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别有深意

杭州的“杭”，作名词指“小木船”，作动词意思是“摆渡”，总之与水有关。

杭州正是一座水城。南边有钱塘江临城而过，秦汉在此地设县，取名“钱唐县”，唐朝时避国号讳，写作“钱塘”。城西有湖泊，就是著名的西湖，白居易对它情有独钟，“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为它倾倒，“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魏晋之后，中原多事，江南相对安定富饶，统治者想方设法把江南的货物运到中原，其中重要的手段是疏浚河道，发展漕运。隋朝修建了浙西运河，连通长江和钱塘江，南起点就在杭州，北至镇江，过长江通过邗沟、汴水、永济渠，连接起黄河、淮河、海河，这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为杭州的发展提供了腾飞的机会，到唐开元年间，人口达八万六千户，是隋朝时的六倍。到宋初，杭州人口十万户；北宋末二十万三千多户，超过了江宁、苏州，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经济上，唐朝开元年间，杭州商税每年50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二十四分之一。北宋熙宁十年（1077），朝廷在杭州及下辖九县征收的夏税是：绢95831匹、绸4486匹、绫5234匹、绵5.4万两。(23)北宋末年杭州所在的两浙路，税收占全国十九路的三分之一。(24)

北宋柳永的一首《望海潮》，道尽了杭州的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杭州虽好，但自古以来很少被作为都城，只有五代吴越国一家而已。那是因为吴越国地域狭小，没有可都之城。大臣卫肤敏曾论述杭州不可为都，指出想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号令四方，指挥恢复中原，简直不可想象。

宋高宗基本上没有考虑过把杭州作为都城，但喜欢把这里作为歇息之地。建炎三年（1129），在乱局中临时驻跸杭州两个多月，其间发生了苗刘之变。这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

宋朝的府与州平级，但政治地位高一些。州升府会更换名称，另赐美名。常规的取名方法，是用辖区县名为府名。比如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升寿州为寿春府，寿春源自寿州下面的一个县。至于“绍兴”，则是特例。

杭州升为临安府，也遵循了一般的改名规律，临安是杭州下辖的一个县。

问题是，杭州下辖九个县，治所在钱塘县、仁和县，临安县与州治之间还隔着余杭县，以县名为府名，怎么也轮不着临安吧？宋高宗弃钱塘、仁和、余杭这些名字不用，独独选用临安，应别有深意。

其一，被金人追得狼狈鼠窜，身无所寄，最难得一个“安”字。临安的“安”，寄托着宋高宗最迫切的诉求。

其二，当时基本形成共识，要把行都定在建康。建康在北宋叫江宁府，在六朝为都时却一直使用“建康”这个名字。建炎三年（1129）五月，赵构专门将其名称由江宁府改为建康府，定都之意十分明显。而临安府的“临”字，说明只是暂时驻跸在这里，不会长期作为行在。

“临安”二字，一个字都没有浪费。府名叫作“临安”，用意昭然若揭。

不能长期把临安作为都城，因为比较而言，建康的优势太过明显。

建康是长江的重要节点城市，国家的指挥中枢设在长江，调度便利。建康上游有合肥、九江、鄂州、江陵、襄阳，下游有镇江、平江，皇帝巡视方便，容易构筑坚固的沿江防线。

建康向北是两淮，向南有吴越作为纵深，进可攻，退可守，无论收复中原，还是长久对峙，都是两宜之地。而杭州偏安一隅，有被压迫的感觉。

建康犹如一块高地，临安犹如一块滩涂。从战略上讲，任谁都不可能舍建康而都临安。

只有经济上临安略胜建康一筹。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有美堂记》曾对二地进行比较，翻译成白话就是：

