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研究的缘起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其中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又是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代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涉及汉语创作与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两种类型，这里所言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主要是指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作的致力于本民族文化认同与追思的文学作品。

本书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源于两个原因。

首先，与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被忽视的现实境遇相关。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是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生力军。但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却处于主流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为何如此，原因有二。第一，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位置相关。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是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框架之下建构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包括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书面文学又包括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由于少数民族大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口头文学传统较为发达。而就书面文学而言，除了藏族、彝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有自己的书面文学之外，许多少数民族因没有文字从而没有书面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开始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得以迅速发展，涌现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等作品。但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因起步较晚，与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文学相比有一定差距。第二，与早期少数民族文学丧失文化个性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了系列民族政策以实现民族平等，其中民族识别的开展使得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获得了合法性，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也由此萌发。但由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认同意识的过度强调，使得少数民族作家强烈的公民意识遮蔽了他们的民族身份意识，因此少数民族作家几乎不具有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这在创作中表现为缺少对自身民族性文化的关注，从而丧失了自我的文化个性。丧失了文化根性或者说丧失了自身文化传统滋养的少数民族文学变得与其他中国文学一样，这也必然注定其遭遇被忽略的处境。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长期遭受搁置的民族政策得到恢复，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外来文艺思潮传入，国内以汉族作家为主体的“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少数民族作家曾经萌发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觉醒，因此关注本民族文化、自觉地吸收本民族文化为创作资源，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倾向，少数民族文学由此逐渐获得鲜明的文化个性。此时期，涌现出了乌热尔图、吉狄马加、张承志、霍达、蔡测海、董秀英等具有“文化寻根”倾向的优秀作家。他们或挖掘民族精神美的传统，或批判民族精神的劣根性，或表达文化碰撞的困惑与迷茫。少数民族作家由书写政治转向书写文化的开始，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启动“文化寻根”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及后殖民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更为自觉，他们以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表达文化一体化趋势下的文化焦虑，他们自觉地建构族群文化以抵御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同化，他们反思现代性的危机，他们也致力于追求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融合，这些创作的合力推动着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不断地向纵深处与宽阔处发展。可以说，20世纪末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也记录了在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时代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与情感，这是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使得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趋繁荣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依然视而不见。因此，本书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作为研究对象，期望通过研究改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以来被忽略、被遮蔽的生存处境。

其次，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独异性相关。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是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构成部分，它与主流文学的“文化寻根”一样，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回望与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强调以现代意识审视传统文化，还注重文学艺术形式的探索。所以，无论是来自主流文学界的韩少功，还是来自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扎西达娃，他们的创作都鲜明地体现了文化意识、现代意识与形式探索意识的结合。但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具有鲜明的独异性。一是表现为文化传统的独异性。在“文化寻根”的潮流中，主流文学的“文化寻根”侧重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之根的寻找；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则侧重于对少数民族文化之根的寻找，中华民族内部每一个少数民族自身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这必然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表述的独特性。二是表现为文化危机意识的强烈性。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体现的文化危机感远胜出主流文学的“文化寻根”。因为，以汉族作家为主体的主流文学界面临的文化同化的压力主要源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而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化的压力不仅源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还源于汉文化的强势进入。少数民族作家所体验到的倍于汉族作家的文化危机意识渗透进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使其作品有着强烈的文化回归的渴望、强烈的文化焦虑，也有着强烈的建构或重构族群文化的冲动。这些情感体验在吉狄马加、沙马、阿库乌雾、乌热尔图、张承志、潘年英等作家的作品里都有着充分的表述。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作为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构成部分，它与主流文学“文化寻根”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但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性。本书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尤其是个案的研究，展现“文化寻根”的不同路径，从而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的差异性或者独异性，以此丰富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乃至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的多元图谱。

为了改变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忽略与遮蔽的现状，为了彰显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文化寻根”的差异性以及贡献，故本书选择其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