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积极作用

蒲文成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长期联系，密切交往，相互依赖，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曾出现过许多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人物。其中，一些藏传佛教界人士在这方面有过突出贡献。

佛教从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10世纪后叶进一步发展，形成一种具有西藏地方和民族特点的佛教流派，即称为“喇嘛教”的藏传佛教。后来，藏传佛教又传播到我国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中，并在满族、裕固族和靠近藏区的汉族群众中颇有影响。一千多年来，佛教支配着藏族等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仰藏传佛教成为这些民族中多数群众唯一的精神支柱。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特点：一是极力与藏族固有的本教相融合，使之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以便扎根于西藏本土；二是它从传入到发展，形成派系，并且冲出民族界限，传播到其他民族的过程中，无不把一定的统治集团作为自己政治、经济上的靠山，统治阶级则以它作为统治人民、维护自己政权的工具，构成所谓“以政权来扩大神权，用神权来强化政权”的相互依赖利用的关系；三是它与汉地佛教一样，“传教者要善于迎合当地群众的思想和要求，并且采取一些办法以满足他们的要求”[1]，从而赢得群众。这三个特点，特别是第三个特点决定了历史上一些藏传佛教界人士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向往和平、友好往来的根本要求，做出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业绩。本文拟就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典型事例，谈谈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发展汉、藏、蒙古、土等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促进和维护祖国的统一，增进民族文化交流，发展民族教育事业，调解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首次遣使入唐通好，开创唐蕃友好关系的历史。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唐蕃联姻，为藏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进一步开辟了道路。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国势达到极盛时代，吐蕃奴隶主集团趁唐朝“安史之乱”，边备空虚，大肆扩张，从天宝十五年（756年）起，先后夺取唐朝河西、陇右和四川剑南道的大片土地。宝应二年（763年）一度攻入长安，掳掠财物，奴役居民，使唐朝广大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吐蕃边将拥兵在外，把扰唐边境视为邀功求赏的途径，唐蕃不断发生纷争。吐蕃的穷兵黩武也导致吐蕃内部人财耗损，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唐元和十年（815年），赤祖德赞（即热巴金，汉史作可黎可足）即赞普位，掌政僧相钵阐布占嘎贝永为了缓和吐蕃社会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鉴于汉藏人民厌恶战争的情绪及和好要求，建议实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极力主张和唐朝保持互不侵扰，开展双方正常贸易的友好关系”[2]，长庆元年（821年）九月，派礼部尚书论纳罗到长安，十月，与唐朝宰相崔植及大臣凡十七人会盟于长安西郊兴唐寺。盟毕，唐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入吐蕃会盟使，偕纳罗入藏。次年五月，以刘元鼎与钵阐布为首的吐蕃臣寮盟于拉萨东郊。长庆三年，以汉藏两种文字勒石，树碑于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称为“长庆舅甥和盟碑”。碑文重申了唐室文成、金城两公主出嫁吐蕃赞普，唐蕃素相亲厚，和同一家的舅甥情谊，表示今后“扫彼旧怨，泯其嫌隙”，共崇旧好，永息争端，要“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和叶社稷如一统，融熙情谊如一家”。这次会盟实现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从此唐蕃纷争结束，边境安定，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会昌元年（841年），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个赞普达磨在不信佛教的大臣韦·达那坚等人的支持下，弑其兄赤祖德赞，夺取王位。不久，开始了著名的灭佛运动。后来，达磨被佛教徒拉隆·贝吉多杰刺杀，吐蕃王朝从此崩溃，直到13世纪西藏萨迦地方政权建立的400年间，藏族地区大小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河湟之地各部落，烧杀屠戮，“二千里间，寂无人烟”，“赤地殆尽”，各族人民蒙受深重的战争灾难。佛教僧人宣扬慈悲为宗的教义，力戒杀生，主张因果报应，调解部落纠纷，这一切迎合了当时人们的愿望，为佛教在河湟地区的振兴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僧人数量不断增加，活动十分积极，有的僧人甚至以佛教作为号召力，招附众人，成为局部地区部落集团的首领。11世纪初，唃厮啰（997～1065年）被拥立，河湟藏族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唃厮啰政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3]，佛教徒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直接参与地方行政事宜，审判裁决诉讼案件，代表地方政权调停战争，主持通好联络等事务。唃厮啰政权存在的近百年中，与宋朝中央政权友好相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与佛教人士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公元l3世纪初，蒙古汗国勃兴于蒙古草原，唐末以来的五代分裂和宋、辽、金、西夏长期对峙的局面行将结束，由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以雄强的武力推动中国再次走向大统一，藏传佛教对蒙藏民族关系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曾是这种大统一的一种“催化剂”。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成吉思汗曾向西藏进军，西藏各地封建领主集会商议，决定派出雅隆觉卧家族的第悉觉噶和蔡巴噶举派的贡噶多吉为代表去见成吉思汗，申明西藏归顺蒙古 [4]。后来，蒙古汗国攻灭西夏和金朝，元太宗窝阔台将西夏的辖区以及甘青一部分藏区划给第二子阔端。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阔端派大将多达那保领兵进攻西藏，造成武力威胁，同时找到一位能代表西藏的人物，请来商量西藏归顺蒙古的大事，这个代表人物即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四祖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淳祐四年（1244年），多达那保第二次领兵进藏，带着阔端给萨班的信和礼物，请他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商量归顺事宜。萨班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选择了归顺道路。他不顾63岁高龄，为了西藏民族的利益，不辞辛劳，长途跋涉，毅然应请去凉州。淳祐七年（1247年），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具体协商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会见后，由萨班向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写了一封致蕃人公开信，奉劝西藏地方势力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归顺蒙古。萨班顺应全国历史发展总潮流，最早建立起西藏地方和蒙古王室间的政治联系。经过他的努力，结束了西藏400年的割据战乱局面，使之统一于祖国大家庭，西藏避免了军事征伐，保持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推动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出卓越贡献。萨班70岁在凉州去世，据传凉州幻化寺存有萨班灵塔，现兰州市黄河北面的白塔始建于元代，也传为纪念萨班而建。萨班之后，萨迦五祖八思巴·罗哲坚赞（1235～1280年）于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设立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即公元1288年改为宣政院），八思巴以帝师兼领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地方行政事务，后来奉命返藏建立了西藏地方政权。八思巴继承其伯父开拓的使西藏纳入祖国版图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使之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元朝通过西藏地方政权，对西藏进行了有效的管理，我国藏族社会的封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科学文化相应发展，内地与西藏文化交流加速，继吐蕃王朝之后，西藏再次进入一个发展时期。同时，八思巴还奏谏忽必烈收回藏区其他各教派僧徒改宗萨迦派的命令，不仅加强了教派之间的团结，而且对民族内部的安定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他所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忽必烈曾颁行全国。

