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刻地描写封建乡镇沉滞的氛围气

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虽然开始迈开了现代的步伐，但主要还只是在东南沿海的几座大都市中有了一些现代性气息，在广大的乡村世界还是沉滞、封建而落后的。魏金枝出生于浙东一个古老的乡镇——黄泽镇的白泥坎村。虽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故乡在晚清“潮海老伯那一辈”时充满和谐、自由、淳朴、仁义、厚道的风气，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使他感觉到那是“黄金的时代”。[2]这种桃花源式的面貌，应该是得益于天高皇帝远、统治者鞭长莫及的结果，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乡村世界封建守旧的本质。

随着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加深，国内封建统治者加紧了对国人的统治和盘剥，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乡村世界一片死相，毫无生气。魏金枝的故乡白泥坎村和黄泽镇同样是死气沉沉，非常窒闷，不仅封建落后，而且社会不公，充满压迫。这种状况在他心灵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渐渐改变了他对故乡的美好印象。这使他一走向文学道路，就直逼这种社会现实，以沉郁的笔调去描写封建乡镇沉滞的氛围气，揭露其腐朽、颓废和落后的社会现状。这不仅集中反映在《留下镇上的黄昏》这篇小说中，而且《七封书信的自传》《野火》《客气》《祭日致辞》等作品也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这是魏金枝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独特性，受到鲁迅的好评。

在旧中国的乡村世界，国民的精神有三个基本内核，一是封建落后，二是愚昧守旧，三是麻木苟且。这使乡村中国长时期沉沦在窒闷、死寂之中。魏金枝在小说中首先深刻地描写了乡村社会这种精神上的沉滞之气。他一开始创作小说就表现了这一点。《天亮了》是他小说的处女作，以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封建家庭对青年自由恋爱的阻碍，显示了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乡村中国的沉闷之气。《官衙》描写了“我”睡到傍晚起床后的所见所闻，批判了旧时官场的窒闷所造成的人们慵懒无聊和随心所欲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乡土中国沉积已久的死寂与败象，显示了一种麻木苟且的心态。1924年创作的成名作《七封书信的自传》深刻地描写了乡村世界封建专制统治者顽固与保守，展示了乡村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和悲剧命运，反映出乡村世界封建势力的强大，暴露了浙东山区村镇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残暴嘴脸，彰显出乡村世界的腐朽及其令人窒息的瘴气。《沉郁的乡思》描写乡村教师永远不曾去怀的“威逼之感”的痛苦，展示了乡村世界的寂寞、沉郁、窒闷、阴冷，显示了一种凄清、悲凉的气氛，反映了乡村社会的愚昧心态。《小狗的问题》通过描写何生秋天躺在床上混乱的思想情景，对现实社会中民不聊生的境况予以了隐喻式批判，揭示了乡土中国黑暗的景象，凝聚着沉闷之气。《香袋》通过描写了封建时代青年爱情的浪漫与辛酸，表现了爱情被物质所玷污，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守旧与落后。这种种描写，充分显示了浙东乡村世界的落后、郁闷、沉滞、死寂的气氛。

魏金枝致力于描写旧中国乡镇世界死寂的气氛和发霉的气息，其代表作是他的《留下镇上的黄昏》。这是一篇日记体小说，由鲁迅编辑，发表于1926年6月25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2期。这是以作者亲身感受为基础而创作的。1925年初，魏金枝辞去了上海民国女子中学的教职，回到家乡嵊县黄泽镇白泥坎村。处在军阀混战背景下的故乡是一片死寂，毫无生气，谋生无路，这使他非常郁闷，不得已只好又求堂兄魏颂唐介绍，于4月初到浙江省留下镇茶捐局任职。然而，虽然有了一个饭碗，但这里的精神气氛与他的故乡并没有二样，因此他以自己的故乡小镇——偏远的黄泽镇沉滞死寂的生活为基础，将在茶捐局的主体感受融合在一起，写下了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在描写乡镇沉郁、窒闷气氛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35年，鲁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特别推出这篇小说：“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3]

