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周薇老师写了《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一书，想请我为她写个序。

她的这部论著横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探讨了文学作品（当然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既包括外译中，也包括中译外）中的专有名词翻译策略，对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有着理论上相对的参考意义和实践上具体的策略意义，对我们大力弘扬和译介中华文化的战略性工作也有一定的价值。

我是做法国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工作的（平时做得最多的，还是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地名研究方面的行家，对汉语地名的外译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是，我好赖曾当过周薇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而她的这部论著恰好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盛情难却，于是，在此，我就这一话题写上一二。

地名，它不单单是我们人（首先是祖辈）对某个地方（他们居住或看到的地方）的一种称谓。它不仅是一个地点，还是地方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它是有灵性的，也就是说，它是有着丰富的人文意义的。

地名几乎与语言同时产生，一产生，也就有了“音”和“义”。很多地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景观、经济特点、文化传统、宗教因素、民族习惯，甚至神话传说，它的文化意义，无论在高雅的层面上，还是在通俗的层面上，都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一个地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它的变化，也往往蕴含着那个地方以及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沿革……

这几年，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李辉等文化研究学者的“地名古今”，那是网上的一个公众号，专门关注地名中的文化问题。其中“行走天下”“回家的路”“我说地名”“倾听讲述”等专栏中的文章，我也很关注，读了不少。

记得几个星期前，我去上海，住在淮海中路边上。淮海中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几乎与南京路齐名，有种说法是：“如果说南京路是上海商业的象征，那么淮海路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品位、一种风格。”（百度百科）历史上，淮海路经历了好几次改名。据悉，淮海中路辟筑于1900年，最早叫宝昌路。而这“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Paul Brunat）的名字。同时也叫勃吕纳路。而勃吕纳，正是法国姓Brunat的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5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决定，以大战时法国元帅霞飞（Joffre）之名更名为霞飞路。抗战期间的1943年10月，又一度改名为泰山路；而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又改称“林森中路”（林森，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1943年逝世）。1950年5月为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改名为“淮海中路”。一条路，名称的更改，其中包含的历史含义，与当时的国情民情不无相关。

我记得，我少年时期的十余年岁月，居住在宁波市的县西街。它位于当时的宁波市市政府的西侧，那时候，市政府不叫“市人民政府”，而叫“市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人委”的东侧叫“县东街”，前面叫“县前街”，西侧叫“县西街”。小时候我有些纳闷：宁波已是一个市，市府前的街应该叫“市前街”，怎么会叫“县前街”呢？殊不知，当年建府筑街时，应该还没有宁波市这一行政区划，我从网上资料查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代，宁波的名称为“鄞”。后来，长期称为明州。明朝时，为避国号讳，朱元璋采纳鄞县文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民国时，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1931年撤宁波市，复入鄞县。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如此想来，所谓的县东县西，当指鄞县县府之东与之西了。记得“文革”时期，大兴破四旧改街名之风，县东、县前、县西三街一度更名为“立新街”。我家的地址遂由“县西街42号”变成了“立新街124号”。再后来，城区改建，市政府前几条街统统拆掉，改为一大片绿地。“县西街”这一街名随之“寿终正寝”了。

还是回来说一下汉语地名的翻译问题。

说到地名的翻译，当然是有最基本的规则的，我们国家制定的规则是音译，而非意译。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无论是人名的翻译还是地名的翻译，都是如此。

记得20世纪80年代，国内翻译界讨论外国科学家、文化名人名字的翻译时，定了四方面的原则：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尊重规范，服从主科。后来，新华社的译名室又增加了几个原则：音似为主，形似为辅，同名同译。

要强调的是：地名的翻译，也大致上参照这些原则。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概莫能外。

当然，这些都是原则上的做法，但原则的规定是要让人们有个规范。而规范，在很多情况下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尤其是地名（人名也一样）中很多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完全丢失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总认为，有些地名（我指的是，该地名本身就包含相当的文化含义）的翻译，则一定要考虑其中文化含义的转达和历史沿革的反映。这一考虑，虽与有关权威部门提出的“规则”相悖，但有着更多的人文情怀。

