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河东人，世称柳河东。早年因参与王叔文、王伾倡导的永贞革新，败而遭贬，谪居永州近十年。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并称“韩柳”。一生留下诗文600余篇，卒后刘禹锡编纂为《柳河东集》传世，流传至今，版本众多，也因此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至今的40余年间，随着学科的发展，柳宗元日益成为广受学者关注的热点作家。柳宗元研究机构及研究群体的确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学术著作及学术论文的出版和发表，表明“柳宗元研究”已由点到面辐射开来，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柳学家们不断转换视角，深化主题，积极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接受美学、旅游管理等领域积极寻找突破口，努力打破各学科之间的藩篱，实现跨学科研究，“柳学”研究亦成绩斐然、硕果累累。

民国时期，可以说尚处于柳宗元研究的准备期，实力相对薄弱。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其成果大有可观。学者、学生、社会人士所作的专论、论辩、论说、解析、仿作、英译等文章，或清晰雅致、或立意精妙、或酣畅淋漓，论述的深度、广度亦可圈可点。柳宗元政治哲学思想、散文传记、寓言小说、韩柳比较等方面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已初见端倪。要全面地认识和把握20世纪以来柳宗元研究的发展状况，民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时代，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而关于此阶段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迄今未见。

一 民国时期柳宗元思想研究

（一）哲学政治思想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一直是柳宗元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来讲，君直《柳子厚思想之研究》[1]是民国时期唯一一篇全面探讨柳子厚哲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思想的文章。文章从柳子厚思想产生之背景、柳子厚一生及其政治生涯、柳子厚的《天说》、柳子厚的政治思想、柳子厚的伦理思想等几个部分，积极探索柳宗元思想中儒道佛法渊源及其关系。

柳宗元向来以文学家著称，君直为人们忽视了他的政治抱负、学术根底而抱不平，认为他是“一千年前挺生的大思想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子厚早年从政的失败经历给了他思想上的启蒙，给了他“深究思想的机会”。君直认为子厚哲学思想及社会哲学观的根本来源是法家而非儒家。在他看来，柳刘其实是有意建立一种新法家，《天说》《天论》之论是想“建设一个人本主义，斟天主义”，且其哲学观是“尚人而不尚天”的，是与儒家“神道设教”背道而驰的，是最彻底的法家思想。因此赞叹柳宗元是个“伟大的天才”，肯定其朴素唯物主义和反天命思想。这种思想在柳宗元《贞符》《非国语》《时令论》等文中有所体现。

“民本思想”是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可参见其《封建论》《送薛存义之任序》《桐叶封弟辩》《晋文公问守原议》《种树郭橐驼传》等文。君直说柳子厚在他的时代“已经知道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其政治思想的宗旨是“以法治国”。《种树郭橐驼传》中不扰民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是源于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一种自由政治论。此外，作者不否认柳宗元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将其概括为“修正的法家政治思想”，要求当政的人要能知其“体要”，具备“举贤任能，整饬法纪”的执政能力。周荫棠的《读柳文》[2]则认为柳宗元政治思想具有儒家倾向，他将其政治学说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曰辟神权”,“二曰武力说”,“三曰德治也”。社会发展经“辟神权”到“武力说”，再到“德治”的理想状态，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柳宗元“以民为本”“以德治国”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与儒家“仁政”“德政”的政治主张相契合。君直在谈到柳宗元对社会发展建设的认识时也肯定其“有似乎孔德的实证哲学”的社会哲学观，只是君直认为他的思想基础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其思想中的儒家部分是一种修正的法家思想。这种观点，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尊法批儒”运动中大受褒扬，但随着社会发展，后人对柳宗元思想内涵的认识更加全面，持论更加辩证。

柳宗元之伦理道德思想今见于《四维论》，他认为管子的礼、义、廉、耻四条道德标准其实只有仁、义两条，廉、耻不过是义的小节，“仁主恩”,“义主断”。民国期间关于柳宗元伦理道德思想的讨论尚少。君直以为柳子厚的道德伦理思想的根本立足点和他的哲学思想是一贯的，无不透露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君直提出柳宗元评判人的善恶标准不是所谓的“仁义忠信”，而是“意志”和“知识”，两者是人修身养性的必由之路。除了君直以上论述外，另有学生徐孝开、叶书麟、贺明元分别所作的同题作文《柳宗元〈四维论〉书后》[3]。三人或支持柳宗元二维论，或驳其言辞不慎，竟将廉、耻归为义之小节，文章短小精悍、文笔流畅。

