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超验主义运动：美国文学独立的前驱

超验主义散文的写作贯穿于超验主义运动的始末。我们研究超验主义散文的艺术特色，有必要首先廓清超验主义散文创作的背景，了解超验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

学界认为，超验主义既是一场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产生的标志是“超验主义俱乐部”[1]于1836年9月19日举行第一次全会，结束的标志是南北战争的爆发。其中，超验主义运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超验主义运动的倡导者汇聚成文人集团，以爱默生、梭罗、富勒、里普利、阿尔科特等为主要代表。他们致力于文学创作，以康科特（Concord）为中心定期聚会，旨在革新思想，探寻人生意义，建构新的价值体系。这一时期的众多作家，包括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华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1）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等，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

应该说，超验主义运动的发生和展开有历史的必然性。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的思想氛围是相对自由的，即使表现在宗教领域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唯一理教（Unitarian）作为宗教自由派和所谓的正统派相互角力。然而，美国并没有发生像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纷争所引起战斗甚至流血事件。为什么呢？对于建国不久的美国而言，杰斐逊时代的民主和政治平等是这个新国家的理想，宽容自由的思想氛围使人们能够平和理智地对待异端。当时，一位到波士顿旅行的法国人满怀羡慕地记录：不同教派的牧师和谐相处，甚至有牧师无法到堂布道时互相替补。[2]正是这样的氛围，自由派打着包容的旗号，逐渐取得了胜利。唯一理教教徒认为人可以凭借努力不断完善。这为他们不断追求世俗的成功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动力。当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唯一理教教徒在几个主要教会中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唯一理教也开始僵化了，陷入了传统加尔文主义的泥淖中。惟一理教认为理解宗教教义的必要手段是依靠奇迹和神启。这样一来，自由的传统使部分唯一理教的牧师不甘心囿于教条中，希望始终保持自由交流思想的传统。爱默生、里普利等年轻一代的牧师们更是渴望提出与年老牧师们不同的问题，渴望坦率地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道德和神学问题。于是，这些牧师决定自己成立一个俱乐部，也就是后来的超验主义俱乐部。

值得一提的是，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美国文学走向了职业化的道路。当时，美国政府对非功利性写作进行了制度化和合理化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版税协商、报价、出版、运输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这渐次出现的一系列改革也促成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发生变革。尤其是1790年美国第一部《著作权法》通过，使文学变成了财产，文学创作的权益从此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此时的文学工作者相比前辈作家，有了许多有利条件，可以通过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解决生计问题。这样一来，爱默生、梭罗、富勒、霍桑、麦尔维尔、惠特曼等一大批文人得以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他们或者是超验主义文人集团的成员，或者参加了超验主义运动，或者传播了超验主义思想。总之，他们是超验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人力保障。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有利环境。然而，在系列演讲《当今的时代》（The Present Age,1838—1840）的序言中，爱默生强调了超验主义文人对所处的时代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排斥。他甚至认定正是这些不满驱使他们团结起来，发展了超验主义运动。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为何使超验主义文人满腹牢骚？

首先，超验主义文人对美国的文学地位尤为不满。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这样界定大国：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强权和经济方面的富足，更在于它承担着塑造世界文化的责任。一个国家即使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崛起了，但文化贫弱就依旧是个“小”国家。[3]韦伯这一论断精准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所面临的文化贫弱的尴尬局面。我们以文学为例加以说明。长期以来，美国文学只是英国文学的附庸，是没有独立个性与内容的抄袭之作。“美国人没有什么文学，没有什么本土文学，文学都是进口货……但是，既然美国人只要六周的时间便可以收到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出的表达我们的见识、学问和精神的大包大箱的书籍，他们为什么还要写书？”[4]这是英国批评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1764—1840）对美国文学的讽刺。不仅是欧洲人，连美国学者自己也开始审视自身的文学地位。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780—1842）曾在1815年的《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 Review）上著文。他指出，美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因此是否可以说有民族文学还值得商榷。自殖民时代以来，即使是享有声誉的早期美国作家也走不出欧洲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的阴影。譬如，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大多是从他喜爱的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作品中寻找可借鉴的风格、韵律和结构；以至于他被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作品优雅的文风如同是一位典雅的英国绅士撰写而成。

对于美国的文学地位的尴尬，其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和经济的贫乏一直是很好的解释。亚历山大·考威尔（Alexander Cowie）在《美国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Novel,1951）的绪言中这样开篇：“对于最初的一百五十年至两百年间，美国缺少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那段空白历史，我们需要得更多的是解释而不是道歉。”[5]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这个解释就开始站不住脚了。纵观世界文学史，社会的发展和文学成就不成正比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失衡必然会刺激当时的学者和文人。此时，超验主义文人勇敢地正视了这个共同的问题。爱默生在1836年9月28日的日记中分析了为什么美国的文学艺术没有天才？他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对欧洲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的依赖；二是作家的创作没有面对人民的需要；三是人们对物质的狂热而忽视了精神的重要性。应该说，爱默生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这一分析得到了“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的认可。难能可贵的是，超验主义文人不仅认识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还肩负起扭转这一局面的重担。正是在超验主义思想和超验主义文人的影响下，美国才渐次出现了许多有个性的杰出作家。有学者研究指出：没有超验主义的驱动力，美国文学史上最为多产的时代之一极有可能就被剥夺了。[6]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超验主义文人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深感忧虑。随着美国工业化的深入和城市的超常规扩展，致力于寻找发财致富的捷径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已慢慢成为这一时期最主流的社会风尚。目光敏锐的超验主义文人批判这一社会风尚，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当然，这也不是美国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欧洲的风尚。当时许多作家对此都有关注和批判，也因此产生了许多此类主题的佳作。关于这点，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1842—1927）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1872—1890）中有具体分析。此外，超验主义文人也对日益紧张的种族纷争、阶级矛盾和性别歧视等各种社会问题深表不满。毋庸讳言，超验主义文人曾讨论过的重要问题，曾设想过的解决办法不仅仅是从历史角度看令人肃然起敬，即使是在今天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合而观之：十九世纪美国的时代背景给超验主义文人提供了机遇，也向他们发出了挑战，促使他们致力于美国文学独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