如果说交通便利，运输方便，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又兼山水秀美，给富贵的人以娱乐，只有金陵和杭州这两座城市。这两座城市在五代乱世中幸免于难，保存了下来。然而，金陵归宋朝比较晚，现在江山虽在，城池已坏，许多地方变成了荒烟野草，来这里瞻仰的人，无不感到惋惜和凄凉。只有杭州，前朝吴越国顺应大势，主动向宋朝献上土地，没有发生战争。现在杭州的老百姓富裕安乐，熟悉手工艺。这个城市建筑华丽，有十万多家，掩映在湖光山色之中。从福建来的商船，扬帆破浪，出入于江涛浩渺的烟霞之中，真是繁华！

宋朝攻取后唐时，建康经历了炮火，经济和商业上开始落后于杭州，此后差距越来越大。

考量地利和经济，都是定都的理论指导。一些现实因素，才会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长江之北是淮河，如果宋军能稳固地守住淮河，位于长江边上的建康自然安然无恙。如果淮河防线被金军轻易突破，建康马上就暴露于金军铁蹄之下，成为边防前线。这时候，皇帝会面临艰难选择：逃，还是不逃？临战而逃，势必军心崩乱，建康防线等同虚设；如果不逃，万一城破，不仅北狩的名单中会再添上赵构的名字，而且大宋社稷恐无人托付了。

相反，如果驻跸临安，即使金军饮马长江，也不必过于惊慌，还有长江防线在！万一建康沦陷，皇帝可以很从容地浮舟东下，海上避难，就像建炎三年年底一样。

所以能不能守住淮河防线，才是决定都城选择的关键！

那么淮河防线牢固吗？当时与金军作战，形势虽有好转，偶有小胜，但总体来看，金军仍对宋军具有碾压优势，进出江淮如入无人之境。比如绍兴四年（1134）、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都轻松地跨过淮河，进入过两淮腹地。所以，所谓淮河防线，指的是两淮一大片缓冲地带，并非牢固的关隘式咽喉。

绍兴元年（1131）正月二十日，宋高宗与辅臣闲聊，表露了自己的心态。他说，靖康中入宫见宋钦宗，谈及金军南侵，劝宋钦宗离开京城，躲避金军锋芒。宋钦宗说，朕要守社稷，不能出走。当金军兵临城下，包围汴京时，宋钦宗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悔当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宋高宗由此感慨：“那个时候小人当道，鼓动皇帝用兵，不自量力，才导致今天的祸端。”(25)

这段话藏于心底，一直是宋高宗的行动指南，那就是不要高估自己，安全第一！什么国家、社稷、恢复、中兴，在安全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宋高宗当下和以后的所作所为。定都亦如是。

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认为定都迫在眉睫，上奏称：“驻跸之地，最为急务。”因为越州偏僻，物资运输不便利，发号施令不够通畅，不利于指挥剿匪、恢复农桑。“臣尝观自古有为之君，将以取天下者，弗躬弗亲，则不能戡祸乱，定海内。”(26)陛下您不能老躲在大后方享清福，要移跸上流，亲自坐镇指挥啊！

定都建康的条件还不成熟，宋高宗不会冒着安全风险驻跸建康，只能临时寄居在临安了。十一月初五，诏令权临安府徐康国和内侍杨公弼营建宫室。命吏部侍郎李光兼户部侍郎，前去安排驻军、粮草供应及筹备移跸事项。

临安城地方逼窄，主城西邻西湖，再西是绵延群山；东边濒钱塘江；北边毗大运河。西湖之北有一块平地可以居住，这就是西溪湿地。但这里地势低洼，经年潮湿，绝非理想之处。最终，行宫选址在城南的凤凰山。按中国传统，宫殿讲究坐北向南，但凤凰山行宫处于尴尬的位置——临安城的官府、居民和商业区都在它的北边，它虽然正门朝南，平时出入却要走后门。

徐康国主领工程，第一批建造宫室百间。监工杨公弼嫌少，奏请增加数量，宋高宗知道现在远不是奢靡的时候，不许。

临安行宫的建造一直持续到绍兴二十八年（1158）才陆续完成，临安正式作为行都也是七年之后的事情了。只能说，以绍兴二年正月宋高宗入住为标志，行都之争告一段落，基本定型，临安府事实上成了南宋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