在君直看来，柳宗元的经济思想是“主张用社会政策以裁抑贫富的不均”，且体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用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国家来调剂贫富的不均，用国家的利益来裁抑富人，扶助贫民”,“一面乐意免解决斗争的流弊，一面又可以免自由竞争的流弊”。这与齐敬鑫《从郭橐驼科学的顺天种树说到柳宗元哲学的安性养民》[4]有异曲同工之妙。齐敬鑫认为要改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状况，首先要解决人口分配不均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利用，即郭橐驼种树“其本欲舒”的道理；其次“我们应当仿效郭橐驼种树‘其土欲故’的办法，‘恢复固有道德，而于世界新科学，则迎头赶上之’的谴教去养民”；再次，坚持“其筑欲密”的办法，今后养民的方针政策，要有利于百姓。齐敬鑫从郭橐驼顺天种树“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的科学性，联系当时社会现实，提出治国者要学习柳宗元不扰民、不劳民而“安性养民”的主张。齐敬鑫此文，是民国时期少数运用柳宗元政治哲学思想来解决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诚可见柳宗元思想历久弥新的魅力。

（二）文艺思想

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向来备受关注。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主要反映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注重严谨的创作态度，写作时“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至于治学门径，他提倡本之《书》《诗》《礼》《春秋》《易》，继而参之以《穀梁氏》《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太史公，强调个人学习积累应以五经为本，而旁及子史；坚持抑、扬、疏、廉、激的创作方法，才能达到“旁及交通，而以为之文”的艺术境界，实现“文以明道”的最终目的。

民国时期，关于柳宗元文学理论思想的论述，就目前可见文献材料，要数梁孝瀚《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5]最为全面。文章从感伤主义、写实主义、讽刺主义、浪漫主义分析了柳宗元文艺思想。梁孝瀚认为“柳宗元之文艺渊源实源于六经诸子”，其文艺思想的标准是“复古明道”，提倡效用，反对模拟剽窃、眩耀为文、舍本逐末的文学追求。《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评价作家时，应当充分注意和重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以期更好地把握其思想特征。作者认为柳宗元所处的黑暗的时代环境及永州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他思想上的感伤，外化于文学，则表现为感伤主义，这种感伤情调，为其文艺上的写实主义思潮奠定了基础，是柳宗元写实主义大放异彩的奠基石。这种写实主义，“当以其中在柳、永二州所作山水游记为首，诗次之，其他散文又次之”；其文艺讽刺主义，则继承了《诗经》的怨刺精神；浪漫主义“直逼《离骚》”。

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柳宗元文学理论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梁孝瀚认为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思想为程朱理学家所发扬。南宋曾巩是其“文本六经思想”的继承者。其“感伤主义”及“讽刺主义”思潮，影响于宋代文艺界者，而有苏轼；影响于明者，则有刘基。而其“写实主义”思潮，于明，归有光、徐霞客受其影响；于清，则林纾受其影响。近年来，学者不断从接受美学出发，深入探讨自唐以来各个时期柳宗元传播与接受的发展状况，并逐渐确立了苏轼在柳宗元接受史上第一读者的身份。梁孝瀚对柳宗元文学理论影响于后世的探讨，可以说正是讨论柳宗元文艺思想在明清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只是没有融入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6]罢了。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认为：“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是本世纪上半叶唯一一篇，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论文。”[7]

二 民国时期柳宗元文学创作研究

（一）山水散文研究

柳宗元“永州八记”名闻遐迩，脍炙人口，具有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是我国游记散文的典范之作。“永州八记”是指柳宗元谪居永州时作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八篇山水游记，学术界亦有“九记”之说，此处不作论述。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高度体现了精神情感与自然山水的完美融合。永州山水幸得子厚而大放异彩，子厚幸得这山水，情绪方得以倾泄，两者之间已若知己。王岑《柳宗元的山水小品》[8]认为柳子厚之所以长于山水小品文，是因为受到湖、广秀丽山水的熏陶，有着丰富的“实地生活体验”，所以能在此基础上吟咏景物，寄情山水。王岑赞赏子厚观察力“深入”，手笔“巧妙”，风格“简劲可喜”，但也批评他“缺乏清新”,“短少变化”。