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建立后，仍把尊崇扶植藏传佛教作为加强对西陲边地统治的重要手段，对“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之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予印诰，许之世袭”[5]。14世纪末叶，宗喀巴·罗桑扎巴（1357～1419年）面对西藏佛教的现状，起衰救弊，改革宗风，广泛地与帕竹政权等地方封建势力建立联系，创立格鲁派，使西藏佛教再度崛起，曾经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在客观上给藏族社会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安定人民生活，繁荣封建经济，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都起过积极作用。宗喀巴应明朝之请，派弟子释迦也失（1354～1435年）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去朝见永乐帝，争取中央政权对格鲁派的支持，扩大本教派的影响。宗喀巴去世后，释迦也失又去过北京，被明朝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最早使格鲁派与明朝建立联系，并开始将格鲁派传到蒙古族的一些地方，努力沟通藏汉、藏蒙关系。16世纪，格鲁派随着自己的支持者西藏帕竹政权的衰弱和与噶玛噶举等其他教派斗争的日益激化，开始寻求新的支持者，并使格鲁派冲出民族界限，迅速广泛地传播到我国蒙古族、土族地区，完成这一使命的杰出人物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年）。明万历五年（1577年）藏历十一月二十六日，索南嘉措应入据青海湖地区的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之请，从拉萨哲蚌寺启程来青海，于翌年藏历五月十五日与俺答汗相会于青海湖附近的仰华寺，第二年秋从青海去四川理塘建寺，万历九年（1581年）又去昌都。第二年俺答汗病故，按俺答汗遗嘱，索南嘉措应请去内蒙古参加俺答汗葬仪，于是年农历十一月从昌都再到青海措卡。根据五世达赖的《三世达赖喇嘛传》，索南嘉措为了在甘青地区发展格鲁派势力，从这里并未直接去内蒙古，而是用了两年时间，辗转安多，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底始离青海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索南嘉措的两次青海之行，与蒙古诸部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他通过蒙古王公要蒙古族群众从信仰传统的萨满教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取消“以往蒙古人死后，区分贵贱，以其妻妾、奴仆、马牛殉葬”的习俗，“严禁杀生祭祀死者”，“杀人者抵命，宰杀马牛牲畜者剥夺其全部财产”，并“禁止汉藏蒙之间无端争斗残杀”[6]。在封建割据、部落民族之间纷争不息的当时，佛教慈悲从善、戒杀戒斗的说教更迎合广大群众厌战心理，三世达赖还利用自己的宗教地位，多次调解各族之间、同族各部之间、明朝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纠纷。这一切对于废除蒙古族原有的一些陋习，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安定显然具有积极作用，也赢得了广大群众对格鲁派的热忱。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俺答汗拥众人据青海湖地区后，累犯庄浪、凉州、西宁等地，对明朝造成威胁。万历元年（1573年），俺答汗再次运兵来青海，其部落“八万有奇，逐水草，而乘机刁抢”，剽掠粮畜，妨碍农桑，加害行旅，并常向明朝“扣关乞赏，无日无之”。明朝更担心俺答汗死后，“西陲无复安枕之日”[7]。明朝正因俺答汗西入青海，感到头痛，又无办法之际，“听说俺答汗对索南嘉措非常尊重，言听计从，乃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到青海请索南嘉措到甘肃与他会晤，并嘱索南嘉措劝说俺答汗率兵回内蒙古”[8]。索南嘉措接受了邀请，于同年冬从措卡去甘州（今甘肃张掖）与侯东莱会晤。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所写的《三世达赖喇嘛传》说索南嘉措在甘州受到10万人的欢迎，由他劝说释放了甘州监狱的犯人，还劝说攻入长城以南汉人居住区的土默特等部万余人搬回自己牧区，他因此被人用汉地40人抬的轿子抬回措卡恰卜恰大乘法轮州寺（即仰华寺）[9]。索南嘉措在甘州于万历年（1578年）农历十二月初给明朝的宰辅张居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阁下分付（吩咐）顺义王（俺答汗）早早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10]。第二年夏天，俺答汗听从了达赖的劝告，留火洛赤青巴图尔驻牧青海，自己回内蒙古河套本土。为此，“农历八月，明朝万历皇帝派三个大臣持‘所有地面的保佑者’的封诰印信来措卡拜见达赖，献衣服三套及金银、绸缎、宫内用器等。信中说‘所属蒙古四十部和甘州二唐诸臣之愿悉得满足，甚好，朕将请足下到朝廷’，并封达赖喇嘛的襄佐（管家）为国师，亦赐印信”[11]。索南嘉措根据明朝皇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帝想办而办不到的好事。早在达延汗（1404～1483年）时，大漠南北蒙古与漠西蒙古之间存在矛盾，相互多次争伐，俺答汗立为土默特十二部汗后，图谋复仇，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曾行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席卷其地”[12]。后来，再次“道侵瓦刺（厄鲁特），为所败，归次青海建仰华寺以居琐南（嘉措），大会诸部，谋报瓦剌，琐南止之，且戒以勿好杀”[13]。万历七年（1579年）四月，索南嘉措在措卡调解了长期以来漠南蒙古各部与厄鲁特蒙古之间的纠纷，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从临洮折回青海宗喀地方又调解平息了当地汉蒙民族之间的纠纷。他的这些做法客观上安定了社会，受到饱受战火之苦的各族群众的拥护。万历十四年（1586年）索南嘉措在青城（呼和浩特）主持火化俺答汗遗体后，第二年去土默特右翼活动，冬去喀喇沁部。万历十六年春，明朝派使臣到喀喇沁封索南嘉措为“灌顶大国师”，并请他去北京。是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索南嘉措病逝于去京途中。此后，格鲁派集团认定次年即公元1589年出生的俺答汗的曾孙为索南嘉措的转世，是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14]。格鲁派上层与蒙古族统治阶级在当时形势下做出的这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微妙安排，表现了三世达赖在蒙古等地弘传佛教、开创新的事业结出了果实，“这样一来，雪域同新皈依者的故居间障碍一下子撤出了；新入教的蒙古人同他们的师傅在同一宗教信仰中地位平等了；种族、语言和传统的分歧失效了；蒙古游牧群众突袭四蒙屡次带来的灾难忘却了”[15]。格鲁派寺院集团与蒙古族统治阶级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格鲁派后来依靠蒙古势力，战胜对立派奠定了基础。同时，以宗教作为纽带的蒙藏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

