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考亭先生等，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时至今日，朱子研究成为当代研究的主潮和热点之一。据吴展良主编的《朱子研究书目新编（1900—2002）》统计，仅20世纪的100年间，国际学术界有关朱子研究论著就已达6100条，与林庆彰主编的《朱子研究书目（1900—1991）》统计的2521条相比，多出了3570余条（包括补充林先生漏收条目，但仅占少数），这一数字表明1992—2002年10年间朱子研究成绩斐然。而从2003年至今，朱子研究发表论著就达上千篇（部）。这些研究成果涵盖了：朱熹著作的整理与出版、文献与生平研究、朱熹思想的整体研究、朱熹哲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史研究中的朱子学、朱熹文学研究等领域，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一 研究成果综述

朱熹以儒名家，却又濡染佛禅，有极深的佛禅修养，这反映到他的学术、文学、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与佛禅有极深的渊源，对此，学界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研究。现以朱熹生平与佛教事迹、朱熹哲学思想与佛教关系、宋代文学与佛禅关系之考述、朱熹文学研究成果述评为中心，对前贤时彦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情况述评如下。

（一）朱熹生平与佛教事迹

这一视域的研究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1．朱熹与僧人的交游考察

陈荣捷《朱子与大慧禅师及其他僧人的往来》[1]一文考察了朱子与泛泛之交的僧人的交往情况和朱子与道谦的交游，最重要的是对朱子与大慧之交往详加考辨，并认为朱子与大慧熟稔。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似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然以此文发表时间而论，开了研究朱子与僧人交游研究之先河。另外，此文所论亦可见陈著《朱子学新探索》中的《朱子与僧人》《大慧禅师》二文。又如《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2]一文，以交游视野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并认为二人之会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此外，《朱熹、道谦交往考》[3]《朱熹从道谦学禅补证》[4]两篇文章也详细考证了朱熹师从道谦的历史公案。

2．朱熹可能涉猎的佛教典籍及其对佛经看法的研究

朱熹深入研读的经书，最可确定的是宗杲的《大慧禅师语录》，此在学术界已有公认。而陈荣捷先生《朱子学新探索》中的《朱子与佛经》《朱子所引之佛语》两文则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朱熹所涉猎的佛经和所引用的佛语，并恰当地对朱子品评佛经进行分类和评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具有学术理论价值。另外，《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5]一文在辨析朱熹佛教常识时亦对朱熹眼中的佛经如《四十二章经》《维摩经》《传灯录》《心经》《般若经》《圆觉经》《楞严经》等的看法进行了解析和解读，同时也对朱熹视域中的佛经语言、音韵、语词、概念进行了剖析，既以清晰的脉络展示了朱熹大致可能涉猎的经书或佛教典籍，又对朱熹佛教认识进行了较为切中肯綮的检讨。

3．朱熹弃释从儒的考察

这一研究角度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以下几个。

（1）《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6]：该文从朱熹的内在根基、其所处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事的政教活动、读书生活的转变以及诗歌创作题材与诗情的转变等方面，详细考察了朱熹24岁至28岁“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因缘。该文考据丰富、考论得体，有不少观点至今富有启发性。

（2）《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7]：该文作者在《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与佛学渊源深厚的两篇佚文，即《与开善谦禅师书》和《祭开善谦禅师文》，并对这两则佚文的真实可靠性进行了逐一考证，为研究朱熹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弥补了已有文献记载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3）《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逃禅归儒三部曲》[8]：全文动态地考察朱熹师事道谦、从密庵寄粥饭到牧斋自牧的生平经历，并以此为基点，揭示与之相应的朱熹逃禅归儒心路历程中的三部曲：主悟—主静—主敬的转变历程。史料丰富，论述翔实。

（4）《朱熹逃禅归儒与潮州之旅》[9]：此文在束景南《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逃禅归儒三部曲》的研究基础上，以地方文化为切入点，佐以朱子生平经历及《朱子大全》和顺治吴颖《潮州志》等所记载的朱熹诗文创作，指出朱熹在潮州深受韩愈精神的感召而更加坚定了其逃禅归儒的决心。这一研究视域提示我们研究朱熹思想从地方文化、文献入手或有新的发现。

（二）朱熹哲学思想与佛教关系

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融佛还是排佛，是探讨朱熹一生与佛教关系绕不过去的两个向度。

“融佛”是指朱熹理学思想的建构吸收和融摄了佛教思想中的某些合理成分。而“排佛”是指朱熹以维护儒家正统的社会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对佛教加以排斥、贬抑和打压。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引起历代学人对朱熹的佛学态度、佛学思想浓厚的兴趣，并给予深广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

（1）《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10]：该论文认为朱熹“外斥”佛教，可从朱熹排佛的目的、本体论、伦理纲常、认识论、社会生产等方面加以审视；其“内援”佛法，主要可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并认为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是朱熹“外斥内援”佛教观产生的主要原因。

（2）《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11]：该文认为朱熹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从融佛的角度，对朱熹与佛教关系作出了较为切中肯綮的评价。其另一文《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12]所持观点及论述的角度大体不出此者。