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研究中，周澂《读柳子厚山水诸记》[9]算得上民国时期较为全面探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学作品。行文大致分永州诸记、柳州诸记、永柳以外诸记三大部分，又细分纪山、纪水、纪石、纪草木、纪亭榭与工事，从写作的艺术手法来探讨柳子山水诸记的迥异之处。周澂认为“永柳以外诸记所以异于永柳诸记者，不以山水为主，述游观之乐，亭榭之胜也”,“而记永与记柳又有别，记柳用总，记永则有总有分，叙议特密，此又同而不同者也”，且称道柳宗元“山水诸记”兼采郦道元《水经注》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之长。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认为：“周澂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山水文学进行探讨的专论。”[10]

“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向来备受关注，讨论甚多。俞沛文《柳子厚〈永州八记〉小识》[11]是20世纪较早从写作方式、语言特色、文章结构、造景艺术等角度来论述其艺术特色的文章。俞沛文认为《始得西山宴游记》，全文妙在“始得”和“宴游”的叠加。《钴鉧潭西小丘记》，首先写“潭”，然后由“潭”生出“丘”，而是丘无人欣赏、备受冷落，最后转折到柳子购得，且为之道贺。明为贺丘，实则是借丘之“遭”来讽己之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水石合写。起于“伐竹取道，下见小潭”落于“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以“过清”来评全景，以“去”作陪景，妙在其中。《袁家渴记》,“风”的描写最为生动。文首先点“渴”，后生出“小山”，再写“草木”而生出“风”来，最后以“袁”字来点题。这样的结构安排，层次分明，恰到好处。《石渠记》，则面面俱到，记“水”之外，还有“潭”和“泓”的描写，后以“风”来做衬托，结末，写到“石渠”，收笔处干净利落。《石涧记》，结笔处“穷”的运用，似有余音，意犹未尽。《小石城山记》，文章自西山的又一路写起，是记山石。开始便埋下伏笔，末段借石状的瑰玮，来一吐胸中郁气。

此外，学生何映芸《读柳子厚〈永州八记〉以后》[12]总结了柳子“八记”的创作缘由和创作方法：一说明作记之由；二用回应之笔；三述游之乐趣；四用怀疑之辞。并将其创作意图概括为三点：一是歌颂永州秀丽的山水；二是借景抒情，一吐胸中郁结；三是改造自然环境，获得心灵寄托。

（二）寓言传记研究

柳宗元《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蝜蝂传》等寓言作品，以其短小精悍、警世讽喻、寓意深远的特性广为流传。民国时期，柳宗元寓言文学研究成果不多。杜晓勤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关于柳宗元小说寓言的研究，仅有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13]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14]提出“柳宗元的小说文学”是指柳宗元模仿周秦诸子而作的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寓言作品。一方面，他认为《捕蛇者说》是《礼记》“孔子过泰山”一段的延长，且其在形式上已具备小说的格局；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三戒》的人物塑造，情节演变，环境设置，井井有条，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只是前人叫它们“古文”罢了。

关于柳宗元寓言作品的来源，学界向来颇有争论，说法不一。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15]是民国时期唯一一篇对柳宗元寓言《黔之驴》故事来源进行考证的一篇文章。季羡林在国外留学多年，精通多门外语，为他能从世界文学中寻找柳宗元《黔之驴》来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季羡林翻阅印度梵文寓言集、印度故事集、巴利文《本生经》、法国拉芳丹寓言对《黔之驴》故事来源进行考证，最终得出《黔之驴》并非柳宗元独创，而是从别处借鉴过来的结论。郑振铎《文艺复兴·发刊词》[16]说：“中国今日也面临着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文艺当然也和别的东西一样，必须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理想，新的立场，然后力求能够有新的成就。”季羡林立足于世界文学，跳出传统文学的禁锢，积极运用新理论、新视角来审视经典古文的做法，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寻找契机，给后世柳宗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陈惇等认为：“季羡林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在探讨中印文学关系方面对人颇多教益。”[17]