清朝建立后，仍把利用和扶植西藏佛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特别是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觐见顺治帝，翌年清朝册封五世达赖后，格鲁派尤受尊崇，发展更加迅速。清朝在利用西藏佛教统治广大蒙藏地区的过程中，历辈达赖喇嘛及其摄政和历辈班禅对维护中央统治，促进汉蒙藏民族关系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等之大喇嘛”。青海郭隆寺的章嘉呼图克图，亦“西藏有名之大喇嘛”，在清代汉蒙藏关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郭隆寺即今青海省互助县五十乡的佑宁寺，章嘉为该寺五大活佛之首，其第一世扎巴鄂色出生于今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的张家村，章嘉佛号即“张家”的雅称。二世章嘉名阿旺罗桑却丹（1642～1714年），青海湟水南岸伊格沟达秀村人，系一山西商客之子，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去西藏，在哲蚌寺果莽扎仓曾以罗哲嘉措（1635～1688年）为经师学习显宗经典8年，康熙二年（1664年）由五世达赖授比丘戒，此后，又跟随罗哲嘉措在拉萨密宗院学习密宗15年，从而显密双通，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返回安多。罗哲嘉措系青海塔尔寺所属米纳鲁本村人，亦属达秀部落，从1682年起任甘丹寺第四十四任赤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外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扎萨克图汗部因争夺属民发生战乱，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支持扎萨克图汗反对土谢图汗及其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清朝派大臣前往调解，并要五世达赖派代表前往。当时，五世达赖已经去世，第巴桑结嘉措派罗哲嘉措去外蒙古。罗哲嘉措途经青海，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因师徒关系陪同前往。据土观·阿旺却吉嘉措的《立嘉·阿旺罗桑却丹传》，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在这次调解中出力甚大，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随罗哲嘉措去北京，受到康熙帝嘉奖，第二年回到郭隆寺，任该寺第二十任法台两年。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与青海湖地区的蒙古首领关系极为密切，卸职后常去那里活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世章嘉奉召赴京，因博通佛学，被康熙帝尊为自己的讲经师，从此驻京。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世章嘉奉命赴藏，向刚公开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6年）送封文印信，“时值康熙帝外出巡视驻跸宁夏城，康熙帝让章嘉去劝说青海蒙古首领归顺清朝，章嘉奉命前往，诸首领听从了章嘉的劝说，去向康熙帝请安，康熙帝封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为亲王，赐给印信，还封其他人为郡王等相应官职，并赐大量财物，从而汉蒙合为一统”[16]。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内蒙古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建成，康熙任命二世章嘉为住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又封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为“灌顶普善广济大国师”，赐八十八两八钱八分重的金印一颗，并授封文诏书。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驻京后，主要在北京和内蒙古从事宗教活动，但在甘、青、藏、蒙古、土族地区颇有影响，曾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十九年（1700年）、四十九年（1710年）数次来青海，代表清朝向郭隆寺、塔尔寺等赐赠匾额财物、佛像法器，沟通各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通过寺院加强清朝对甘青地区的统治。自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起，历辈章嘉为驻京呼图克图、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总教主，在京驻锡嵩祝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廷钦定驻京喇嘛班次中，章嘉为左翼头班，位居驻京喇嘛之首。章嘉活佛直到民国时期，还由国民党政府授给七世罗桑贝丹旦贝仲美（1892～1958年）灌顶、普善、广慈、宏济、光明、昭因、阐化、综持黄教大国师，大总统府高等顾问，京城、内蒙古、察哈尔、五台山、热河、多伦等处各寺庙掌印等头衔。他曾一度宣化蒙古，宣传抗日，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藏传佛教进步人士。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九世班禅和十一世热振活佛。20世纪初，英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与一小撮亲英分子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制造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不和，九世班禅却吉尼玛（1883～1937年）坚持爱国、反对分裂的政治态度引起亲英派的敌视，大师被迫长期离开西藏，辗转祖国内地，最后客死青海玉树地区。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圆寂后，拉萨三大寺代表和噶厦政府僧俗官员举行会议，决定请锡德林的第十一世热振活佛绛白益希摄政，并于1934年元月书面报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行政院即复电批准。十一世热振活佛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摄政期间采取措施遏制英帝国主义及亲英上层在西藏的罪恶活动，积极改善西藏与祖国的关系。热振活佛的爱国行动引起当时以噶伦擦绒和藏军司令龙厦为首的亲英顽固派的仇恨，秘密组织亲英反热阵线，散布谣言，诋毁热振，迫使热振活佛于1941年初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离职3年暂回热振寺“静修”的辞呈，由其经师聂塘寺住持达扎活佛阿旺桑热图多丹贝坚赞代理摄政职务。特别值得称颂的是，一些藏传佛教界人士拥护我党和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如四川甘孜县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罗桑旦真·扎巴塔益（1903～1950年）与我党肝胆相照，长期合作，最后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而献出生命。再如青海同仁县隆务寺的七世夏日仓活佛罗桑赤烈隆朵嘉措支持我军解放青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过很大贡献。

