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性文学史书写的性别立场及策略

一 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论

西方思想界的一个传统就是一向认为理性高于感性，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方面，通过尽量排除自身经验中的主观成分，人们可以跨越时空认识过去的生活和过去的历史，通过文字重建作者当时的生活，在对事物及现象的解释中努力消除误解以达到对世界进行客观描述，这方面以实证主义为代表。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对传统的颠覆过程中产生了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论三种认识论。

（一）女性主义经验论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人们普遍推崇的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此现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和性别偏见，所有声称客观的观察研究实质上都是非客观的，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只是研究者自己没有认知到罢了，现实中所谓的客观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主观性而已。“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女权批评就是抵制理论，对抗现行规范和判断标准……不少批评家对整一系统持怀疑态度并且对文学研究方法中的科学方法抵制……在科学的批评努力清除主观因素之时，女权主义批评却再次断言经验至高无上。”[34]女性主义为主观性和非理性正名，认为它们是现实存在的真正状态，非理性和主观性有其存在的价值。斯科特说：“我们知道将妇女载入史册意味着要重新定义和扩展占据史学重要地位的传统观念，要包容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公众活动及政治活动。可以说这种方法论尽管艰难，但是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人类的全新历史。”[35]总之，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真正的知识是可以获得的，只是原来的知识因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和虚假信念而被扭曲了，只有那些做得不好的研究者才会带有性别的偏见，在研究中表现出性别歧视。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偏见是可以铲除的，铲除的方式是要更加严格地遵守现存的科学方法和规则，女性主义者不是反对科学方法，而是要更加严格精确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克服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实质上沿袭了主流科学认识论的传统，并非明显地、公开地反对传统方法论，而是依赖研究者运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对传统的科学研究进行修正，这种认识论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理论而受到激进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二）女性主义立场论

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常规科学无法逃避政治、利益、价值等因素，科学只是一种历史的进程而并不能真正达到对真理客观性的追求。在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神话进行批判的同时，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必须摆脱对男性生活和经验的过分依赖，并且以被忽视和被贬抑的女性生活和经验作为立场，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从而实现最大的客观性。女性主义立场论关注性别差异、男人和女人处境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看成性别研究的资源。“在一个以社会性别为分层标准的社会中，女性境遇与众不同的特征被新的女性主义当作研究资源，正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者没有利用的、与众不同的资源，使得女性主义比传统的研究作出以经验为主的更准确的描述，提出理论上更为丰富的解释。”[36]再者，传统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心灵与肉体的两分法也受到立场论者的挑战。立场论者认为传统的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与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两分法对应，将世界分成两大对立的部分，并赋予前者高于后者的价值等级规定，这就造成了科学知识的男性图式以及对女性的排斥和统治，消除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就成为科学认识论批判的关键。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否认任何形式的理性、本质等普遍性话语存在的可能性，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和立场论以描述更好、更真实的世界图景作为科学认识论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正沿袭了传统认识论所包含的普遍主义的宏大叙事。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主张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存在于具体化的实践中，存在于社会和历史上特殊情境的运用里，因而主张建立支离破碎的主体身份以及他们所创造的政治之间的一致性基础之上的多元认识论。女性主义的经验论是有价值的，它强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女性主义调查研究的连续性；女性主义立场论侧重于社会构成和信仰模式的连贯性；后现代女性主义为处于进退两难中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展示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对启蒙认识论传统的彻底解构，对特权立场和客观真理主张的放弃，一种真正解放的女性主义思维和实践才能实现。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彻底批判与解构精神，使得女性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和辩护策略都面临着丧失自身存在基础的威胁。作为知识主体的女性身份以及作为知识背景的女性经验的统一性出现破裂，真理和实在也只是作为统治者话语权力的一种体现，科学只是变成了由社会建构的一种故事讲述方式罢了。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缺乏一种可以立足其上的统一立场，缺乏一种将远离世界中心的受压迫的边缘人群联合在一起的力量。

