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大量农村未婚女性外出务工经商成为女性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重要特征，并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常态。未婚女性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过程中实现经济角色转变的同时，她们的生活也被不断重塑和建构。其中，未婚女性农民工的流动与迁移使得婚姻匹配跨越地域范围走向空间开放性，婚姻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流动。未婚女性农民工有条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寻求合适的婚配对象，她们选择配偶的机会、观念与行为均发生着深刻变化，使得婚姻匹配超越地域、民族、文化、信仰等种种樊篱成为可能。由此，我国大范围内持续出现女性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过程中认识配偶并远嫁异地的迁移婚姻现象，从而迎来一种全新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模式。婚姻不是私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时期人们的婚姻行为反映该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伴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发生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是我国农村婚姻变迁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其对婚姻家庭乃至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对于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婚姻，跨地域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改变了农村传统的婚姻实践，冲击着原有的婚姻秩序，其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问题，引发风险。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问题由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可能演变为社区问题和社会问题，它的存在和发展给个人、家庭、社区、社会造成一系列深层次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深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大量农业劳动力开始进入工业和服务行业等非农产业寻找就业和发展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支被称为“农民工”的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由此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分布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为725.4万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为1.4亿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为2.4亿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务工经商流动人口为2.9亿人。

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建立了农民工监测调查制度，2009～2022年每年发布《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2009～2022年的农民工总量、女性农民工比例、外出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中未婚者比例如表1-1所示。数据显示，2009年以来，农民工总量持续保持在2亿人以上，外出农民工总量持续高出本地农民工总量，女性农民工比例持续保持在33.00%及以上，外出农民工中未婚者比例保持在23.00%～42.50%。

表1-1 2009～2022年全国农民工基本数据

表1-1 2009～2022年全国农民工基本数据-续表

上述农民工人口的各种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未婚女性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大量未婚女性农民工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对未婚女性农民工而言，离开农业农村外出务工经商无疑是她们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婚女性农民工踏出家门和村庄的那一刻，她们也许想到也许没有想到，她们的人生将要发生巨大变化。这巨大变化，不只表现在职业和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实践、社会交往的空间和实践方面，未婚女性农民工的人生道路由此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出现多种可能性。

在外出务工经商过程中，随着工作、生活、社会交往的空间和实践发生巨大变化，未婚女性农民工的择偶空间、婚姻资源、婚姻市场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未婚女性农民工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也必然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变化。大量未婚女性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迁移和流动，必然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婚姻市场和婚姻资源发生根本变化，婚姻匹配跨越地域范围走向空间开放性，婚姻资源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流动，婚姻匹配超越传统的地域限制，未婚女性农民工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寻求合适的婚姻资源和择偶成为现实。

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改变不了她们恋爱、结婚、成家的人生轨迹，但改变了她们与谁恋爱、与谁结婚的空间轨迹。由于我国从夫居的传统，对女性农民工来说，婚姻问题不只是当下的情感问题，还决定着她们结婚后是否要从夫居的根本大问题。在人口结构变迁和婚姻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很多农村家庭上演着这样一幕：未婚女儿在外出务工经商过程中认识一名异地的适婚男性，并选择与之恋爱、结婚，父母一开始并不同意，但最终拗不过女儿，在父母的心疼和无奈中，女儿最终选择远嫁到异地并在异地定居。

在社会变迁中，无数个个人的婚姻选择汇集起来成为时代发展的洪流，改变了农村的婚姻走向，形成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模式。一桩桩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上演，慢慢演变为迁移婚姻成了很多女性农民工婚姻的常态，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模式也成为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中的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婚姻不仅具有个体和家庭意义，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婚姻变迁与社会变迁具有内在一致性，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模式是社会变迁在婚姻领域的具体呈现。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已经在观念、行为、婚姻市场、婚姻关系、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等方面改变了我国传统农村婚姻的发生与运行逻辑。我国大范围内出现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模式，必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任何婚姻都具有不确定性，都有可能给婚姻当事人、相关者和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产生伤害与损失，从而产生婚姻风险。婚姻风险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稳定性的重要风险。作为婚姻的新模式，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正在改变传统中国农村婚姻的运行逻辑与基本结构，婚姻的行为方式和姻亲结构正在被系统化地重构。与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农村女性同地域婚姻相比，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本身可能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其呈现权宜性、策略性与自我建构性等特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现实中呈现早恋与早婚、早孕与早育、婚恋市场失衡与婚姻挤压、娘家-婆家社会资本割裂、闪婚与私婚、闪离与逃婚等因迁移效应引发的多元困境，必然会引发和呈现新的风险（仰和芝、张德乾，2021）。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不只关系到迁移婚姻中的当事人夫妻，还关系到其家庭成员和其他群体；不只关系到婚姻家庭问题，还关系到人口、养老、社会资本、心理健康、社会稳定等问题。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不只会给迁移婚姻女性带来风险，同时也会给迁移婚姻女性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成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带来风险。

二 研究价值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将持续发生和发展，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关涉到婚姻资源、性别比平衡、婚姻幸福、家庭稳定、子女成长、家庭养老、社会网络与社会稳定等诸多婚姻家庭领域与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广大人民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是切实的民生问题，基于风险的视角研究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价值

（1）推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研究重心的适度转换。尝试以风险为切入点关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负面影响，尝试将风险理论与迁移婚姻相结合，重点关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评估与防范，从而推动以风险视角研究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实现研究重心的转换，以回应农村婚姻的变迁。

（2）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理论框架。尝试从定义、内涵、分类等角度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风险评估与风险防范等进行阐释，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研究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提供理论框架。

（3）丰富社会风险研究领域。尝试把风险理论引入迁移婚姻研究领域，首次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分析视角、基本属性、要素构成等进行分析，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进行范畴化，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可能性、关联性、严重性、传导性和克服性，并进行理论提炼，扩展迁移婚姻风险理论研究的视域，可进一步丰富我国社会风险理论的研究领域。

（二）实践价值

（1）有助于真实了解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实际状况。尝试识别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呈现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主要内容及其承受者，揭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基本状况及其群体差异，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可能性、关联性、严重性、传导性与克服性的基本状况、群体差异与相关性，形成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真实状况的基本判断，有助于将迁移婚姻风险纳入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构中，有助于迁移婚姻风险承受者和社会大众更好地了解并理性对待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从而更好地预防和规避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

（2）有助于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在评估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基础上，把握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走向，尝试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防范机制，建立有道德的恋爱、有责任的婚姻、有保障的家庭服务，从而拓宽决策部门防范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视域和政策思路，提升管理部门实施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防范行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