历史上，在藏传佛教盛行的我国蒙藏地区，“宗教即教育，佛寺即学校”，文化教育事业几乎被寺院所垄断，所有民族知识分子都集中于寺院，宗教寺院成了蒙藏文化中心。不少藏传佛教人士是博学多产的出名学者，仅在甘青地区就有不少闻名中外的佛教学者。如三世章嘉若贝多杰（1717～1786年）精通汉、藏、蒙古文，博通群籍，乾隆元年（1736年）奉旨将藏文《甘珠尔》经译为蒙古文，他还协助庄亲王修《同文韵统》，负责编校《四体合璧清文鉴》《首楞严经》、满文《藏经》，指导藏译《金刚金》，编写《喇嘛神像集》《诸佛菩萨圣像赞》，厘定《造像度量经》等。青海佑宁寺的三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年）一生著述凡15函，计500余篇，5764页。其中，他的《宗教源流镜史》全面评述印度外道、内道佛教、藏传佛教各宗派、西藏苯教以及汉地道教的发展形成及其教义，名扬中外，已有英、汉文译本。再如佑宁寺的三世松巴活佛益希班觉（1704～1787年）出身蒙古族，精通佛学，且对医学、工巧、历算、声韵、文法、绘画、梵文等无不博通，乾隆年间刊校汉地印制的藏文经籍，获得“额尔德尼班智达”（宝贝学者）的称号。他一生涉足甘、青、卫、藏、内蒙古及祖国内地，阅历丰富，几乎对西藏文化的所有学科都写过论著，凡9函，68部。其中，他于1748年写成的《如意宝树史》论述印、藏、汉、蒙古佛教史，资料丰富，有英、德、俄、汉文译本。他于康熙五十一年（1786年）完成的《青海史》为研究清代青海蒙藏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还有今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的贡塘活佛官却丹贝仲美（1762～1823年）也是一位对藏族文化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学者，一生著述12函，他的《木喻格言》《水喻格言》等脍炙人口，在藏族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一千多年来，这些佛教学者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藏文卷帙，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认识有关民族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同时，历代藏传佛教界人士，辗转各地的宗教活动，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民族间建筑、绘画、雕塑、医学、天文、地理知识、印刷技术、手工技术等的交流以及对各民族历史、地理的认识等，除了借助各种文献著述之外，还得力于这种宗教的交流活动。