（3）《兼采佛释，综罗百代——朱熹与佛学》[13]：该文对朱熹出入佛禅的经历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中以“佛则人伦灭尽，禅则义理灭尽”、“释氏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两论分别对朱熹的“排佛”与“融佛”作了探讨，论者述论角度虽有新颖处，但总体而言，新见不多，分析亦可再深透。

（4）《朱熹人心道心的辟佛意旨》[14]：文章以朱熹的“人心道心论”为切入点，指出朱熹的辟佛意旨，主要不在佛教禅宗本身，而在于它对儒家士人的影响和对儒学理论与实践的渗透。朱熹辟佛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使命自觉，是理学成熟的表现。观点鲜明，论述亦能切中要害。

（5）《朱熹的儒佛之辨》[15]：该文最主要的特色在于，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多立足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思潮的发展大势之承“道统”、斥“异端”的现象描述去研究朱熹排佛思想的方法，而着力于从朱熹对佛教“内在批判”的层面，对朱熹关于儒佛二家的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工夫论和修养论等方面的言论进行梳理，从多元性的价值立场力图对朱熹的儒佛之辨作出合理的评价。

（6）博士论文《朱熹与佛教思想的关系》（崔福姬，北京大学， 2001年）：此文可谓在众多成果中对朱熹“排佛”与“融佛”作了最为显著、集中的梳理、分析和论证，其“朱熹对佛教的批判”一章分别从佛教的“作用是性”命题、“顿悟”理论及佛教否定社会伦理等方面分析论证朱熹的“排佛”；与此同时，崔氏分别从理气论与心性论、修养论、实践论等方面探讨了朱熹对佛教的融摄与贯通。总而言之，崔氏对朱熹“排佛”与“融佛”的二重性矛盾的分析较为深入，但该论文尚缺乏对此二重性矛盾产生原因的揭示。此外，硕士论文《略论朱熹排佛》（荆常宝，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则主要从学理上专论朱熹的排佛思想，并分析了朱熹不同阶段排佛思想的主要倾向，观点较集中鲜明。

2．朱熹对佛教理解、认识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李承贵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其文《朱熹的佛教观》[16]分别对朱熹的佛教常识论、本体论、心性论、伦理论、禅宗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检讨，并得出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创见，这些创见对于我们进一步检讨朱熹对佛教的态度、功过是非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另外，该文的许多重要观点亦先后发表于其文《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17]、《朱熹视域中的佛教本体论——朱熹对佛教本体论的认知及误读》[18]及《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19]中。

此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还有钱穆的《朱子论禅学（上）（下）》、《朱子论禅学拾零》[20]。文章对《朱子语类》、朱熹文集及著述文字中的佛禅之论详加考辨，认为朱熹“理学即自禅来”和“理学家辟禅仅是门户之见”之论都有所偏颇，提示我们只有通览朱子之书才可真正辨别理学与禅学之异、之争处。

3．朱熹理学与佛学关系的综合性或整体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博士论文《朱熹理学与佛学之比较》（黄世福，安徽大学， 2003年）：该文认为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佛教的影响不可低估。他的哲学思想无论是本体论、心性论，还是认识论，都与佛教有密切联系。在本体论上，通过对朱熹理学与佛学的比较，可以看出朱熹对佛教本体思维模式的吸收；心性论上，理学与佛学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朱熹心性情理论的形成，与对佛学的批判与吸收是分不开的；认识论上，佛教与朱子理学在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认识道路等方面存在许多相近、相互联系的思维路径，同时朱子理学在吸收、借鉴了佛教认识理论的基础上，在知行上又实现了对佛教的超越。从总体而言，该论文对朱熹理学对佛学的吸收与融通论述较为充分，但对朱熹理学对佛学的排斥、批判、超越的探讨稍显薄弱。

（2）《宋代理学与佛学之探讨》[21]（又名《朱子理学与佛学之关系》）：该著以资料丰饶、籀绎精华、融贯儒释为特色，以朱子为重心，上溯北宋五子，所论流派贯穿濂洛关闽诸派，揭橥朱子理学之太极图说与佛学亦有渊源、理气说与华严“理事无碍观”相合、主敬说源于禅门之“提撕”“惺惺”“警觉”等用语，对朱熹理学与佛学诸向的关联作了翔实梳理。

此外，还应关注到日本荒木见悟先生的第一本著作《佛教与儒教》[22]，这是一部以“华严学、禅学、朱子学、阳明学四支为中心，把唐代到明代的中国思想史的内在变迁、根据理论整理而成”[23]的具有宏大研究气象的力著。而郑梁生先生的《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24]则以朱子学东传与日本禅林、东传途径与方式及相关人物、日本禅僧对朱子学的理解诸论为中心，研究日本五山禅僧在日本传播、耕耘朱子理学及理学之于日本文教政策、民族精神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观照朱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视角独特，立论得体。

