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性别诗学的文化特质与批评方法

要建构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性别诗学体系，首先要了解中国古典诗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中西诗学在思维方式上有着本质的差别。西方诗学注重的是概念演绎和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在理性思维支配下，西方诗学长于归纳分析和思辨，拥有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国古典诗学则注重感悟思维，强调以体验感悟的方式融入对象以达到整体把握。杨义先生对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作了如下概括：“中国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它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征，是以生命为内核，以文化为肌理，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由此可以派生出比兴（隐喻）、意象、意境和气象等基本范畴，从而在不同层面和不同方式上作为生命与文化的具有东方神韵的载体，作为感悟进行贯穿运作的基本方式。”[5]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乃在于天人合一之道，即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情与理等融合相通。从孔子提出“兴于诗”开始直到现代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国诗学形成了重视兴发感悟，追求物我两契、情境交融的诗学传统和文化特质。中国古代最常见的诗学文体是诗话、词话、曲话、序跋、杂感、点评等，往往以诗化的方式去挖掘文本的意味，形成了以诗论诗、心物交融、言简意赅的言说方式。如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李清照的《论词》、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都紧密扣合文本，以生命感悟来把握对象，强调主体的心灵体验，具有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言外之意。

中国古典诗学直接立足在具体的文本之上，重视情感体验和生命感发，强调主客体内在精神的契合，虽然不乏深入的体味和精辟的洞见，但往往囿于印象式鉴赏。诚如杨义先生所言：“没有经过现代理性的阐释、分析、思辨和重构，难免笼统含糊散乱，甚至带点神秘，但它的内在品质却非常灵动、精粹、奇妙，具有独特的穿透力和整体性。”[6]中国古典诗学以感悟为着力点，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其优势，又有其缺陷：一方面，直接面对文本体味感悟，避免了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空疏议论，能够彰显难以言状的精神体验和生命韵味，更贴近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另一方面，感悟往往点到即止，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难于建构宏大、精确的理论科学体系。

结合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特质来看当前的女性主义批评，发现普遍存在这样的症结：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缺乏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二者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众所周知，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是伴随着第二浪潮女权运动而出现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原生性；中国却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女权运动，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示范和启迪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西方化的异质文化倾向。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要返回中国文化原点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放置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通过本土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最后沉淀为本土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应发挥古典诗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诗学传统，直接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文本进行感悟体验和个案分析。

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直接感悟文学艺术文本，或批判，或弘扬，或反思，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生命中去发现原创性，是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性别诗学的必由之路。理论要落实到文本才不会被架空，而文本必须与理论相结合才能具有学理高度。在此，西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为性别诗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和阐释框架。王岳川教授指出，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批评者“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而有目的地将文字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而打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之间封闭的话语系统，沟通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发现作为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表现问题的无限复杂性”。[7]就其方法而言，新历史主义推崇历史与文本互动的文化批评方法。“它总是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关系中，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本’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8]新历史主义主张从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中去研究文本，并非如旧历史主义一样将历史仅仅作为文本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打破历史与文本的二元对立，将文本看作一段压缩的历史，而历史是一段延伸的文本。历史不仅是对文本施加外力的环境，而且体现在文本的语言、修辞、结构等内在因素之中。因此，一方面要深入文本的内在理路，向内把握文本体验和叙事结构的特色；另一方面要将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通过这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以及现实文化语境的互文关系来揭示文本生成的现实意义。这样将文本的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打通，文本、历史与现实因此成为一种不断对话、互相阐释的张力结构。

中国性别诗学是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自然结果，具有本土资源和西方资源相交融的开放性。其开放性意味着“它可以将女性立场和性别视角，与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相结合；而任何一种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主体，都借助了对文学艺术的解读来表达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种种不同话语方式的相互交锋、彼此激荡，使文学和批评发挥出更强的现实功能，也培育了女性主义主体兼容并蓄的意识和能力”。[9]在性别诗学的建构进程中，一方面应看到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批判地继承中国古典诗学传统，通过体验感悟的方式来沟通文本与历史、个体与社会，突出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关注与把握，并转而影响社会；另一方面要汲取西方诗学长于逻辑分析的优势来弥补中国古典诗学的不足。西方的各种批评理论如叙事学、现象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解构批评、生态批评等经过本土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后都可以作为建构中国性别诗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