20世纪以来，一些进步、开明的藏传佛教人士通过与外界和其他民族的接触，开阔了眼界，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原青海大通广惠寺的敏珠尔活佛亦为清代青海驻京呼图克图之一，其第七世多杰加（1905～1937年）系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右前旗扎萨克辅国公之子，在北平“看到内地人知识渊博，文化发达，科学昌明，反观故乡同胞，则愚昧落后，一如上古，乃恍然大悟，对留北平的同乡说：吾辈边疆人民，尤其是愚昧无知的蒙人，如不大自奋发，从教育入手提高知识程度，则迟早难免天然淘汰之公例”[17]，回乡后与一些社会贤达、宗教人士倡议，在广惠寺附近创办小学3处，自兼校长，由他私人供给经费。学生从80余人增至137人，藏、蒙古、汉子弟，济济一堂，孜孜学习。敏珠尔由此受到当时民国政府“热心教育”的嘉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宗教工作上虽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指引下，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取得了显著成绩。多数宗教界人士爱国守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协助党和人民政府调解民族、民事、草山纠纷，在兴办教育、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团结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等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于历史上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交流繁荣做出过贡献，特别是对那些与我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该文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获1989年青海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二等奖）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序。

[2]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第34页。

[3]李远：《青唐录》。

[4]参见东噶·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本），民族出版社，1981，第63页。

[5]《明史》卷3300唃厮啰，列传第二一八，西域二。

[6]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著《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95页。

[7]青海民族学院研究所编印：《明实录青海民族史料摘抄》，第117页。

[8]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22页。

[9]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著《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97页。

[10]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22页。

[11]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著《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98页。

[1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译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第350页。

[13]《甘肃通志稿》民族六，宗教。

[14]《蒙古源流》卷七载俺答汗长子为僧格都固仍帖木尔洪台吉，其第四子为苏密尔（松木）岱青，云丹嘉措即苏密尔之子。

[15]〔意〕杜齐：《西藏中世纪史》，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第89页。

[16]智贡巴·贡去乎丹巴绕布杰：《安多政教史》（藏文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第41页。

[17]李思明：《青海民族教育概谈》，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