此外，另有学生张景良、詹鼎元分别所作的同题作文《读柳宗元〈捕蛇者说〉书后》[18]，郭宗熙《读〈永某之鼠〉》[19]，半帆《柳子〈三戒〉》[20]等柳宗元寓言读后文章。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宋清传》《童区寄传》等传记文学作品，人物刻画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典型性和独特性。柳宗元传记文学作品，善于将小人物类型化，从他们自身的活动和语言出发，循序渐进地使其置身于强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从而切实地揭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弊病，达到劝善惩恶、有益于世的目的。民国时期除了齐敬鑫的《从郭橐驼科学的顺天种树说到柳宗元哲学的安性养民》一文将郭橐驼的种树办法与安性养民一起论述以外，尚未见有其他专论或论文涉及柳宗元传记文学。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多散见于学生的读后、书后作品，如翁恩燮、汤天栋分别所做的同题作文《〈蝜蝂传〉跋》[21]，许本裕《书柳州〈种树郭橐驼传〉后》[22]，陈定秀《读柳柳州〈宋清传〉书后》[23]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柳宗元传记文学迅速发展，研究成果相继增多。近年来，柳宗元传记文学研究，已逐渐发展成为“柳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董郁青《读柳文随笔》[24]共计七十九小节，在《天津益世报》连载半年之久，社会反响良好，是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之综合性论著。文章以随笔的形式，对柳文文体及其特征作出评价：山水小记高绝千古，骚体文朴素务实，驳议文短小精悍，小品杂文警世幽默，杂文拟骚者又别开畦径，赠序与韩愈各有千秋，书牍文字则不如韩愈倔强老辣。归根到底，柳文中所蕴含的修身养性和安身立命的道理及精神，才是董郁青读柳文的最大收获，故而他说常读柳文则“躁性因之渐除，旧疾亦不复触犯，犯亦不甚剧矣”。

民国时期，柳宗元文学创作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山水散文研究、寓言传记研究以及作品综合研究等几个方面。此阶段，尚未见有关柳宗元诗歌研究的专论、论文或读后、书后作品，其诗歌研究多散见于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较之柳宗元散文、寓言小说研究，诗歌研究相对冷清。

三 民国时期韩柳比较研究

韩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唐代散文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二人皆以其鲜明的文学理论主张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为后人敬仰。欧阳修《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跋》称“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王禹偁《赠朱严》称“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黄式三《读柳子厚文集》称“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均可见二人文学之地位。自唐以来，后人对韩柳的评价和态度，或“扬韩抑柳”，或“扬柳抑韩”，或持中而论。民国时期，有一批可观的韩柳对比研究文章，代表了20世纪柳宗元研究初级阶段“韩柳研究”的存在形式。

“文以明道”是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所谓古文运动，概括来说就是一改六朝以来辞藻繁丽的骈文风气，从而推行朴质的先秦两汉散文，以期重新构建儒家道统的文学运动。民国时期的这些作者，对韩柳古文运动理论和贡献多持肯定态度。民国三年（191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出版的林纾著《韩柳文研究法》，是民国时期最早和最著名的韩柳比较研究专著，影响较大。此外单篇论文如徐冷冰《韩柳文章异同论“读书辨微”之六》[25]表示：“韩柳相继倡明文以明道之后，而散文大行，骈丽浮华之文渐息矣。”李辰冬《韩柳的文学批评》[26]赞赏韩柳“文以明道”的革命论，他认为：“韩柳文学批评的渊源，受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影响为最大。”方朋《韩柳的文学主张》[27]将韩愈的文学主张概括为：“求古之道”与“务去陈言”，且认为子厚极端推崇昌黎，所以他的文学主张也主张复古明道。厉星槎《韩柳文径》[28]以为韩柳之文“乃济道之具”，且其学文之道在于“博综经籍，而出之以融贯变化”，提出：“今人学文，若能从韩柳入手，而又上探其源，并下深切之工夫，庶几乃为真善学韩柳者。”