（三）宋代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成果述论

虽然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并不以朱熹为直接研究对象，但作为在这一文化土壤成长起来的朱熹，其思想、创作必然会深受其影响；同时，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也会给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的研究以启发。故而有必要梳理这一部分研究成果，从而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又，佛禅与宋代文学之关系一直为学界研究热点，成果汗牛充栋，故本综述以本论题研究对象为参照中心，选择几个最重要的成果略析如下。

1．周裕锴的《文字禅与宋代诗学》[25]和《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26]。前者在通过考察大量的禅宗、诗歌文献以及僧人和士大夫之交游后认为，禅宗与诗歌的这一次“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体现了宋人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探讨了禅与诗在文字上的相互渗透和深层对应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后者从文化语境、思想资源、审美眼光和诗学话语四大部分，分别探讨宋人与宋僧的佛学修养和著述，宋人接受佛经的主要观念，佛禅观照方试在诗作中的转化及宋诗佛禅术语的引用和演绎。

2．张培峰的《宋诗与禅》[27]，该著选择部分较有代表性的历代禅籍和文人作品表现的禅的观念、感受、典故和语言等分析宋诗与禅的关系。

3．方新蓉的《大慧宗杲和两宋诗禅世界》[28]，该著以两宋历史、儒学、禅学、诗学的大背景为依托，从微观角度分析士大夫与宗杲的交游、所共同使用的话语体系入手，对宗杲与两宋士大夫禅学、诗学关系进行观照，寻绎他们相互影响后构建各自禅学、儒学、诗学体系的过程，辨明诗学理论与禅学流变的相互作用。

4．刘晓珍的《宋词与禅》[29]，该著既分析了从宋代盛世、乱世、衰世与末世不同历史时期的“融禅入词”的现象，又从宏观视野上梳理禅宗与词的“主体化走向”“通俗化走向”“清雅化走向”等关系，全书文献史料翔实，禅与宋词之渊源的全貌分析鞭辟入里。

5．张文利的《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30]一书和《论佛禅诗对宋代理学诗的影响》[31]一文。前者作者标举“理禅融会”，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切入，考察宋代理学与禅学的交相融会及其与宋诗学理论及宋诗创作实践的关联，并从宏观分析与个案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对理禅融会交融视野下对宋人的诗道观、诗歌艺术思维特征、诗歌表现内容及诗歌境界诸方面爬梳和分析。后者专门从佛典术语、灯录语录语汇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意象的运用、诗歌文体形式的新变、修辞手法上的因袭创变、诗歌语言的俗化和白话化、诗歌审美意境的佛化、禅化等方面分析佛禅对理学诗的影响。

6．钱建状、尹罗兰的《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32]一文，爬梳了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新变化；分析了南渡士人对“以禅喻诗”作出的新的文学诠释，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南渡士人“援禅入诗”“援禅入词”的创作特色以及他们在参禅与作诗结合并提出诗学概念方面的理论贡献。

7．陈洁的《论佛教对南宋文学的影响》[33]，该文分别“从通俗化：佛句入词”“说理化：佛意入词”“散文化：禅理入词”三方面分析佛教对南宋文学语言文字、说理议论与创作方法对南宋诗词的影响。

以上成果学术视野广阔，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宏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同时又不乏许多富有启发的微观分析的个案考察范例，值得本课题专题研究借鉴。

（四）朱熹文学研究成果综述

1．朱熹文学本体、朱熹文学与理学之关系研究成果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极富经学、理学盛名的朱熹的文学才华及其文学成就开始了从文学思想到诗文创作各个层面的研究和探讨，使朱熹文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朱熹文学本体研究及朱熹文学与理学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对前贤时彦相关研究成果述评如下所述。

（1）文学思想的研究。由《诗经》 《楚辞》的文学批评扩大到文道观、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论以及文体论、文气论、文势论、艺术论、风格论、作家论等，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成果日渐丰富，主要有：①模块化研究之专著：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34]、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35]、王玉琴《朱子理学诗学研究》[36]是其文艺思想模块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②文学研究专著中专设章节的研究成果有：束景南《朱子大传》[37]在多维文化视野中考察朱子其人、其文、其思想，其中有不少朱子文艺思想之论；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38]在中篇运用现代美学理论对朱子的理学文学思想作了深入分析；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39]对朱熹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等专章论述；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40]（修订本）增加了《美善、文道、诗理的美学思想》等三章；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41]专立一节论述朱熹“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学思想”；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42]用两章讨论道学与诗学，其中一章专论朱熹。闵泽平《南宋理学家散文研究》[43]对朱熹的古文理论与创作，有专门论述。③近年代表性论文的研究成果包括：a．文道论：潘立勇《朱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44]和罗书华《“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45]都重新考察了朱熹的文道关系说；b．古文论：以闵泽平博士论文《南宋理学大家的古文创作》（武汉大学，2006年）和马茂军《朱熹的散文思想》① 为代表；c．诗论：以周瑾《“诗见得人”：朱熹诗论的生存论诠释》② 和张万民《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46]为代表；d．朱熹文学研究三大著作的研究成果，以对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最为突出，如董芬《朱熹 〈诗集传〉 阐释方法研究》[47]、张辉《朱熹 〈诗集传序〉 论说》[48]、李永明《“楚词平易”：朱熹的楚辞艺术风格论》[49]、肖伟光《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50]等。

