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魏兴

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中国共产党70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的每一步进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斗争相结合的结果；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进行斗争，才能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和取得胜利。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尤其如此。今天，在纪念建党七十周年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增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性，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我们党在北伐战争的初期和中期，采取了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路线和政策，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积极参加了军事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领导和推动了北伐的顺利进行。可是，在这次革命战争的后期，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视中国和世界发展着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采取了压制群众的方针，放弃了领导权，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一味妥协投降，结果，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

虽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确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走俄国人的路”[2]的原则，并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比较肤浅，对全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刻的了解，特别是还不能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导致大革命后期错误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大革命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大革命失败后，党和人民处于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应当怎么走？这是摆在全党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存亡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就不能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就无法实现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变。党的“八七”会议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并没有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应当怎么走的问题。当时，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观点，“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者无视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现实，认为“全中国是直接的革命形势”，提出要走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的道路，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政权。右倾悲观主义者看不见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革命丧失信心，认为建立红色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

这些错误观点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从哲学的高度来看，都是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唯心主义地估量阶级形势和革命形势。具体来看，“左”倾冒险主义者一是不懂得事物矛盾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不懂得事物发展过程中，平衡只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道理，因而在革命形势和斗争策略问题上，他们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否认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总是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可以很快到来并取得最后胜利。二是不懂得矛盾发展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反映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不承认中国革命要分阶段进行，而认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三是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道理，因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看大革命失败后新军阀统治的新情况、新变化，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右倾悲观主义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只看事物的现象，不看事物的实质，为反动派表面的强大所迷惑，看不到红色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因而感到革命前途渺茫，丧失奋斗目标；在革命发展问题上，只看到事物的量变，不懂得事物的量变到一定时候必然引起质变的规律，因而缺乏作长期的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真理；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不懂得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的、波浪式的前进，总以为革命的道路是笔直又笔直，一帆风顺地前进，所以一遇到困难就悲观失望，止步不前。总之，“左”倾冒险主义者和右倾悲观主义者都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找不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深刻了解，在大革命失败后，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实践的基础上，他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撰写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二是指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三是提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四是阐明党的工作重点在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五是指明在总的敌强我弱形势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后来，这一理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又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

毛泽东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述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呢？

第一，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一般地承认农民运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而且是科学地说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第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民作了经济分析，他不是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各种不同的农民都笼统地看作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和革命的动力，而是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应当采取的方针和遵循的阶级路线。第三，毛泽东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情况，指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的原因。中国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和外国一样，也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普遍性和共性；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实现这一革命的具体形式和其他国家不同，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特殊性和个性。第四，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有些人对时局的主观意义估量，正确地提出判断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方法，批评了片面性、表面性的思想方法。他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到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3]他说，悲观论者只知道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知道观察事物的实质。如果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矛盾，就可以洞察到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革命高潮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第五，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运动观分析了红色政权运动的规律，指出“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4]，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艰巨的。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哲学上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进一步做了论证，对否定这条道路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问题。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经能够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做出正确的结论，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初步形成。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呢？毛泽东认为，必须认真调查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5]。而且，“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这些精辟的论述，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这一时期斗争的总结，也是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思想路线的准确表述。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7]。没有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正是在这一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形成了我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人民大众开展反封建的斗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形成了一条服务于这条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指引下，党先后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等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连续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斗争中，党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终于摆脱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困境，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潮，完成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

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折，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党有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许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但是，这时党的领导权却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所把持，他们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背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并推行一条“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根据地，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总之，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血的教训唤醒了全党。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如果说，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时期围绕的是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那么，在第二次重大转折时期首先要解决的是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转折点，是指它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只是伟大转折的开始。因为，转折是一个过程，是事物矛盾的显露、展开和解决的渐进过程。如同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斗争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一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从更深更广的层次上看，领导地位的确立不仅是组织路线问题，还要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可以说，第二次重大转折由遵义会议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和六届七中全会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到党的七大宣布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才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作为一次重大转变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告别了自己的幼年期，开始自觉地和自如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实际问题，逐步走向成熟。第一，遵义会议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来选择党的领导人。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用能否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为标准，改组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确立了坚持并善于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不负众望，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很快摆脱了被动局面，连战连捷。第二，遵义会议坚持用独立自主的原则来解决本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独立自主的原则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二是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按照本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并决定本国革命的道路，反对盲目照搬外国模式。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尝试，是形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开端。从哲学上说，独立自主原则体现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所以，遵义会议也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光辉范例。第三，遵义会议坚持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来战胜困难。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原理。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指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当时外有强敌围追，内有错误思想干扰，部队缺粮少药，人马疲惫不堪。我们党就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充分发扬了自觉能动性，边打仗、边开会，战胜了困难，扭转了不利局面。中国革命长期处在情况复杂、斗争艰难、敌强我弱，又缺少外援的环境中，强调发展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自觉能动性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时期已经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那么，在第二次重大转折时期就需要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凝聚全党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在北伐战争失败以后，仅仅几年我们党又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反动势力的强大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没有深入人心，即理论没有被群众掌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因此错误路线很容易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革命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所以，在遵义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和军事路线之后，从哲学的高度即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彻底清除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党的思想，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为了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1937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做了深刻的哲学总结，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作了透彻的哲学批判，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作了完整的、明晰的和创造性的阐述，奠定了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的其他一系列科学著作中，他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实际任务。他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8]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错误，他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9]的要求，他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0]的思想。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任务是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使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分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此，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巩固，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好了思想条件。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指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它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只有“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11]

