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要创新

一 首次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

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时代性、群体性与建构性特征，认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不只是个体婚姻行为，其反映的是女性农民工群体回应时代变迁与现实婚姻境遇的自我调适与自我建构。在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影响日益显现的现实背景下，聚焦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后果，将风险理论引入迁移婚姻领域，首次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的各种因素与属性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引发的事件给个体、家庭、社区与社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性”（仰和芝、张德乾，2020）。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是在婚姻风险和迁移风险基础上叠加延伸出来的风险类型，有其基本的内涵与分析视角（仰和芝、张德乾，2020）。从社会变迁、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空间、基本属性、要素构成、危害性等方面提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视角，从未来性、不确定性、时代性、客观性、复杂性、关联性、传导性等方面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属性，从风险源、风险事件及其原因、风险后果与风险承受者等方面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构成要素，丰富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概念内涵。

二 初次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内容进行识别并提出核心范畴

目前关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范畴与维度的专门学术研究尚少见，并没有形成统一或一致的理解和梳理总结。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内容与维度表现为哪些方面是研究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为此，本书运用扎根理论，对深度访谈原始质性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核心式登录的三级逐级编码分析，抽象出369个初始概念，将其范畴化为39个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主范畴。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核心类属，最终提炼出人口风险、婚恋风险、家庭风险、经济风险、社会网络风险、健康风险、养老风险、社会稳定风险8个核心范畴，使得所有范畴类属之间围绕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建立联系并成为一个整体，建构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范畴分析框架，使得对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认识更全面、深刻和细致。

三 构建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模型

基于深度访谈获取的质性数据，遵循风险评估相关理论，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提出了包含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可操作化、可行性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包含8个一级指标和39个二级指标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明晰了包含迁移婚姻女性、迁移婚姻男性、迁移婚姻家庭子女、迁移婚姻女性父母、迁移婚姻男性父母、失婚男性、失婚男性父母共7组群体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承受者，明确了包含可能性、关联性、严重性、传导性与克服性的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类型，把风险评估等级量化并赋值，最终构建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评估模型。

四 揭示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群体差异与不同类型之间的相关性

关注现实情境，基于风险承受者的视角，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方法，对迁移婚姻女性、迁移婚姻男性、迁移婚姻家庭子女、迁移婚姻女性父母、迁移婚姻男性父母、失婚男性、失婚男性父母共7组群体关于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群体差异进行比较分析，识别群体内部差异，更好地呈现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承受者的复杂性，有助于深入了解与理解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影响的群体性特征。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中的两两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可能性、关联性、严重性、传导性与克服性两两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以及相关关系的方向，揭示了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多变性和变化方向，有助于深入了解与理解女性农民工迁移婚姻风险的内在结构性与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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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2] 2009～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3] 本书关注未婚同居和未婚生育及其风险，所以把事实婚姻也纳入研究范围。

[4] 本部分内容参见仰和芝、张德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