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自美国建国以来，有使命感的美国作家都怀有极其痛苦的身份焦虑。他们思忖：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美国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具有美国特质的文学作品？超验主义文人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散文是超验主义文人创作数量最多的文类。尽管他们也写作诗歌和戏剧，但无一例外地将最多的精力和才华投入到散文的创作中要，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为什么超验主义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类而不是其他文学样式呢？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散文体的作品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文化和社交的媒体。超验主义文人正是通过散文的创作和发表使超验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进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了美国文学的独立，反映了美国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预示了美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的《论自然》（Nature,1836）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从十九世纪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发挥着文本典范的功效。除爱默生和梭罗外，其他超验主义文人的散文作品，如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的《十九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6），乔治·里普利（George Ripley,1802—1880）的《讲道集》（Discourse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1836），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的《与孩子们谈“福音书”》（Conversations with Children on the Gospels,1836）等也很优秀。此外，超验主义文人的书信和日记亦有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