（2）诗词创作的研究。相比之下，朱熹诗词创作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如对朱熹文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朱熹词创作的研究，可以说屈指可数。而从已有的朱熹诗歌研究成果看，近十几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如下：①起步时间晚：朱熹诗文作品开始被重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而朱熹文学思想的现代研究则发端于民国时期。②对朱熹诗歌的研究主要以对单篇或一组诗文作品的评析与鉴赏成果较为丰富，而对散文的研究则主要以整体风貌或某一类题材的整体风貌的研究。如侯长生的《朱熹山水诗的嬗变与超越》[51]、陈庆元的《平林欸乃声犹在——朱熹 〈武夷棹歌〉 的文化意蕴》[52]，

① 马茂军：《朱熹的散文思想》,《安康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② 周瑾：《“诗见得人”：朱熹诗论的生存论诠释》,《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王利民的《论朱熹山水诗的审美类型》[53]等。③对朱熹诗题材思想、艺术特色与风格、诗歌体式的研究已出现代表性论著，如郭齐的《论朱熹诗》[54]，著作有胡迎建的《朱熹诗词研究》[55]、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设专章专节论述相关问题等。④重视朱熹文学理论与其诗歌创作实践关系的探讨，如李春桃的《朱熹的思想与诗歌》[56]《朱熹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57]、石明庆的《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58]等都是这一研究视角的成果。

（3）古文创作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朱熹古文则主要集中在游记体散文，如莫砺锋《论朱熹的散文创作》[59]，硕士论文《朱熹山水游记研究》（郭良桂，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朱熹古文序跋研究成果有滕汉洋《有限实证与无奈曲解——对朱熹关于韩愈交大颠一事考论的辨析》[60]，其他文体诸如书札、杂著、祭文等的研究则有待拓展和深入。另外，闵泽平博士论文《南宋理学大家古文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等论文有部分章节论及朱熹的古文成就。

（4）关于《朱子语类》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专以《语类》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就单篇学术论文（含博、硕论文）而言，合计212篇，其涉猎之域以对《语类》语言词汇的研究为主，已有相关论文成果194篇，其余18篇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版本校勘、哲学、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但显然成果非常有限。此外，郑继猛《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61]涉及《朱子语类》语录体散文特色的探讨，但论证的广度和深度都还尚有较为充足的空间。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朱熹文学本体研究及朱熹文学与理学关系的研究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果颇为丰富。

2．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成果述评

相比之下，学界对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和探讨就清冷了许多。与朱熹文名为其理学之名所掩相似，朱熹文学与佛禅的关系似乎也为朱熹文学与理学关系所掩盖。事实上，朱熹由出入佛老而归宗于儒的蜕变历程不仅在其心态史上留下印记，而且也会反映到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对此，目前学界虽有所涉猎，但研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就笔者目力所见，朱熹文学与佛禅渊源关系的检讨尚无专著出现，单篇论文合计也仅十篇左右，且多集中在朱熹诗与佛禅关系的探讨。其详如下。

（1）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关系的探讨成果数量极其有限，但研究视角极具启发性：如方彦寿的《朱熹的“援佛入儒”与严羽的“以禅喻诗”》[62]一文，以比较的视野分析朱熹“援佛入禅”对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看诗”与宗杲的“看话”》[63]则从佛禅文化的角度为中心观照朱熹诗学思想，其方法和角度极富启示性。

（2）诗文与佛禅之关系的研究概况：目前学界对朱熹古文与佛禅关系研究就笔者目力所见尚属空白之域。朱熹诗歌与佛禅关系研究的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春峰的专著《朱熹哲学思想》设有《朱熹诗与佛禅》[64]一章，专门探讨了朱熹诗中的佛禅思想。文章结合朱熹生平，爬梳了朱熹不同人生阶段，佛禅思想或佛禅意趣在诗歌世界的呈现面貌。除此以外，学界的其他研究成果或以《牧斋净稿》为切入点，探讨朱熹早期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或研究朱熹诗歌中佛禅情结。前者如《从 〈牧斋净稿〉 看朱熹的道教信仰》[65]《朱熹〈牧斋净稿〉 述评》[66]等；后者如《朱熹与佛禅五题》[67]《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68]《论朱熹的山林诗与禅情结》[69]《朱熹诗佛禅情结诗性视界探微》[70]等。这些成果都在一定层面对朱熹诗与佛禅的关系有所厘清，但都不是整体的、综合的研究，无法动态并全面地考察和呈现朱熹诗与佛禅关系的整体面貌。

（3）《朱子语类》与佛禅渊源关系研究：以哈磊《朱子所读佛教经论与著述叙要》最具代表性，该文通过对《朱子语类》《文集》及其他相关资料所涉及佛教文献的研究，就朱子所读禅宗以外的佛教文献，从大小乘经、律藏和论藏、经论注疏、本土著述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大体勾勒出了朱子所读佛教典籍的基本范围。[71]另外陈荣捷、徐时仪二人也曾细绎《朱子语类》佛语，陈文以专章列出《语类》佛语，部分佛语注明了原典出处[72]，徐文则录出主要佛语的同时，还对词源或语源进行考辨[73]，给后人研究《朱子语类》佛语颇多裨益。但以上成果都局限于文献、词汇考述，其文学性与佛禅之渊源并未成为其观照的中心。