但对于韩柳明什么“道”，怎样“明道”，各自风格特点如何，他们又各持己见：论及韩柳文学来源，郑光汉《韩柳》[29]以为韩柳皆“尊崇孔孟”，胡怀琛《韩柳欧苏文之渊源》[30]则认为“韩退之文出于儒家”,“柳文一部分乃出于诸子，又一部分山水小记，则出于《山海经》及《水经注》”。论及韩柳散文风格，厉星槎以为“韩文阳刚似经，柳文阴柔近史”。徐冷冰则表示“韩之为文也，以气胜，而其为文之志则在卫道”，而“柳之为文也，以辨胜，故其为文善于就题立论，反复辩证，好为引喻反证之辞，而其层次又能清晰紧密，故能步步引人入胜”。论及韩柳文学创作，郑光汉指出柳宗元记序文最为出色，是韩愈所不能及的。胡怀琛则认为：“就思想而论，柳文实胜于韩文；就文而论，柳文不及韩文规模宏大，且不及韩文变化莫测。”方朋也以为柳子厚为文多取用前人之语，“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于古，不尽去陈言，不像韩的奥峻”。论及韩柳宗教观：方朋认为“韩毕生力排佛老，柳则好浮图之言”，且“他们二人之《论师道》，其意见更迥然不同”。论及韩柳文学批评，李辰冬指出柳宗元主张“著述”“比兴”；韩愈则主张“不平则鸣”,“惟陈言之务去”,“气盛言文”,“穷苦之言易好”。论及韩柳交谊，李相珏《辨韩柳不相知》[31]驳斥“韩柳不相知”的说法，认为韩柳二人不是不相知，而正因为相知，所以无须多言。韩柳两人彼此是心照不宣、惺惺相惜的坦荡君子之交。李相珏此文，为后人研究韩柳交谊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此外，学生张文钟、黄鉴远分别作有同题作文《韩柳文派异同论》[32]，张孝松作有《韩柳比较》[33]，虽篇幅短小，却论述精到，对韩柳的异同及文学特色把握不失偏颇，语言简练有力，立意鲜明，无可厚非。[34]

四 民国时期柳集的出版与柳文的阅读

（一）柳宗元集的出版与注解

民国期间刊刻印行的《柳河东集》，有民国四年（1915），上海广益书局影印山晓阁评点本《柳柳州全集》；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民国十二年（1923），罗振常蟫隐庐影印宋廖莹中世綵堂本《柳河东集》；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本《柳河东集》；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明万历刻本《柳柳州集》；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普益书局石印诸大家评点本《评注柳柳州全集》；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本《柳河东集》；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国学基本丛书》本《河东先生集》；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世界书局铅印本《柳河东全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四部备要》本《柳河东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央书店铅印《民国基本文库》本《柳宗元全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柳柳州全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大东书局足本《柳柳州全集》等十余种。

除了以上再版的《柳河东集》以外，另有一些柳集选本或注本印行。如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文明书局石印中国文学精华本《音注柳子厚文》，曾涤生先生选本，沈伯经、曹绍君注音；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万有文库》本《柳宗元文》，胡寄尘选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合象书店铅印本《韩柳散文选》，金民天编纂；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央书店铅印本《柳子厚文选》，吴瑞书编；民国二十四年（1935），上海中央书店铅印本《柳子厚尺牍》，储菊人校订；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国光印书局铅印《青年国学丛书》本《柳宗元文精选》，罗芳洲著；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九州书局铅印本《详注柳柳州文》，黄驾白编著；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铅印《中国文学精华》本《音注白乐天、柳柳州、韦苏州诗》，沈归愚先生选本，中华书局辑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仿古书店铅印本《柳宗元文选》，陈筱梅编；民国三十七年（1948），茹古书局铅印《明经学社丛书》本《柳子厚永州八记疏》，于右任题字，临川李宏惠疏，等十余种。

其中，胡寄尘选注的《柳宗元文》，先收入《万有文库》，又收入《学生国学丛书》，又收入《新中学文库》，均由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当时学界引来一阵热议。王云六作有《与胡寄尘论“万有文库本”〈柳宗元文〉之选注》[35]，对胡寄尘书中句读及注释提出四点质疑[36]，文后另有《中国新书月报》编辑华狷公一小段按语。胡怀琛见文后，遂作《胡寄尘答华狷公〈论柳文〉书》[37]，就王云六提出的问题逐一作答，并强调自己并非胡乱圈改柳文，句读及注释皆有根有据。两人有关争论，相继引来一些讨论之文发表在《申报》上。如1933年3月18日，晓风《柳宗元要求胡怀琛更正道歉》[38]便拟柳宗元语气要求胡怀琛更正书中句读及注释错误，并向自己道歉。同年，3月22日，胡寄尘作《胡怀琛再拒柳宗元》[39]，表示自己选注之文不严谨处可以商榷，但拒绝道歉。3月24日，“玄”又作《柳宗元先生来函》[40]。4月19日，胡寄尘又作《胡怀琛拒绝柳宗元要求》[41]。6月17日，“何如”作《关于放屁文学》[42]，也是讨论胡寄尘《柳宗元文》选注之事。白沙《胡怀琛敬复柳宗元》[43]说道：“从前有了‘疑古玄同’，而今更有了‘改古怀琛’了。”以上这些文章，篇幅不一，但均在一定程度上批评胡寄尘《柳宗元文》选注的不当之处。