三种认识论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的趋势，同样也包含着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三者不断地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女性主义认识论不断走向发展而趋于成熟，并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二 中国女性学者对立场及策略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琼·斯科特倡导一种新的历史著述方式，主张在妇女史编著中引入性别分析的视角，将阶级、种族和性别三个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她说：“我们知道将妇女载入史册意味着要重新定义和扩展占据史学重要地位的传统观念，要包容个人经历、主观经验、公众活动及政治活动。可以说这种方法论尽管艰难，但是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意味着这不仅是在撰写新的妇女史，也是在撰写人类的全新历史。这种新史学不仅包括了妇女史，而且揭示了妇女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使性别成为一个分析范畴……在编写新史学著作中运用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个分类尤为重要，首先这意味着学者们对历史的重视，这一历史反映了受压迫的状况、压迫的含义的分析和压迫的本性，其次这意味着从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以上三个概念为轴心形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37]当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已经成为众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切入点，被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学科引入、借鉴和推广，对这些学科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女性主义者在女性研究的过程中也会遇到许多同样的问题，诸如对历史及现实的认识能否达到客观性的争论，面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立场选择，怎样确立性别视角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等。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做成客观的学问？从女性主义出发，是不是应该追求一种客观的标准？怎样才能做到客观性呢？李小江认为一个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都应事先有一个自身定位的问题，对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女性主义者对待科学的态度首先在政治上必须是女性主义的。但是，如果要做科学研究，就不能纯粹以女性的视角看问题，要超越它，尽可能地达到“真”才可能是女性主义的。“任何一个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必先丧失立场，依附于他的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地化解到他的研究对象中去，化解得越充分，学问就做得越真，这就是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这些年，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在批评客观性，讨论它是否可能，是否应该。这是对既往科学中称作标榜的客观做一次清理，检验哪些是男性中心而偏离了客观，而不是对科学研究中客观原则的否定。”[38]李小江也承认历史的书写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总结、不断界定的没有尽头的过程，谁也不能提供终极结论。“历史的真实面目其实是无法还原的，终极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但它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求‘真’与其说是一种目标，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基本的原则。”[39]她主张把“真”作为一种终极的追求，研究者尽力克服自己的主观性，把自己化到研究对象中去，从而达到世界的“真”。

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但并不能取消“本质”这一概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能够被抽象出来进行研究，并且可以使之具有某种普泛意义，虽然这种普泛意义需要加以限定。但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不能放弃多元立场、边缘意识以及个案研究。面对女性研究是应该强调同一性还是应该强调差异性这样的悖论，在屈雅君看来，女性主义者可以采取一种特殊立场，也就是“把无立场作为一种立场”，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展开研究，“说男女是应该平等的是女性主义的，说男女是不一样的，也是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可以在两者之间跳来跳去，跳是两个立场上加力，不是不偏不倚，没有立场的立场是一种主动的姿态，是进攻，不是宽容，不是削弱两极的矛盾，而是增加两个方向上的强度，也不是诡辩术，而应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自觉采取的方法论研究姿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俨然是一张男权中心的巨网，而女性主义总是不断地从这张网上起跳，徒劳地撞击这张网，而最后又总是无可奈何地重新落入巨网之中，这种尴尬迫使女性主义执著于解构、破坏而似乎永远与建设无缘。但是应该看到，女性主义的每一次起跳和每一次下落都会不可避免地触动这张网，而每一次触动都迫使这张网朝着有益于两性和谐的发展方向进行自我整合（甚至完全可以理解为男性社会的自我完善）”[40]。

在妇女研究中将策略纳入方法是因为：一方面，妇女研究具有不可重复的个案性，应该关注哪种方法更适用于中国妇女研究，使之更有可能深刻有力地介入当代中国学术界；另一方面，文明史已经造成了两性不平等的事实，先天处于被动地位的性别，不可能通过男性中心认同的方法去扭转这种弱势。妇女研究以何种方式参与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再现“第二性”[41]的科学和“第二性”的真实，也是妇女研究的策略问题。“弱势人群的立场和政治倾向性，构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是一个不能回避也无需回避的命题。只要社会上、文学文本中还存在着性别偏见与性别歧视，女性主义人文关怀就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42]因此，有必要开辟和守护“性别研究”这块不可替代的特别领地。

中国女性主义者承认社会科学都是有倾向性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现、不断总结、不断界定的过程，其真实面目是无法还原的，终极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但“求真”作为一种方法，可以体现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女性主义者在文学史书写与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为基本立场，运用不同的策略与方法，从多个向度对女性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书写中所表现的男权意识展开批判，初步建构起女性文学史的发展框架。