综上所述，当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可从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加以考察。

1．从宏观看，其不足具体为：首先，当前研究较少关注朱熹文学与佛禅的研究，尤其是佛禅对朱熹古文创作、文学思想的影响几无涉猎；对朱熹诗歌中的佛禅因缘虽有部分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缺乏对二者关系作整体观照和动态考察；同时研究视角较单一，侧重在佛禅与朱熹诗歌内容、诗人情怀之间的关系探讨。其次，学界已有成果尚未能充分运用学界关于佛禅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成果对朱熹文学活动与佛老之渊源作系统检讨。

2．从微观研究看，其不足分述如下。

（1）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之关系的研究成果鲜见。前述方新蓉的《朱熹的“看诗”与宗杲的“看话”》是笔者目前见到的唯一一篇此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然而朱熹的佛教思想虽受宗杲、道谦一脉的新派禅宗影响甚深，但禅宗并不是影响朱熹的唯一宗派，事实上，朱熹与华严宗、天台宗等均颇有渊源。同时，朱熹的文学思想非常丰富，并不仅限于诗学之“看诗”观。此外，以往研究多注重对朱熹理学思想中的文学思想进行探讨，但对朱熹佛禅论中的文学观念却至今无人问津。综合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之关系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2）朱熹诗与佛禅关系的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有：首先，多数成果仅局限于某类题材或某一时段的研究，缺乏整体观照。其次，就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个案来看，也存在不足。如，金春峰先生的《朱熹诗与佛禅》一文主要是从哲学而不是从文学的视野切入，因此文章仅限于分析朱熹诗的思想内容与佛禅的关系，考察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发掘。同时该文还有一些论述值得商榷，如：有些属于朱熹道教思想或道教情怀的诗，如《宿武夷道观二首》 《夏日》《寄山中旧知》等，但论者将其作为朱熹诗与佛禅关系的佐证材料；又如，一些表现朱熹自然山水情闲适情怀的诗，从文化渊源看，是否一定是佛禅的影响，它与儒家、道家的闲适文化有无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商榷。此外，多数成果的分析都有蜻蜓点水的倾向，分析不够深入、透彻。

（3）相对朱熹文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研究而言，对朱熹古文创作检讨可谓寥寥无几。而从佛禅视野去观照朱熹的古文创作则可谓是“一片几乎未开垦的荒地”。

基于学界以上研究成果之不足，本论题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

二 研究意义与价值

由前所论，相对朱熹哲学研究而言，朱熹文学研究远弱于前者；而相对朱熹文学研究中朱熹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与理学的渊源及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而言，朱熹文学与佛禅渊源的研究更是备受冷落且有诸多不足。厘清并检讨朱熹文学与佛禅因缘之关系，不仅有益于弥补单纯文学本体研究和理学与朱熹文学关系研究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对还原以朱子为代表的由儒释道文化熔铸于一体的宋型文化心态是大有裨益的。具言如下。

（一）朱熹佛禅观在南宋的典型意义

朱熹对佛禅的态度是复杂而矛盾的，这不仅体现在《朱子语类》（下称《语类》）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称《文集》）的论说性文字中，亦可在寄情抒怀的诗文作品中看出端倪。前者如：

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74]

或以为释氏本与吾儒同，只是其末异。某与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检《近思录》有云：“佛有一个觉之理，可以 ‘敬以直内’矣，然无 ‘义以方外’。……”[75]

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审……[76]

因举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扑落非它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身亡。”又曰：“若人识得心，无地无寸土。”看他是什么样见识。[77]

后者如：

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释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久雨斋居诵经》）

圆融无际大无余，即此身心是太虚。不向用时勤猛醒，却于何处味真腴？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更莫疏。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日用自警示平父》）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朱熹对佛教既贬抑排斥又吸收融通[78]，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南宋社会上至王宫贵族下至一般文人士子对待佛禅的一种普遍心态。自五代北宋以来，经学没落，释老之学获得了更为繁盛的发展空间；北宋末年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原沦陷，山河巨变，文人士子由一腔入世报国的热情转而向佛道天国寻求寄托和慰藉，有的公开宣扬佛道两教高于孔孟之道，有的声色俱厉辟佛排道，还有的既奉儒守道，又出入佛老……儒释道三家文化在南宋社会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在对立碰撞的同时又融合吸收，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理学体系和千奇百怪的士人心态。朱熹成长于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南宋初期，面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朝廷，朱熹像那些虽信奉儒学修平治齐之说、有入世用世之意的士子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曾留心禅学，出入佛老十余年。张毅曾指出：“从心态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人物早期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对其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79]的确如此，这一段经历不仅在他后来遭到反道学势力的严重打击中常常流露心底交织缠绕的释老情怀，而且对他思想、学问体系的形成亦有重大影响。师事李侗后，朱熹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平生学问大旨对禅家的虚无空寂进行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吸收了佛禅心性义理及其思辨思维的精华，从而建构了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其维护圣学与佛道之学斗争的学术利器，也是其在卫道过程中吸收融合释老之学之精髓而形成的精深之作。由此可见，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其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人格心态都是在融佛与排佛的矛盾对立与碰撞中熔铸的，是其所处时代人文环境与文化心态的一面镜子，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二）重新审视禅与宋代文学的文化互摄关系