胡寄尘《柳宗元文》选注一出，便形成学术话题，相继见诸新闻媒体，前后讨论持续数月之久，且《申报》是当时的主流媒体之一，传播范围广，阅读量大，受众面广，从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初级阶段的学术氛围及研究热度。

（二）柳文单篇的读后及英译

民国时期由于教育制度的改革、报章文学的兴起，柳宗元文学作品多见诸一些教科书中，报纸、杂志亦可见柳文相关讨论。国家统编的中小学教科书相继选用了柳宗元部分诗文，“据统计，在近年编的全国小学、中学语文统编教材中，被选入的柳宗元作品有《江雪》《渔翁》《小石潭记》《捕蛇者说》《愚溪诗序》《三戒》《种树郭橐驼传》《段太尉逸事状》等篇”[44]，而在商务本第一部教科书中，就选了《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供小学生诵读，后又选入中学教材。因此，在国文教育教学中，学生同题作文、读后、书后多涉及柳文，其间或有国文教师的批注评语。民国中后期，另有学生英译的柳文作品。

此时学生所做的文章，主要涉及柳宗元山水游记、寓言小说、政论文等多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看作柳文在民国国文教育中的存在形式。如安徽省立第二女子中学高中部师范科生何映芸的《读柳子厚〈永州八记〉以后》、江阴县立乙种实业学校农科二年学生沈维璞的《读柳子厚〈永某氏〉篇感言》[45]、广东东山中学三年张景良的《书柳柳州〈捕蛇者说〉后》、淮扬合一中学校四年级学生许本裕的《书柳州〈种树郭橐驼传〉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本科三年生陈定秀的《读柳柳州〈宋清传〉书后》、南通师范学校预科生王翌奎的《书柳柳州〈蝜蝂传〉后》[46]、吴江私立丽则女子中学一年级张亮秋、钱瑞秋的《代韩文公拟复柳柳州〈论史官书〉》[47]、南通代用师范二年级学生戴嶐的《读柳柳州〈天说〉》[48]等等。

张亮秋、钱瑞秋的同题作文《代韩文公拟复柳柳州〈论史官书〉》，文首有“原作留百分之六十，改百分之四十。博记”一语，文中有批注评论之语。钱基博执教吴江私立丽则女子中学时，曾提倡国文教育教学要“读讲合一”，主张国文教师应当针砭时弊地批改学生文章，并且重其源流，启发学生为文。曾有言“汝曹读古人名家文字，不及读我文字，读我文字，尤不及读我为汝改订之文字”[49]，当为国文教学之典范。

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英语教学以及英语出版物得到迅猛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机构出版发行了大量的英语教材、英语工具书、英语杂志刊物，如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英语周刊》《英文杂志》以及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华英文周报》等。此阶段，学生翻译的柳宗元作品，多为中英文对照。如芜湖萃文书院中学四年级学生鲁仑云翻译的《捕蛇者说》（The Speech of the Man Who Caught the Snake）[50]、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王元通翻译的《临江之麋》（A Fawn at Lin Chiang）、《黔之驴》（The Ass in J.[Kueichou]）、《永某氏之鼠》（The Mouse at Mr.A's House in Yung Chou）[51]等。学生外语能力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知识技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促进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以上学生所作读后及英译文章，体现了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学校教育制度下的学生逐渐成为柳文接受者兼传播者。这些看似学术性不强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柳宗元研究对内对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柳文单篇的解析及仿作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为推动古文通俗化、大众化，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柳文解析类文章应运而生。此外，另有社会人士所作柳文仿做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自修·编者的话》提道：“我们这本东西的性质和一般的刊物略为有点不同：简单的说，就是本刊所登载的文章，每一篇都可以当学校的讲义读。”这类作品主要集中表现在对柳子厚《三戒》和山水游记的“古文浅释”。如怡然浅释的：《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 《黔之驴》[52]，瞿镜人浅释的《始得西山宴游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53]等。此外，仿作的诙谐、游戏文，如吴泽民《贺考知事落第者书——仿柳宗元〈贺王参元失火书〉》[54]、若英《捕蝗者说——仿〈捕蛇者说〉》[55]、仁山《捕狼者说——仿柳宗元〈捕蛇者说〉》[56]、韵芳《得奖者说——仿柳宗元〈捕蛇者说〉》[57]等。