三 女性文学史书写的历时性向度与共时性向度

从第一部女性文学史著作“谢史”开始，女性文学史著者已经呈现出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意识，如“谢史”在结构上是将整个中国妇女文学史分作三个大的时期和六个相对小的阶段，基本上遵循历史分期。这种办法简便易行，仍是现在文学史分期普遍采用的方法。早期几部女性文学史以历史朝代分期，基本遵循传统文学史的分期，中间很难发现对女性文学史的分期进行特别关注，进而追寻女性文学的独特传统，这种分期本身就是男性传统思维的表现，因为整个文明本身已经深深打上了男权思维的印记。再有，这些文学史侧重于从历时的维度去研究，更有甚者只是作家作品材料的堆砌，很难发现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而“盛史”却不同，它把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认为女性文学与新文学共体，女作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传统。同时，受西方女性主义尤其是肖瓦尔特的“以女性意识的变化作为划分历史的分期依据”的影响，把女性文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著者认为从表面上看，划分的五个时期和现代文学史相同，但其间包含着两种特殊性，“其一，参照西方女权主义文学分期的依据，突出女性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其二，认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本世纪范围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女性文学统一在同一的过程中”[43]。“盛史”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意味着把当代女性文学史同20世纪初以来的近代、现代以及不断发展的当代女性文学放在一起当作统一而完整的过程加以考察，努力发现女性文学发展过程中秉承的精髓、灵魂——女性意识，并把这种灵魂、精髓作为构建一座雄伟的文学史大厦的钢筋铁骨，这种自觉的追求探索，打破了传统文学史以历史朝代分期的单一思路，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从内容上看，“盛史”把女性意识融入历史的叙述中，但整体上表现出文学史书写的历时性向度，共时性的挖掘仍有欠缺。相反，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是当代女性学者对中国妇女生命史进行的文化哲学阐释，并不是按照历史时期变换呈现女性文学作品及活动，而是以论为主，“史”的脉络却不甚分明，文学在这里被视为女性生命的表征，批评者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文化意识是鲜明而强烈的。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把女性主义文学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侧重对女性文学的主题、语言特征作深入分析，在该书着力探讨的“女性文学的主题话语”（上下两章）中，作者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内容：“性爱”“死亡”“逃离”“爱欲”“孕育”“言说”，并对男性中心思想观念提出批判。任一鸣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虽然以史命名，但整体行文仍以女性文学的表达主题、审美特征以及女性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为主要内容，历史脉络的呈现反而退居其次，因此，该著更像一部“史论”而非传统文学史观所说的文学史。如果说“盛史”所操持的主要是“社会—历史”的批评，或者说“美学—历史”的批评，总体上侧重于从历时性向度进行叙事从而勾勒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发展的轮廓，那么这几部著述则侧重于从共时性的角度，多侧面地挖掘中国女性文学的内在灵魂。

作为文学史的一种书写方式，“盛史”的历时性描述与共时性描述是否有必要相互结合？如果有必要的话，怎样才能做到二者完美的结合？文学理论界许多学者对文学史书写方法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的书写就富有启发意义，姚斯反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等文学史书写方式，主张将文学与历史、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统一起来建构文学史。姚斯认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才是文学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显示为紧密相关的双重历史，其一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相关性，其二是作品存在与一般社会历史的相关性。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文学史研究的方法——接受美学的方法。对读者视而不见的文学研究不可能阐释真正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史不是别的，而是作品的接受史。在此基础上，姚斯提出了考察文学史的方案：第一，考察文学作品接受的相互关系的历时性方面，“要求人们将个别作品置于所在的‘文学系列’中，从文学经验的语境上去认识历史地位和意义”[44]。第二，考察同一时期文学参照架构的共时性方面以及这种构建的系列，即“利用文学发展中一个共时性的切面，同等安排同时代作品的一种同构性，反对等级结构，从而发现文学的历史时刻中的主要关系系统”[45]。姚斯认为只有找到共时性的关系系统，并将之置入历时性的关系系统，在历时和共时的交汇点上，才能解释文学演变的真实状态。第三，考察文学的内在发展与一般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即侧重于考察文学与社会的功能相联系，因为只有当文学接受转化为一种社会事件而影响社会时，文学的存在才最终实现。“只有当文学生产不仅仅在其系统的继承中得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表现，而且也在其自身与‘一般历史’的独特关系中被视为‘类别史’时，文学史的任务方可完成。”[46]

