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黄河运道治理

两汉漕运，皆以黄河为干道，西汉则更甚。楚汉相争期间，关东汉军的补给基地是关中，漕运主持人是萧何，“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20]萧何船运由渭水、黄河水道，或车驮出潼关。《史记》《汉书》皆“转”与“漕”连用，表明西汉运输军需常常水陆、车船并用。“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21]满足了前线粮饷和兵员补充需求。

项羽败亡，大汉开国。“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22]当时天下一半分封、一半郡县，东部中国皆封建诸侯，数十万石漕粮当来自黄河中游近关中地区。在“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23]的情况下，漕运数十万石粮食过三门河险到长安，也算是一笔巨大财富、一项浩大工程。

及武帝在位，诸役叠兴，“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24]粮食和钱财储备挥霍殆尽。随着对匈战事扩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25]加紧通过黄河漕运关东，运用财政、税收手段甚至出售官爵聚敛钱财，搜罗粮食。桑弘羊理财期间贵粟重漕，激发州县和民间漕运潜能，实现岁运600万石梦想，“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26]贵粟解决了漕粮来源，它郡各输、诸农各致使，有漕运责任的郡县更普遍，天下有水皆漕，有路皆转，漕运量激增600万石，才基本满足了军国需求。

东汉时北方的匈奴不再成为致命威胁，西北边防对漕运需求较西汉减少。尤其是建都洛阳，以黄河下游为漕运干道，较西汉漕运长安水程短近数百公里，无须再经三门险道，漕运难度降低。

两汉为确保黄河运道畅通，都曾努力治理黄河。西汉治理黄河主要体现在下游堵决上。文帝时河决酸枣，当即大兴人众堵而塞之。武帝元光年间河决于瓠子，20多年后才力堵其口。其后黄河北决馆陶，分流出屯氏河，居然听任河分长期不塞，至元帝永光五年河决灵鸣犊口，屯氏河才绝流。成帝年间河决频繁，首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河堤使者王延世采用竹落装石塞决技术，月余塞决成功；次决平原，王延世复塞之；三决勃海、清河、信都，置之不塞。西汉末年政治退步，新莽时期倒行逆施，治河之事议而不决，给东汉留下河崩漕坏烂局。

西汉常常借助漕船及其水手救灾赈济。成帝年间堵塞馆陶及东郡金堤决口时，大司农非“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27]。可见治河与通漕关系密切，不仅用漕船救灾，而且调漕船堵决。

西汉治三门之险无成。“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28]其中鬼门水浅，河床险恶；神门水深数十丈，湍急异常；唯入门稍可行船，也需经验老到的河师导航，纤夫在半山腰的栈道上牵挽。成帝鸿嘉四年（前17），丞相府史杨焉以为“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成帝采纳其议，“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29]大概是能镌去水上石尖，不能去水下石根。事虽不成精神可嘉，对后代也有典型引导和教训警示作用。

东汉治河有一劳永逸之妙。王景治理黄河，实现河汴分流，筑大堤引黄河从千乘入海，引汴渠会泗入淮，治效绵长功施千年，也为东汉漕运提供了有力保障。“东方之漕全资汴渠……河汴分流，则运道无患，治河所以治汴也。……二渠既修，则东南之漕由汴入河，东北之漕由济入河，舳舻千里，挽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30]清人胡渭此言，概括东汉治河通运可谓允当。东汉漕运以洛阳为终点，以洛水通黄河，以黄河漕运东方，东北漕粮由济入河，东南漕粮由汴入河。王景治河功效久远，“我们虽未获得直证，也未获得反证”[31]，今人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