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换《春秋》的文本性质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诠释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呈现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呈现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我们可以由二者对《春秋》首句经文的诠释比较一下二者的这种差异：

《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95]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96]

《左传》的诠释说明了关乎此段经文的两个史实，一个是当时鲁国奉行周历，一个是鲁隐公是摄政的地位，完全是从厘清史实的角度出发的。而《公羊传》则几乎从每个字都寻出隐含的意义来，并由此阐发出了“大一统”的观念，进而又说明了一套正名分的原则，虽然也交代了隐公得立的一些史实，但它显然关心的是史实背后的义理。

徐复观先生指出：“经与史的分别，本来不在典籍的自身，而在读者所取的角度，及对它所提出的要求。从历史知识的角度去看五经，以得到历史知识为目的去读五经，则五经本来就是历史资料。但五经经孔子的整理，经孔门的传承，其目的不是在讲历史知识，而是在讲文武之道，在建立政治、社会、人生之道。换言之，是出于人伦道德的要求，而不是出于历史知识的要求。”[97]所以，同一本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左传》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历史知识，所以它就从史书的角度去看《春秋》，于是就会按照史书的路线诠释《春秋》;《公羊传》的目的是建立政治、社会、人生之道，在它眼里《春秋》就是经书，自然就会沿着发挥经义的方向诠释《春秋》。

毋庸置疑，《春秋》文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一部编年史，记录了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而《公羊传》要把《春秋》看成一部哲学著作，说孔子是借鲁国的史事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这样，《春秋》就有一个文本性质转换问题，由史学转向了经学。

文本性质转换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诠释导向的转化，诠释者将沿着新的方向去诠释文本，所以《公羊传》就不再关心《春秋》里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以探究《春秋》大义为职志。更为重要的是，文本性质的转换带来了诠释空间的骤然膨胀，因为原来的文本对诠释者而言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只是为诠释者开展诠释工作提供一个线索。而《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也丧失了原有的具体属性，被抽象化为一种符号，成为可以盛装义理的容器。这样一来，《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就摆脱了文本的束缚，有效地突破了原先文本性质所限定的诠释范围，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是《公羊传》诠释《春秋》的基石，不扭转《春秋》的文本性质，《公羊传》的诠释就没有丝毫合理性可言，其整个诠释系统的大厦必然倾覆。同时，《春秋》也正是借由这种文本性质的转换才成其为经，否则它只能提供一些残缺不全的史料，顶多可以再给予后人一些行事的借鉴。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没有大义，其文本属性将往何处转？如果不是通过微言来寄寓大义，《春秋》的文本性质也就根本没有理由被转换。

孔子在《春秋》“微言”中寓有“大义”，那孔子必定应当是一个能为《春秋》面貌负责的人。《公羊传》认定《春秋》是孔子删修鲁史而成的。

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如雨”,《公羊传》：

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见，则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98]

《公羊传》在这里明确指出有所谓“不修《春秋》”的存在，也就是存在一部未经改动的《春秋》，而且《春秋》当前的面貌是经“君子”对“不修《春秋》”删改以后留下来的。虽然后世学者多认为“君子”就是指的孔子，[99]但毕竟《公羊传》这里并未明言。

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公羊传》：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100]

孔子旁边的人对孔子提出了“何以不革”的问题，无疑其前提就是孔子对《春秋》是做了“革”的工作的。这里，《公羊传》让孔子直接现身为删改《春秋》的人，并请他自己说明他删改《春秋》的原则和对《春秋》面貌所承担的责任。

《公羊传》中还有一些文字也在提示人们孔子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负责。如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101]又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102]《公羊传》认为《春秋》不仅有微言，而且微言使用的程度随着史事所在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春秋》内容涉及孔子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个时代，孔子根据离自己的时间远近选择用辞，所传闻的时代距离自己生活的年代很远，用辞可以大胆直白一点，褒贬的倾向可以明显一点，而随着时间的推近，用辞则越来越隐微，到了孔子所见的定公、哀公的时候，因为记载的人和事涉及很多还在世的人，甚至有的就是孔子身边的人，用辞的标准就非常苛刻了，其文字的隐晦程度达到了连所录之事的事主读过之后，都不知道是对自己的批评。

《春秋》存有微言大义，在《公羊传》的最后一段话直接给予了明示：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103]

这里，《公羊传》明确点出《春秋》乃孔子所作，而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孔子知道之不行，于是作《春秋》，在其中寄寓拨乱反正的大义，以指导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