文学是一种艺术，佛禅是一种宗教。对于宗教和艺术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当一个事件——我们常把它当作艺术的题材——中断了时光的无聊流逝，而使人们进入一种美化的境界，进入一种新的意识或理解的境界，进入一种强烈的觉悟或融化于自己所见情景之中的境界时，人们就会通过艺术而感受到一种超越（禅宗常常这样说），所以宗教与艺术可以相得益彰。”[80]还有学者甚至说：“艺术到了最高阶段是与宗教直接相联系的。”[81]可见，艺术与宗教的联系是一种进入审美自由后的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直接联系。这一关系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诗禅之间的文化互摄关系。

诗受佛禅影响，与佛禅的密切关系，学界早有论说，且成果极丰。[82]这些成果，充分关注到了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与禅的关系。但笔者以为，这仅是佛禅对文学影响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这在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中可见一隅。比如，朱熹的文学本体论、作家人品论、创作论、作品接受论、诗歌功用论及文章法度论等蕴含着深刻的佛禅文化意蕴；朱熹诗佛禅情结诗性视界层次丰富、意蕴独特，佛语典故的使用不仅使其诗富有文化底蕴，而且开拓了其佛禅诗歌境界，呈现独特的诗歌艺术风貌；其古文创作与佛禅或深或浅、或顺或反的渊源，又是朱熹复杂矛盾的佛禅心态的反映；《朱子语类》从语言风格到修辞艺术再到书写体式都与禅宗语录有密切的关系。总而言之，佛老作为生存智慧与情怀，在朱熹文学活动中呈现出文学思想层的隐晦曲折、文学创作层的丰富多样及言谈语录的如临其境等不同层面的特点都表明朱熹文学与佛禅不可割裂的关系。[83]

刘晓珍曾在其论著《宋词与禅》中指出：“如果说政治家、理学家暗自喜禅是出于建构儒家学术思想的需要，对禅宗心性义理多有吸纳；文人士大夫之喜禅则更多的是对禅宗的人生哲理、精神解脱作用有很大兴趣，同时对禅宗美学理想、审美境界也十分赏爱。”[84]由此看来，佛禅对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学家的朱熹的影响是双重的，考察这种影响与关联对重新审视南宋文学与佛禅的文化互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文化交叉与综合对还原朱熹其人其文其思的裨益

唐代是佛教盛兴的高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儒学的发展更是严重的冲击。至宋代，佛学虽不复唐时昌隆，但禅宗却以“随意简便的传法方式，便捷得力的操守功夫”流行盛广，以致朝中重臣、文人士大夫“阳儒阴释”，对佛禅“外斥内援”者比比皆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成长起来的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其人生经历、文化心态都深受佛禅的影响。另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朱熹自觉维护儒家道统的终极追求，其创立的“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体系是实现这一终极追求的最突出的表现。可以说，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享有盛誉的第一人。由此可见，朱熹是宋代三教融合的典型，这决定了对其的研究视角不是单一的，采用文化交叉与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还原朱熹其人其文其思都极有裨益。笔者在前人对朱熹理学、佛教思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选择目前学界关注不多的朱熹文学与佛禅因缘关系作为论文观照的中心，从校读朱熹原始文献、佛典相关文献出发，将文本作品视为某种历史文化语境、文化观念的独特表现形式，将朱熹佛禅思想从其构建的理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寻绎朱熹文学与佛禅之渊源，力图完整全面把握其佛禅与其文人心态、文学思想、文学创作、文章著述等各类关系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充分揭示朱熹佛禅与文学诸相因缘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朱子复杂的文化心态。

三 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

（一）研究思路

目前，学界对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的研究不论内容还是方法都有待突破。一方面，研究的内容多集中于探讨朱熹诗歌某类题材与佛禅的关系，缺乏对佛禅与诗歌渊源的整体观照；尚有部分文章对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关系作了一定层面的探讨，启发我们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至于佛禅与朱熹古文关系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之域。由此可见，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所涉之域欠广未深，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亟须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常局限于文献与文学研究法，将文学与文化间的互文性、文学文本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引入该题研究还做得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书依托两宋（特别是南宋）政治、哲学、文学等文化背景，通览朱熹文集、语录、文章著述等朱子原典及佛教典籍的文献记载，将朱熹佛禅因缘置于南宋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尽可能还原朱熹佛禅因缘生成的历史场景，在此基础上，以朱熹佛禅与文学因缘研究为中心，佐以朱熹涉佛语录的文学性发微，寻绎、厘清并检讨朱熹佛禅因缘与文学之间的渊源，从而试图通过对文化巨人朱熹的个案研究，将南宋佛禅流变对宋代文学、思想、文化心态的巨大影响具体化。

