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代表人物与理论话语

索绪尔符号学和皮尔斯符号论是两个迥异的理论体系。索绪尔一脉的结构语言学以二元论为特征，而皮尔斯一脉的“符号论”则以实用主义的三元论为标志，超越了语言范畴。自索绪尔、皮尔斯以降，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各种学术话语交叠互渗，语言符号论转向所衍生的理论景观，可谓特色斐然，异彩纷呈。

一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系统模式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称誉，是欧洲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创者。索绪尔的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16），堪称结构主义文论的“圣经”。他的“符号学”主要通过语言维度和二元论的模式奠定了结构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系统模式强调语言/言语、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隐含了Positive/Negative（积极/消极、主动/被动、在场/缺席）的语言特征，以及任意性原则，上承柏拉图、笛卡尔一脉的二元论逻辑，下启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结构主义诸模式。关于索绪尔，需要在学理上辨析与澄清一些重要问题。

（一）“结构”未必等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的“结构”，未必等于“结构主义”。在建筑学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所谓的结构分析可谓司空见惯。如在高等院校中文院系骨干课程“外国文学史”关于雨果浪漫主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圆心结构和多层次对照”的分析，得益于张世君教授早年的论文，可谓比较经典。但是分析一座建筑的物理结构以判断其稳固程度，分析一个文学文本的结构以理解其美学特质，通常并不是结构主义的旨趣。结构主义并不对单独的建筑体或文学文本之类的“表面现象”（Surface Phenomena）感兴趣，而旨在揭示特定结构系统中组构建筑或文学文本的“支撑原则”（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揭示表意系统所隐含的结构规则。这种结构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概念框架。结构作为概念系统具有三个属性：整体、转换和自调节。

（二）从历时到共时：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定位。在索绪尔之前，语言研究是从历时性的维度关注单词的嬗变史，假设单词是摹仿其所代表的客观对象的。索绪尔意识到，我们需要理解的语言并不是作为单词嬗变史的聚合，而应该是一种词语关系的结构系统，因为它们是共时性应用的。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成功地把语言研究的焦点从历时性转向了共时性。相应的，结构主义并不寻求语言（或任何其他现象）的原因或源头，而是考量结构。这些结构支撑或组织语言，发挥其功能。索绪尔把个人说话称为“言语”（Parole=Speech），把语言结构称为“语言”（Langue=Language），前者是“表面现象”，后者是“支撑原则”。个人的言语只有置入语言结构，才能让语言共同体成员互相理解。语言以系统的方式支撑所有的人类经验、行为和生产，形成基本结构。

（三）符号生成的关键概念“能指”和“所指”并不指向物质实体。索绪尔关于符号生成的关键概念“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音像”与“概念”。在他看来，世界由两个基本层面组成：一个是可见世界，充盈着纷纭复杂的“表面现象”；另一个是不可见世界，蕴含着支撑结构和组织原则。我们能够通过规律感知和把握表面现象。由此它启迪了结构主义穿透表面现象以抽绎出规则的理论范式。“出于这个原因，结构主义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将人类经验系统化的方法，可以用于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如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学研究。”[3]索绪尔一脉的结构主义具有唯心论色彩，虽不否认现实实体，但强调人类意识固有的结构机制，认为结构源于人类心灵，并且将秩序投射给物质世界，因此，需要用概念系统来限定和组织众多的事实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符号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不可分割的两部分构成：能指与所指。两者结合才能产生符号意义：

这里的能指（signifier）=音像（sound-image）；所指（signified）=概念（concept）

结构主义文论认为语言是文学结构的根基。能指（或语言学音像），不指向世间事物而指向我们内心的概念，这是结构主义至关重要的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遵循的是“任意性”（Arbitrary）的原则，即音像与其意指的概念、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索绪尔的例证是“树”：英文的“tree”和法文的“arbre”。

（四）“能指”和“所指”二元论隐含着逻辑陷阱。刘禾教授曾在“美国伯克利—清华大学暑期高级理论研讨班”（北京，2001）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意义如何可能？她认为，语言使言语存在，系统使概念存在，如官僚体制使当了几年官的人行为符号改变，差异生成意义。用索绪尔术语来说，就是能指进行仲裁，所指被仲裁，由此符号（意义）生成。概念空无一物，只是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相联系才能决定自己的价值。这种结构性指涉的逻辑，体现在比较对象的设定上。后结构主义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设置了二元论逻辑陷阱，如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理论领域的他/她隐含着互为指涉，互为否定；后殖民批评领域的东方/西方意味着——讲东方是什么，则隐含了西方是什么。赛义德《东方主义》受福柯后结构主义哲学影响，把这种理论方法引入后殖民研究，置入历史话语，比索绪尔的语言学走得更远。

