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出场

从1840年起，西方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危机四伏且激烈动荡的时代。为此，无数知识精英们不断地探索中国如何走向独立与富强。探索之路上，无论是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或是改良政治体制的戊戌变法，还是彻底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辛亥革命，乃至强调文化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习是其核心。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反封建的主张，同时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此开启了全面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启蒙，也开启了文化激进主义的传统。

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主潮中，部分知识分子却充满对中国文化如何向现代转型的忧虑。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梁漱溟等倡导的“新儒学”兴起，他们批评近代以来中国的日趋西化，尤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西化主张进行犀利批评，提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另外，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后期“甲寅派”，也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新儒学”“学衡派”及后期“甲寅派”的出现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传统。此后，在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对未来国家的文化建构常有两种话语表述，一种是文化保守主义，另一种是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肯定传统文化的优势，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文化激进主义则否定传统文化，主张以革命方式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文化秩序。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如何处理“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关系的两种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意识形态影响，切断了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现代化之路的多重想象，包括回归传统与学习西方的文化想象。此后，中国开启“一体化”的现代历程，阶级文化成为该时期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直到20世纪80年代，思想的解放与国门的打开，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又成为主导20世纪80年代思想领域的重要图谱。“文革”结束后，从噩梦中醒来的知识分子拉开批判的帷幕，猛烈地抨击旧体制，并逐步从制度批判走向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反思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来改变中国，使中国快速地走向现代。而且，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习西方技术，极力主张学习西方一切制度文化，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可以说，文化激进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潮中的重要一极。当然，其时的中国思想中还存在另一极，那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季羡林、汤一介等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是倡导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套索。此外，以杜维明、余英时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学的传入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虽未占据主流位置，但在国内一些领域产生了影响，在电影、美术、音乐乃至文学等领域掀起了强调挖掘本土文化的“文化寻根”潮流。学者叶舒宪曾描述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的普遍性：“我们在学院派学者的民俗文化研究热潮（如傩文化）和非学院派非科班的学者萧兵、何光岳的上古文化研究著作中；在影片《黄土地》《红高粱》《菊豆》的凝重镜头画面里；在画家罗中立的《父亲》和巴荒的西藏风情油画系列中；在以董克俊、尹光中为首的美术流派‘贵州现象’中；在民间美术发掘家靳之林、乔晓光等收集的抓髻娃娃和剪纸造型中；在作曲家瞿小松、谭盾等融合边远异族风格的音乐曲调中；甚至在当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俗文化村景观和各类新建‘古迹’上；在徒步暴走族的新疆沙漠旅行和藏地探险游热潮中；都可以依稀感受到文化寻根作为心理情结或作为一种激情的存在和跃动。”[2]而在20世纪80年代宽泛的“文化寻根”潮流中，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影响力最为显著。

文学领域的“文化寻根”如何出场？新中国成立初的30年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力控制，造成文坛一片萧瑟。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启动，文学领域重现曙光，先后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潮流。但无论是“伤痕”“反思”或“改革”，都为典型的“即时性”主题，其将文学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思维定式仍没改变。历史惯性虽在延续，但改变历史的力量正从各种裂缝中迸发。就文学领域而言，一种突破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冲动正在滋生，那就是试图用文化书写改变政治书写一统天下的局面。最早开始文化寻根的先行者是汪曾祺，他在1982年发表小说《受戒》，该作品摆脱了文学与政治的唱和关系，着力展现民间社会自由自在的文化精神。同时，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也开启了对自我民族文化的书写。随后，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林斤澜等相继推出展示地域文化的文化风俗小说。1982年前后，朦胧诗派代表诗人杨炼创作了《诺日郎》《半坡》《西藏》等组诗。“这些作品或者在对历史遗迹的吟赞中探询历史的深层内涵，或者借用民俗题材歌颂远古文明的生命力，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想象来构筑人生和宇宙融为一体的理念世界。”[3]无论诗歌或小说，都滋生出“文化寻根”苗头。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具有“文化寻根”倾向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为后来“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作了重要铺垫。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是文学领域“文化寻根”现象的主要构成部分。1984年12月，《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联合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谈论了文学创作中初现的“文化寻根”。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一文，率先举起“寻根”大旗。接着，阿城、李杭育、郑万隆、郑义等人阐述“文化寻根”的理论文章相继出炉。在理论引导下，系列体现“文化寻根”理念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现，如韩少功的《爸爸爸》、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老儿》、郑义的《老井》等。理论文章与文学作品的互相援引使得“寻根文学”思潮勃然兴起。同时，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也加入“文化寻根”的行列，如扎西达娃、色波、吉狄马加、张承志等，他们自觉地书写母族文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人们尤为重视如何在文化日趋同质化的全球化语境里保持自我。为此，文化保守主义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向中心靠近。“寻根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结束，但在全球化及国内保守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寻根文学”思潮影响力依然存在。许多作家自觉延续“寻根文学”思潮倡导回归本土文化的理念，先后推出众多体现本土文化思考及美学风格的文学作品，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等。为了区别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人们把80年代之后体现“文化寻根”意识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后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开启了人们对本土文化的关注，而“后寻根文学”继续沿着文化寻根之路前行，且更深入地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寻根文学”或“后寻根文学”，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精神肌理，强调以现代意识审视中国本土文化，既寻找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既有本土意识，又有国际视野；既有明快、简约、古典的传统美学神韵，又不拒绝魔幻、象征、隐喻、变形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总之，“寻根文学”与“后寻根文学”都致力于追求以现代意识重铸民族文化的自我。正是在此意义上，“寻根文学”与“后寻根文学”可视为“进步的回退”，而不是简单的“复古”。“寻根文学”与“后寻根文学”共同构筑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是在西方这个巨大“他者”映衬之下，重新寻找自我的一种努力。它以“返回”的姿态，发掘、审视与反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力图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契合现代性发展的有效资源。采用传承中创新、创新中传承的方式重新建构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以说，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是中国文化自身的一种现代性重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与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