怡然、瞿镜人等的“古文浅释”作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提供了可贵的自修教材，意在使学生在柳文中获得文学的体会，同时也彰显了柳文浓郁的艺术魅力。吴泽民、若英等“今文仿作”就某一社会现象，模仿柳文进行创作，或道出蝗灾之甚，或讽刺世道混乱，或表明救亡图存之心，使初学者能从古文中获得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和教训。

柳宗元作为著名历史人物，在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学中，对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技巧和文学素养起到了良好的师范作用。同时，也激发了学生、社会青年的家国情怀、人生理想。在柳宗元思想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民国学者、学生、社会人士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对于20世纪柳宗元研究初级阶段的确立和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58]

结语

本书是关于柳宗元研究学术史的一项文献学研究，侧重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的发展状况，搜集整理1912—1949年间正式发表在报纸、杂志上学者有关柳宗元生平、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国文教师的课业；全国大、中、小学学生的读后、札记、英译；社会人士解析、游戏仿作。全书辑校单篇文章共计120余篇，40余万字，分为专论、论辩、论说、解析、仿作、英译六个部分，基本代表了民国柳宗元研究的总体面貌，大体还原了20世纪前半叶柳宗元研究初级阶段[59]的存在形式。

笔者在整理、阅读、辑校民国相关文献中，限于条件，可能仍有若干单篇遗漏在外，期待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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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君直：《柳子厚思想之研究》,《中央日报特刊》1928年第1—3卷。

[2].周荫棠：《读柳文》,《遗族校刊》1935年第2卷第6期。

[3].三文均见《大成会丛录》1934年第46期。

[4].齐敬鑫：《从郭橐驼科学的顺天种树说到柳宗元哲学的安性养民》,《安徽农讯》1947年第5期。

[5].梁孝瀚：《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协大艺文》1937年第5期。

[6].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请参见李泽厚主编，[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3页。

[8].王岑：《柳宗元的山水小品》,《塑风》1940年春季特大号第18—25期。

[9].周澂：《读柳子厚山水诸记》,《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9期。

[10].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9页。

[11].俞沛文：《柳子厚〈永州八记〉小识》,《光华附中半月刊》1933年第8期。

[12].何映芸：《读柳子厚〈永州八记〉以后》,《女钟》1931年第19期。

[13].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柳宗元研究（下）》，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9页。

[14].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小说世界》1923年第4卷第1期。

[15].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文艺复兴》1948年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16].郑振铎：《文艺复兴·发刊词》,《文艺复兴》1946年第1期。

[17].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版，第82页。

[18].二文见《东中学生文艺》1920年第1期。

[19].郭宗熙：《读〈永某之鼠〉》,《学生文艺丛刊》1929年第5卷第5期。

[20].半帆：《柳子〈三戒〉》,《浙赣路讯》1948年8月14日。

[21].二文见《民立》1916年第1卷第3期。

[22].许本裕：《书柳州〈种树郭橐驼传〉后》,《学生杂志》1914第1卷第5号。

[23].陈定秀：《读柳柳州〈宋清传〉书后》,《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汇刊》1915年第1期。

[24].董郁青：《读柳文随笔》,《天津益世报》1937年1月1日至5月23日。

[25].徐冷冰：《韩柳文章异同论“读书辨微”之六》,《河南大学校刊》1936年第138期。

[26].李辰冬：《韩柳的文学批评》,《天津益世报》1930年5月22日。

[27].方朋：《韩柳的文学主张》,《校风》1935年第279期。

[28].厉星槎：《韩柳文径》,《国学通讯》1940年第1—4期。

[29].郑光汉：《韩柳》,《大中学生》1933年第2期。

[30].胡怀琛：《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小说世界》1927年第15卷第16期。