（二）内容框架

笔者以朱熹生平思想与佛禅、文学思想与佛禅、文体分类创作与佛禅三大内容为论述的中心，拟分五章，对朱熹文学与佛禅之间的双向互动和影响作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具体如下所述。

第一章《朱熹佛禅因缘的社会历史语境》，重在考察朱熹佛禅思想、佛禅情结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其要有四：一是考察佛教特别是禅宗在政治层面的渗透、结合与作用，揭橥朱熹佛禅文化心态形成的政治语境；二是探讨五光十色的理学体系和形形色色的理学与佛老的碰撞与交融，剖析朱熹复杂而生动的道学心态形成的学术思想背景；三是从佛禅对宋人心态、文学创作及诗文观念分析朱熹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的文学语境；四是从宋代佛教寺院盛况、僧数居首、法事长盛、宗派林立及佛藏的编撰、翻刻与保存等方面揭示闽地禅风炽盛之况对朱熹成长历程的地域影响。这是朱熹独特的佛禅因缘生成的间接原因。

第二章《生平思想与佛教》，拟通过朱熹家学、师承与交游的生平考述，揭示朱熹融佛又排佛的思想，源于他自小生活在既有理学渊源又充满佛道气息的家庭环境；源于师从的老师中，既有儒释兼修的武夷“三先生”，又有禅学修养极高的道谦法师，还有坚决辟佛扬儒的儒学大师李侗；与此同时，其既广交儒道有识之士，又友结方外之客。这是朱熹独特的佛禅因缘生成的直接原因。

第三章《文学思想与佛禅》，拟首先从宏观上论述朱熹文统论与理学道统观、理学道统观与禅宗宗统观之间的关联。以此为基础，从微观上分别剖析“文从道中流出”与佛禅心性论、“修辞立其诚”与“即心即佛”“天生成腔子”蕴含的既融佛又辟佛思想蕴旨以及“涵泳”作品接受论与佛教“无心”“渐修”“一悟百悟”的渊源关系，从而管窥朱熹文学思想与佛禅之间以理学为纽带的关联特色之一斑。此外，本章还将从朱熹的佛经论和佛理论厘清朱熹佛禅论中所蕴含的文学观念。

第四章《朱熹诗与佛禅》，本章重在考察朱熹诗歌创作与佛禅之渊源。大体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动态考察朱熹佛禅的向往期、出入佛禅的高峰期、出入佛老由盛入衰的转折期、逃禅归儒的复归期和尽弃释老之学的归儒期五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所呈现的佛禅风貌；二是以佛禅旨趣为分类依据，将朱熹创作的与佛禅相关的诗分为以佛禅旨趣为宗的诗篇和以辟佛归儒为旨趣的诗篇，探讨它们在内容、情感、艺术上的风貌；三是以佛语入诗情况为分类依据，将朱熹表现佛禅内容或佛禅情结的诗分为以佛教色彩的一般语词入诗、以佛教概念和术语入诗、以佛教典故入诗和无佛语词入诗四类，追本溯源，发掘朱熹诗所蕴含的佛禅文化意蕴；四是结合美学相参融的方法，拟从“思着的诗”与“诗化的思”，即艺术美和文化美为观照中心，探讨朱熹诗佛禅情结的审美意蕴，并揭示其成因。

第五章《涉佛古文研究》，重在考察朱熹文集中书、杂著、序跋、记及丧葬类涉佛文体等文体中的涉佛文。拟对以上各体涉佛文进行分类的同时，结合各文体自身特点，揭橥朱熹古文与佛教文献典籍之间的关联和涉佛文创作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的文学特色。

第六章《〈朱子语类〉 与佛禅之渊源》，拟从三个层面检讨朱熹语录体散文《朱子语类》与佛禅的关系：一是拟对涉佛语录进行内容上的分类及剖析；二是略述《朱子语类》佛语引用概况的基础上对其分门别类，并考述其中重要而有代表性的佛语的佛典出处，揭橥其在《朱子语类》运用中的演变；三是从语言风貌（包括语言风格、语体特征、修辞艺术及语录体式特点等）揭示《朱子语类》与禅宗语录的渊源以及它的文学特点。

不难看出，拙著从佛禅视域对朱熹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和研究，涉及文学、佛学、理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属于跨学科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既有传统的文献与文学研究法，又有将文本作品视为某种历史文化语境、文化观念的独特表现形式的互文本性法，同时还纳入文化透视和美学分析相参融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揭橥朱熹佛禅与文学诸相因缘中所蕴含的文化的、审美的意蕴。然而，朱熹学识渊博，儒释道融汇于一炉，精深博大的佛学义理与朱子理学之联系千丝万缕，加之笔者才疏学浅，因此思考和研究佛禅与朱熹文学之关系时，尽管尽力试图去描述朱子佛禅思想与其理学、文学三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尤其着力于检讨朱熹文学与佛禅间微妙而深刻的渊源与影响，却常有力不从心之感。故文中不当之处愿求教于方家，请博雅之君不吝赐教。