二 皮尔斯：符号论的“三元组合”系统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奠基人，有“实用主义之父”之称。皮尔斯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父亲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和数学教授。皮尔斯186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879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逻辑学讲师。皮尔斯堪称美国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生前鲜为人知，但辞世后其著述不断被发掘和整理出来，影响日隆。其主要贡献体现在逻辑学、数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符号学。他生前出版的唯一完整的著作是《光谱研究》（Photometric Researches，1878）。其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众多学术论文，如主要符号学论文《符号学元素和符号分类》（Semiotic Elements and Classes of Signs）等。他辞世后人们出版了两卷本《皮尔斯精粹》（The Essential Peirce，1992—1998）。

作为才华横溢的学者，皮尔斯在数学、统计、哲学、研究方法，以及形形色色的科学中扮演了革新者的角色。他以逻辑学家自居，为逻辑学（现在多属于科学认识论和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皮尔斯把逻辑视为符号学的正式分支，成为当代符号学真正的创始人。这预示了逻辑实证论者与主导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哲学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4]皮尔斯的符号学被认为是最复杂的符号理论之一，被誉为“后一代思想家的金矿”和“宝库”。

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主要以非语言符号维度和三元论为特征，在后现代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内容是两个交叉的“三元组合”（Two Interlocking Triads）。首先是“符号媒介”“指称对象”以及“符号意义”三者的结合；其次是三种符号类型：Icon（形象或图像）、Index（索引或引得）和Symbol（象征或标志）。这三类符号相互补充，有机结合，产生了符号的丰富性。第一种Icon的联系基于类似性或共享特征，例如，画像与真人之间、冰天雪地的照片与冬天主题之间的关系。第二种Index涉及因果关系，例如烟与火之间、冰凌与寒冬之间、晴雨表（气压计）与气候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种Symbol指涉传统的（因袭的）联系，因此是一种任意的联系，例如，头上有角的魔鬼象征着撒旦，国旗标志一个国家的尊严，而同样的冰天雪地的照片放在文学故事里，对大多数英语世界的人士来说，则可能是死亡的象征（如欧·亨利《最后一片树叶》）。“在这三种符号中，惟有象征事关解释。”[5]符号学经过皮尔斯得以拓展到语言之外的广袤领域，由此，符号学有雄心把生活万象纳入分析系统。皮尔斯多元符号理论，启迪了后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学术范式。

索绪尔创立符号学的目的是赋予语言学一个科学的地位，而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符号观则是认知的、交际的符号观，归根结底是为了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皮尔斯的符号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跳出了语言符号的樊篱。刘禾在关于哈特和奈格里《帝国》（Empire，2000）[6]学术话语的访谈中，从“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的维度评介了西方“符号学转向”。她认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二元论“符号学”（Semiology）与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Semiotics）差异明显。耐人寻味的是，这两位符号学家在构想符号学的同时，国际政治也在经历“符号学转向”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造符号，比方说海军使用的旗语、灯语、电报符码、路标、聋哑人的手语、世界语等，都在这时候纷纷出现，使得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符号系统的大爆炸。当时的主权国家（当然是被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后来也包括日本）在一起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除了讨论战争与和平、主权和领土问题，也开始讨论怎样统一度量衡、怎样使用信号和符号，比方说商船和军舰怎样互通信息而不致产生混乱。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国际会议来决定各国采用什么信号和符号，如何统一符号系统，而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物。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许多信号和符号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台、继而被承认或被淘汰的。[7]这种高屋建瓴的“跨文化的帝国符号学”视野，为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语言符号学转向展示了宏观背景与社会文化意义。

欧洲1968年“五月风暴”前后，索绪尔一脉的结构主义静态、封闭、保守等弊端凸显，重大转向契机出现。哲学传统上斯宾诺莎关于语言作为“持续流系统”与“离散装配”的哲学观念，语言学维度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8—1965）的语言意蕴理论关于“内容的形式”和“表现的形式”等概念，尤其是尼采作为后现代美学转向的关键哲学家与美国哲学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论”结合，影响了德里达、福柯和德勒兹等一代思想家，他们的哲学和语言符号学思想逐渐渗入文学理论领域，标志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崛起与新的学术范式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