[31].李相珏：《辨韩柳不相知》,《读书通讯》1947年第133期。

[32].张文钟：《韩柳文派异同论》,《广仓学会杂志》1917年第2期；黄鉴远：《韩柳文派异同论》,《仓圣明智大学学生杂志》1918年第1卷第1期。

[33].张孝松：《韩柳比较》,《汇学杂志》1930年第4卷第5期。

[34].参见彭二珂《民国时期柳宗元研究专论概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36卷第7期。

[35].王云六：《与胡寄尘论“万有文库本”〈柳宗元文〉之选注》,《中国新书月报》1932年第2卷第9—10号。

[36].根据王云六《与胡寄尘论“万有文库本”〈柳宗元文〉之选注》，将其四点质疑概括如下：一是《论语辩》中“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于义似不可通。尤可作“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二是《鹘说》中将“如往，必背而去焉”一句，作为假定法语气似有不妥。“如”作为假定法语气在唐以前绝少。三是《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中“多秭归”注使读者迷离惝恍。四是选本尚多缺而未注，注而不详。如西汉《文类序》“欲采比义”，未注；《鹘说》“昔云”，插在文中殊不可解，亦未注；《法华寺新作西亭记》“空色、逾寂、觉有”等字，仅注云：“皆佛书中语”，似未交代清楚。

[37].胡寄尘：《胡寄尘答华狷公〈论柳文〉书》,《中国新书月报》1933年第3卷第2-3号。

[38].晓风：《柳宗元要求胡怀琛更正道歉》,《申报》1933年3月18日。

[39].胡怀琛：《胡怀琛再拒柳宗元》,《申报》1933年3月22日。

[40].玄：《柳宗元先生来函》,《申报》1933年3月24日。

[41].胡怀琛：《胡怀琛拒绝柳宗元要求》,《申报》1933年4月19日。

[42].何如：《关于放屁文学》,《申报》1933年6月17日。

[43].白沙：《胡怀琛敬复柳宗元》,《骨鲠》1934年第19期。

[44].李鼎荣：《柳宗元与中国南方人文氛围》,《柳宗元研究》2005年第1期。

[45].沈维璞：《读柳子厚〈永某氏〉篇感言》,《少年杂志》1916年第6卷第5期。

[46].王翌奎：《书柳柳州〈蝜蝂传〉后》,《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第10号。

[47].张亮秋、钱瑞秋：《代韩文公拟复柳柳州〈论史官书〉》,《妇女杂志》1917年第3卷第4号。

[48].戴嶐：《读柳柳州〈天说〉》,《学生杂志》1915年第2卷第3号。

[49].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50].鲁仑云：《捕蛇者说》（中英文对照）,《学生杂志》1916年第3卷第12号。

[51].王元通：《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中英文对照）,《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年第2期。

[52].怡然：《古文浅释：〈永某氏之鼠〉》,《自修》1938年15期；《古文浅释：〈临江之麋〉》,《自修》1938年第22期；《古文浅释：〈黔之驴〉》,《自修》1938年第22期。

[53].瞿镜人：《古文浅释：〈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修》1939年第72—73期；《古文浅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自修》1941年第164期—165期。

[54].吴泽民：《贺考知事落第者书——仿柳宗元〈贺王参元失火书〉》,《申报》1914年3月16日。

[55].若英：《捕蝗者说——仿〈捕蛇者说〉》,《小说丛报》1914年第4期。

[56].仁山：《捕狼者说——仿柳宗元〈捕蛇者说〉》,《余兴》1914年第1期。

[57].韵芳：《得奖者说——仿柳宗元〈捕蛇者说〉》,《明星月刊》1921年第1期。

[58].参见彭二珂《柳宗元在民国教育中的影响概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36卷第8期。

[59].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柳宗元研究的起始阶段；赵继红《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综述》认为，1900年到新中国成立，是柳宗元研究的准备阶段。两文为我们细密爬梳了20世纪以来柳宗元研究发展脉络及研究概况，根据此三人之论述，可得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四个大致分期：准备期（1900—1949）、发展期（1950—1966）、扭转期（1967—1977）、鼎盛期（1978—2004）。由此可见，民国时期（1912—1949），处于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准备期，是柳宗元研究的初级阶段。2004至今，仍属于柳宗元研究的鼎盛期，其研究热度居高不下，成果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