如果说，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的结合还是初步的和局部的，那么，在第二次重大转折时期这种结合就是相当深入和全面的了。换句话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从初步形成走向系统化和全面化，这也表明我们党正在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实践上说，我们党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简直达到了“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境界。例如：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军事辩证法的杰作，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是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矛盾的范例；参加重庆谈判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三大战役的胜利是高超的军事指挥哲学的结果；等等。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光辉著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军事和战争，建立了完整的军事辩证理论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第二，把辩证法运用于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为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策略原则。第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完备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党的思想建设，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第五，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发展和本质看问题，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第六，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

回顾历史，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革命发展凯歌行进的时期。我们党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从只有3万人的队伍，发展到解放了全中国。这些辉煌的胜利是怎么取得的呢？有哪些基本的经验？毛泽东在1962年用“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为标题，作了哲学式的总结：第一，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我们的力量就“要更强些”。[12]第二，要有全党思想认识的完全统一。“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都是经过延安整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13]第三，要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就不会有“充分的经验”，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4]

我党历史上的第三次重大转折，是由“文化大革命”的破产，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展。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期间党内萌生的“左”倾错误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再加上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终于发展为全局性的错误，导致了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混淆了是非，使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泛滥，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在政治上混淆了敌我，严重地损害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经济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在文化上大革文化的命，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在组织上大搞夺权，全面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解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党要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就不仅要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而且要彻底纠正党和毛泽东所犯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带领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心愿。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反对纠正“左”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可以看出，这一分歧，不仅是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而且是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两个凡是”的实质从哲学上说，就是毛泽东早就批评过的一切照搬的本本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它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抵制。邓小平同志在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胆略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他强调，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问题。“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把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鲜明地提了出来，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增强了干部和群众抵制错误方针的斗争信心和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把“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批深批透，中国人民就不可能从灾难中走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将继续遭受损失。所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坚持“两个凡是”的少数人的斥责和压制。但是中央多数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5]在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推动下，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这场讨论成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不仅是思想路线之争，而且是政治路线之争。它们的对立和斗争，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方法论的对立和斗争。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干部党员接受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教育，冲破了“左”倾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深深地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问题，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围绕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主题，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并根据这一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这体现了党在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所开创的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党在经历了长期严重挫折后，总结经验教训，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上实现的历史性飞跃。如同遵义会议开始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严重失败走向胜利的转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始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严重挫折走向成功的转变。从此，党和人民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拓的道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全面地、历史地和辩证地阐述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三中全会所重新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全面阐述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我们党才不断克服了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找到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变。

十分明显，党的历史上的这次重大转折始终是围绕真理标准这一哲学理论问题进行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反映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最终，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战胜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真理观，中国才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党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如此直接、如此紧密地和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是这次重大转折中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和主要的特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ABC”，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反复阐明的“常识”。可就是这样一个“常识”的宣传和运用，竟遇到如此大的阻力，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过程，这固然反映了某些人为一己的政治权益是何等的顽固，更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这是启示之一。通过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这条思想路线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并阐明了的。这说明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特别是在全党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不高时，这个问题会被反复提出来。这是启示之二。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决定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仍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这是启示之三。

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可以看出：①三次重大转折的实现都是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并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理论的指导作用尤为突出。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石，只有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贯彻到实际中去，才能充分发挥它作为思想武器的指导作用。②三次重大转折的实现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的基础上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根据历史的经验，正确地认识国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点、联系观点看问题，把国情看作客观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论断。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因为党正确地认识了国情，才解决了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实现了历史的转折。③三次重大转折都是在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解放思想的斗争中实现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同教条主义做过三次斗争，在理论上批判了本本主义，在实践上突破了十月革命城市起义模式，完成了革命的转折。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转折。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只有无产阶级的哲学才能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革命性之所在。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工作，十分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全党，统一全党的思想，多次要求全党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锐利武器。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该文系全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1993年荣获青海省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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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77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40页。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8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1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4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5页。

[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78～79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8页。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11页。

[1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第988～990页。

[1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1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6页。

[1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第17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