手头有几个外国地名的例子：

Buenos Aires布宜诺斯艾利斯——好空气的地方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富有的海岸

Puerto Rico波多黎各——富饶的港湾

Côte d'Ivoire科特迪瓦——象牙海岸

在官方认定的“音译”中，地名本身的意义完全没有了，一般的中国读者很少会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音译的含义与“好空气的地方”相联系；也很少有人会把“阿根廷”（Argentina）这个国名，与“白银”这一矿藏和银白色挂上钩。

可能也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一些老翻译家，在翻译外国地名的时候，有意识地在“音译”中特地使用了意境很美的汉字，使得那些外国地名在中国读者的心中保留了一份优美，一份雅致，如：

Champs-Elysées——香榭丽舍

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

我这里举的例子多为“外译中”，而“中译外”的例子，此刻我想举我在北京的家的地名：“蒲黄榆”。按照有关规定，翻译成外文之后，“蒲黄榆”这一地名就成了“Puhuangyu”，该地名中原先含有的“蒲”“黄”“榆”三种植物的含义消失了。“蒲黄榆”三个字所包含的地名中的历史沿革更是无从追寻。

要知道，“蒲黄榆”这个地名是有来历的。北京著名的文人，生前居住在蒲黄榆一片的汪曾祺曾写有一篇文章《蒲黄榆后记》，记录了地名“蒲黄榆”的由来。说的是：曹禺有一次为一件事打电话给汪曾祺，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汪曾祺则回答说，他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他经过考证才知道，“蒲黄榆”是一个三角地带，是三个旧地名的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犹之“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者，自然会觉得莫名其妙。而翻译为“Puhuangyu”之后，其名之妙，便追寻莫得了！

回头再来说说这部论著。

周薇的这部论著《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又经过了相当程度的修改，体现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长年以来的学术性思考。

这部著作所讨论的，是“在实际应用中，汉语中的地名如何外译”的问题。在这部论著中，作者周薇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造成地名译名的多样性？”“与西文地名相比，汉语地名是否有自己的特点？”“汉语地名的对外翻译能否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怎样的翻译可使汉语地名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提出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如何迈出这第一步，需要对相关话题有综合的了解，对前任的研究成果有全面的把握与中肯的评价，从这一点来看，周薇的这部论著是做到了。

提出问题固然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但是，汉语地名的翻译问题应该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讨论，种种新的问题还会在时间中产生。

我认为，论著中的最精彩部分是在“影响汉语地名外译的因素”方面的考量，包括“文本的影响”“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国力的强弱”“译者的选择”等方面，其中，不仅充分体现出作者周薇的个人思考，而且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思考，文化含量很高，这样的思考，对我们国家有关方面制定与修改切实可行的“地名外译”方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在我看来，论著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提升。例如，论著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为个例来做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这代表性中有很强的文学含义、文化含义，但如果能把《灵山》与另一些经典名著互相交替对照，一定会取得更佳的效果。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另外，由于周薇本身职业经历的原因，书中的研究基本局限于汉语地名的“法译”上，如能有更多其他语言的“外译”例子作为佐证，则就锦上添花了。

《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这部论著对“汉语地名的外译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我们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希望周薇还有周薇的同行，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在更多的问题上取得更新的进展。

话又说回来，对一部书稿，学术意义上的事，自应由学术圈内的人士来探讨，我等学术圈之外的人，大概只有看到“一叶”的能耐，却无看破整个“森林”的本事。以上所写无非只是与话题有关的一些随想，目的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就此促使学术圈内外的读者对“汉语地名的外译研究”这一问题引起兴趣，更希望行家多多关注这一话题，同时也能对周薇的这部著作做出中肯的批评。

是为序。

余中先

于北京蒲黄榆寓中

2019年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