肖瓦尔特在总结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脉络时指出：“女权主义批评的重心已渐渐从修正性的阅读阐释转移到对女子文学的不懈研究，由此过程而产生的女权主义批评第二种样式专门研究女子作家，论题有女子著作的历史、风格、主题、文类和结构，女子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女子个人的或集体的创作生涯的轨迹，以及女子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47]要找到女子文学著作的历史、风格、主题、文类和结构，女子创造性的心理动力，女子个人的或集体的创作生涯的轨迹，女子文学传统的演变和规律以及探索女子作为一个独立文学团体的依据、女子文学的特殊性，借鉴姚斯的理论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能够像姚斯主张的那样，找到女性文学史的共时性的关系系统并将之置入历时性的关系系统，在历时和共时的交汇点上进行综合考察，女性文学的历史将会呈现出新的景观。新千年的首部女性文学史邓红梅的《女性词史》将中国女性词称为“词苑奇葩”，把中国女性千年词文学的发展以“花期”作比分为七个时期：试蕾期（唐五代两宋）、亸萎期（金元至明嘉靖年间）、初放（明万历至明亡期间）、花影迷离（清前期）、万花为春（清中期）、花事将阑（清后期）、花残春去（清末），为女性词的发展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轨迹。而作者在绪论中的第一节概括女性词的总体特色和主体美感，然后总体上以花为喻勾勒女性词史的发展轨迹，表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方法尝试。林丹娅主编的《台湾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就体现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合的自觉。从研究原则上看，全书以时间维度作为叙事的基本架构，“但年代作为史构的一个时间维度，并非仅仅只是外在的时间标识，也与人的心理认知发生密切的内在联系；年代不仅是时间的标识，也是一些事件的标识。因此，我们将在事件的纵向节点上，发现事物的节点并对其进行横向的拓展性观照，形成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网点，再对其展开专题性阐释，力图兼有对史实层面上的挖掘与描述和史观层面上的发掘与表述”[48]。该著作的确实践了其书写理念，如在对台湾“原住民”神话、歌谣叙述以及明郑时期至清治时期的女性文学状况就侧重于从共时性的角度进行性别分析。在对现当代的台湾女作家进行介绍时，也是把多个具有共性特征的女性作家按同一主题特征放到一起集中阐释。该著作单设一章专门梳理台湾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展现台湾女性主义批评的实绩，这种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双向展开进行叙事，使得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更立体地展现出来。

四 女性文学史书写的人文价值追求

文学史的历史学属性要求书写者必须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但书写的对象是“文学”的历史，又决定了它的特殊性。面对文学创作者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的审美意蕴，有着不同历史境遇与文化修养的书写者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阐释。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事件。”[49]同样，女性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活动等所有的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效果事件，它存在于交互理解的历史进程之中，任何个体对它的理解都是对这一历史的介入，受此影响并汇入这一历史。任何文学史家对“事实的女性文学史”[50]的描述，也必然是一种效果历史，在历史的理解本身中显示实在性。

如上所述，中国女性文学史的书写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力求客观性的中性书写、抒情色彩浓郁的自我解读式书写、立场鲜明的女性主义书写。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真正的客观性是达不到的，男性学者在书写女性文学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显露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评判的不公。女性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女性主义学者克劳德尼说：“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只是它有同等权利从同样的文本中发掘出（可能是）不同的意义；与此同时，她有权决定文本中哪些特点与论题有关，因为归根结底，她对文学提出了新的不同的问题。”[51]作为对女性文学阐释活动的一种，女性文学史书写的鲜明政治性也会表现出来。“盛史”和任一鸣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林丹娅的《台湾女性文学史》的解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女性意识、女性主体性的解读，是一种更具有自觉性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关注女性自身的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性质的阐释方式。

