占据了筠州（今江西高安），大有席卷东南之势。这时福建还有范汝为作乱，朝廷腹背受敌，处境十分艰难。遍视全国，只有越州周边比较安宁，只好多静少动。

江北、江西虽然不得安宁，但总的来看，全国形势向好。截至建炎四年（1130）年底，金军已全部退到淮河一线，洞庭湖钟相、房州桑仲、浙西戚方、福建范汝为这些大的叛乱或被镇压，或接受了招安，李允文、张用等矛盾还没有激化，张俊、杨沂中、岳飞这些大将暂时无事，专职平叛，很快将收拾掉李成。过去的藩属好久不联系了，今年安南（今越南）竟遣使者请求恢复朝贡。种种迹象表明，时局转危为安，国家正在恢复元气，走向正轨，赵构心情大好。

绍兴元年（1131）大年初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宋高宗率领百官在行宫北门，遥拜徽、钦二帝。

若是以往在汴京，元旦要举行大朝会，皇帝率文武大臣于大庆殿庆祝新年，接受辽、西夏、高丽、回纥、于阗、三佛齐、南蛮、真腊、大理、大食等国使臣朝贺。冬至要举行盛大的冬祀仪式，皇帝提前三天夜宿大庆殿，次日五更起身，戴通天冠，着红色龙袍，手持玄圭，乘坐玉辂，到太庙祭祀先祖；再次日出南熏门，郊祭昊天大帝。(19)

时移世易，如今仓皇，诸多礼节能省则省。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人伦大常，况且他们尚在人世，不拜即不敬。自去年冬至开始，宋高宗安排了遥拜的礼仪，以后形成制度，每年元旦举行，以示不忘靖康之耻，迎回父兄宗室，致力大宋中兴。

遥拜礼毕，宋高宗下诏改元“绍兴”。改元诏书中解释了年号的含义：“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20) 大意是，继承累世之洪福，中兴百年的基业。

至于为什么要改元，曾两次为相的朱胜非给出的非官方解释为：“人言建炎多盗，炎字是两火。”(21)当初选用“建炎”这个年号，是因为按五行学说，宋属火德，建炎即“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22) ，光大太祖皇帝祖业的意思。南渡以来，匪寇横行，人们从年号上检讨，认为火太盛，是盗贼出没的象征；又把“炎”字拆开，两火若即若离，让人想起二帝不能归国，以为不祥。

这样的解释当然浅妄，但皇帝比常人更迷信，经历过步步惊心的日子，过够了朝不保夕的生活，宋高宗希望能够稳定下来，重拾信心，唤回生机，只能寄托于年号了。

细究起来，“绍兴”两个字或能代表宋高宗的政治追求和社会的主流舆论：太祖那样的基业难以企及，只盼望能收复故土，中兴大宋。比起“建炎”，在目标上确有萎缩，不过更切合实际了。

行都的选择，考量的也是“建国”和“中兴”。主张向南比如选择江陵、长沙、杭州、越州的，思路是先建国，再中兴，先安定下来，再徐图中原。主张向北的比如选择长安、襄阳、建康、扬州的，他们把建国与中兴捆绑起来，认为二者一体，大宋不能只偏安东南，收复故土之时，是国家再建之日。

宋高宗将年号定为“绍兴”，说明他还不忘理想，其中蕴含的意思，更倾向于建国即中兴，想得更多的还是抗击金军，再现大宋荣光。同时，他也脱去浮躁，不像“建炎”时期那样天真和张狂了。

这年十月，西北传来战报，金军试图突破秦岭防线，进入汉中，吴玠在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阻击金军，大获全胜，金军主将完颜宗弼身中两箭，剃发割须，伪装成士兵才侥幸逃脱。

宋高宗大喜，遂决定离开越州，找一个更适合作都城的地方。越州守臣陈汝锡无比留恋短暂的行都荣耀，请求皇帝为越州赐名题匾，因为中兴之功从越州开始，不能不留下纪念。按惯例，皇帝驻跸的地方应当由州升府。十月二十六日，宋高宗以年号为府名，改越州为“绍兴府”。

看来宋高宗真的很喜欢“绍兴”二字，认为能给他和这个国家带来好运。

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十，新年刚过，宋高宗依依不舍地离开绍兴府，不过此行的目的地不是大家认可的新都建康，而是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