---

[1]《朱子学刊》编辑部编：《朱子学刊1989年第一辑（总第一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154页。

[2]林振礼：《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

[3]郭齐：《朱熹、道谦交往考》,《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

[4]郭齐：《朱熹从道谦学禅补证》,《人文杂志》1998年第2期。

[5]李承贵：《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6]何乃川、林振礼：《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1期。

[7]郭齐：《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关于朱熹的两篇佚文》,《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6期。

[8]束景南：《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逃禅归儒三部曲》，载于朱瑞熙主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9]郭伟川：《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338页。

[10]施保国、李霞：《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11]高建立：《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齐鲁学刊》2007年第3期。

[12]高建立：《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3]王心竹：《兼采佛释，综罗百代——朱熹与佛学》，载于王心竹《理学与佛学》，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53页。

[14]代云：《朱熹人心道心的辟佛意旨》,《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15]刘立夫：《朱熹的儒佛之辨》,《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

[16]李承贵：《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475页。

[17]李承贵：《朱熹佛教常识论——朱熹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及其检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8]李承贵：《朱熹视域中的佛教本体论——朱熹对佛教本体论的认知及误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9]李承贵：《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20]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074—1136页。

[21]熊琬：《宋代理学与佛学之探讨》,（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

[22]此书1963年由日本京都平乐寺书店出版，书名《佛教と儒教——中国思想を形成するもの》，后由杜勤舒志田翻译成中文，由中州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23][日] 荒木见悟：《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廖肇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24]郑梁生：《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版。

[25]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6]周裕锴：《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7]张培峰：《宋诗与禅》，中华书局2009年版。

[28]方新蓉：《大慧宗杲和两宋诗禅世界》，中华书局2013年版。

[29]刘晓珍：《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30]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1]张文利：《论佛禅诗对宋代理学诗的影响》,《国学学刊》2016年第3期。

[32]钱建状、尹罗兰：《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33]秋爽：《寒山寺佛学》第8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314页。

[34] 吴长庚：《朱熹文学思想论》，黄山书社1994年版。

[35] 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36] 王玉琴：《朱子理学诗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7]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8]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39]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0]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

[42]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3]闵泽平：《南宋理学家散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44]潘立勇：《朱熹文道观的本体论发展及其内在矛盾》,《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45]罗书华：《“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6]张万民：《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47]董芬：《朱熹 〈诗集传〉 阐释方法研究》,《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48]张辉：《朱熹 〈诗集传序〉 论说》,《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49]李永明：《“楚词平易”：朱熹的楚辞艺术风格论》,《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

[50]肖伟光：《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云梦学刊》2014年第3期。

[51]侯长生：《朱熹山水诗的嬗变与超越》,《兰台学刊》2006年第8期。

[52]陈庆元：《平林欸乃声犹在——朱熹 〈武夷棹歌〉 的文化意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53]王利民：《论朱熹山水诗的审美类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4]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5] 胡迎建：《朱熹诗词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6] 李春桃：《朱熹的思想与诗歌》,《求索》2008年第9期。

[57]李春桃：《朱熹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

[58]石明庆：《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南开学报》2003年第1期。

[59]莫砺锋：《论朱熹的散文创作》,《阴山学刊》2000年第1期。

[60]滕汉洋：《有限实证与无奈曲解——对朱熹关于韩愈交大颠一事考论的辨析》,《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61]郑继猛：《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62]方彦寿：《朱熹的“援佛入儒”与严羽的“以禅喻诗”》,《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63]方新蓉：《大慧宗杲与两宋诗禅世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0—313页。

[64]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09—431页。

[65]王利民：《从 〈牧斋净稿〉 看朱熹的道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4期。

[66]马宾：《朱熹 〈牧斋净稿〉 述评》,《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67]胡迎建：《朱熹与佛禅五题》,《宜春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68]朱惠嫣：《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三明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69]周静：《论朱熹的山林诗与禅情结》,《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2期。

[70]邱蔚华：《朱熹诗佛禅情结诗性视界探微》,《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71]哈磊：《朱子所读佛教经论与著述叙要》,《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72][美] 陈荣捷：《朱子所引之佛语》,《朱子新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446页。

[73]详参徐时仪《〈朱子语类〉 佛学词语考》,《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7期。

[74]（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编：《朱子语类》卷八七，《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5页。（以下引文若出于《朱子全书》，只注分书名称、卷数、《全书》册数及页数，著者及版权信息不再另行标注）

[75]《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8页。

[7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3页。

[77]《朱子语类》卷一二六，《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6页。

[78]关于朱熹之排佛与融佛学界多有论说，但由此构筑的朱子文化心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矛盾性与统一性揭示得并不充分，本文将于下文专章探讨。

[79]张毅：《苏轼与朱熹》，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80]L．吉尔基：《艺术可以充实空虚吗》，转引自斯特伦《人与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8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5页。

[82]此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有：季羡林《禅和文化与文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张伯伟《禅与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83]以上内容均是本书论述的主要内容，将在下文分别详论。

[84]刘晓珍：《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