近年来，许多学者就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发表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也出现了很多创新性的文学史著作。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刘思谦就从陈晓明主持新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体会到了文学史方法论变革，对这部文学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该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整体、多元、开放，既是《教程》一书的文学史观也是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方法论。其二，反对政治化的一元化的文学史，努力剥离作品中的政治宣传因素，探索民间话语的魅力。其三，采用“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态度。在整体文学史框架中始终保持了研究者对方法的选择自由。其四，独立的价值取向与人文主义立场。[52]以上优点都可以作为女性文学史创作的借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即“反对政治化的一元化的文学史，努力剥离作品中的政治宣传因素”是指文学史的创作要抛弃单一为政治服务的思维模式，努力摆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文学活动要遵循自身的规律。女性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鲜明的政治性，以女性为立场，为了女性，服务于女性，这个总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女性主义也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根基。正如葛达·勒那指出的那样，用女子自己的标准检验女子的经验十分重要，她说：

女人留在历史之外，并非因但凡男人、尤其是男子中修史者都诡诈，只因我们向来单以男子中心的标准看待历史。我们疏漏了女人和女人的活动，因为我们寻求历史答案的问题不适用于女人。为纠正此偏向，为照亮历史的暗区，我们必须于一段时间内以女子为中心进行探索，研究一下在男女共同的文化总体中存在女子文化的可能性。历史必须包括对女人历史经验的说明，而且应该将女权主义意识的形成发展作为以往女人历史的基本方面写进历史。这是妇女史的首要任务。它提出了这样的中心问题：女人眼中的历史，以女人定义的价值为原则的历史会是怎样的。[53]

陶丽·莫依也有类似的看法：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鲜明性，它毫不隐藏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女权主义批评方法的中心原则之一是叙述的非中性性……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对象一直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它寻求暴露各种男性化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使之成为永恒……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也就不能存在任何可辨的女权主义批评。如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颠覆了传统批评评判，那么则是因为它在性政治上作出了激进的新的强调……批评方法和理论的政治评价，是女权主义批评事业的基本组成部分。[54]

人文主义价值观不仅是阐释的立足点，同时也是阅读视界。女性主义是一种关怀理论，文学研究必须确立自己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在书写女性文学史的过程中，价值论尤其是人文主义价值观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只有以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衡量，才能抵抗以“价值中立”“价值虚无”形式出现的相对主义思潮。文学史书写者的性别立场与心理体验会影响文学史书写的效果，女性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性别视角的介入，从对以上几部文学史著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学史书写的主体因为性别或性别意识的差异会使文学史著呈现不同的风貌。男性学者书写的女性文学史文本中经常隐含着传统文化框定的审美理想，大多数男性学者都把女性文学的作者“物化”了，理想化了，仍然逃脱不了男性霸权对女性形象的“天使”或者“妖女”的文化定位，书写主体的性别立场和心理体验的错位，导致男性书写的女性文学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女性文学现象的误读、改写与遮蔽。由于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每一个自然性别身为女性的学者未必就先验地具备了以女性主义者身份说话的条件，写出的文学史不一定具有女性主义倾向。某些学者本身就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存在抵触情绪，更谈不上用女性主义的理论以及视角来书写女性的文学史。如果没有鲜明的性别自省意识，在男权文化无孔不入的氛围里书写，女性书写者也会与“事实”的女性文学史相去甚远。面对这种困境，作为一名女性文学史书写者该如何面对？李小江的“性别自检”不失为一种有利于解决此问题的方法：

从事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研究者对自身性别身份的自检……不同的性别角度可能产生不同的研究态度，导致不同的结论……无论女性或男性学者，自检的内容可能是双重的：其一，身为研究者；其二，生为女性或男性……针对可能出现的来自研究者自身的偏差，研究之前，在思想上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做出“交代”（即自检）是非常必要的。对女学者来讲，在“批判男性中心”的立场中需得加入历史判断的客观态度；而对男性学者来说，客观研究的态度中，更重要的是对自身性别身份乃至历史的“男性中心性质”的警觉和反省。[55]

女性文学史书写的实践也有性别立场，正如邓红梅在书写《女性词史》的过程中以具有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的人文关怀为坐标来重构女性创作的历史，这种从“自己的文学史”的深切的人文关怀出发，用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语言来探究文学传统、追求女性文学史的本相的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这就是作者探寻到的本书的学术思想坐标。这是全书的灵魂和主脑，是此书有异于已有的各种文学史的一个根本特点”[56]。鉴于每个个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性别文化制度中形成自己的学术素养、确立立场、选择方法来思考文学史的，在书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性别自检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达到对真相的揭示和合理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