这篇小说集中笔力描写了乡镇世界的沉滞之气，其描写的深刻，用笔的力度，是独一无二的。它没有连贯的情节，也没有集中笔力去描写主要人物，而是通过几个场面和细节的描绘来表现沉郁、窒闷之气的。这里的环境非常坏：“一早起来，街上就像夏天的苍蝇一样，喧扰着人声，铁匠打铁声，叫卖声，人走着就得直冲横撞地夹着乱走。”虽然“每个早上看起来，正也和别个市集一样，繁闹也一样了”。这样乱糟糟的背后，正显示了乡村世界的忙乱无序。人人都没有思想，缺乏一种主体意识和精神，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只是条件反射般地在这里乱飞，丝毫显示不出一种主体的自觉，更没有一种精神理性在主导。一切都是由这个窒闷的环境所主宰，并且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窒闷环境的构成者。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到了黄昏就更加令人窒息。这时散市了，似乎冷静了，可这里一片狼藉，臭气熏天，到处堆着的是稻草废缚，小油火摊上正在臭气熏天地炸着黧黑的绍兴臭腐乳，肉店里铁钩上还挂着流着鼻血的臭猪头和焦黑的猪肝等，茶店里的桌椅是一片狼藉，整个镇上毫无生气，只能听到一些小麻雀在屋檐上孤寂的叫声、店里疲乏店伙们的哈欠声和隔岸树上的乌鸦声，真是一片死寂、沉滞。作者还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描写了街狗的懒惰。在这样的市过人散的当口，就连街上的狗也都消散了它一向游走、好斗和争执的癖性，而是无气力地躺在店廊的石板上，闭着眼睛，连头颈都委放在地上；就是被人无意地踏在身上，也并无声息，只是很忠厚地抬起来看两眼，走了几步又躺下来，甚至有的竟公然不惧，不以为意，略略张了张眼，将脚缩进一点，合上眼就算了！街狗的这种慵懒状态，烘托了小镇上沉闷的氛围。

那么，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此时又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呢！小说中写道：“有时有几个孤寂的行人，也茫茫然若有所思若无灵魂般走过去。”这简直是没有精神和思想灌注的行尸走肉。就是在最热闹的汽车站，其情景也没有二样。在末班车还未到站的时光，天还没有大黑，无论是那些憩工的汽车夫，还是负手挟着烟筒的老人和放学归来的儿童，或者是那些承受新闻纸彩票号单的商人，都是在那里徘徊。尽管也有所希冀和等待，但对于生命的需要总是可有可无般的，对于万事都是无意识的，因此也就没有欲望，没有期待和希冀，更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自然也就没有活力。人是社会的主体，宇宙世界的精灵，乡民如此状态，这就将整个乡村世界的死相深刻地揭示出来了。然而，对此力透纸背的描写还反映在作者对小镇一角乡民围观宰杀鳝鱼的场面的集中描绘上。这个场面深刻地表现出了小镇人生的空虚无聊、生命的空乏死相和生活的沉寂。请看：

每每这个时光，临桥的一家馆子里，总有几个做白心宝的客人，在楼上聚餐，一个二十多岁，养了博士式的西洋发——将发儿一概掠到后面，光光的掩护在大小脑之间——的伙计，老又在临街的一张小方桌上动手杀鳝鱼了。于是那些所有在路上徘徊的闲人，都温文漫斯地踱拢来，消解他们的无聊。起先就是那个管板桌上生意的下等堂倌，他将肩上的抹布抹净了方桌，又到灶梁上坐着灶神的所在，拿出两根三寸来长的竹钉，然后在篮里取出鳝鱼来。他是老得手都起颤抖，眼毛盖没了他的视线，那种苍老衰颓的样子，仿佛觉得他的心肝也被这店里的油腻蒙污了似的。他用发抖的右手，执住那根钉，左手捏住一条鳝鱼的身子，一滑一滑地想去钉住它的尾子。可是这还想挣扎的它，将它的尾子像结儿般扭起来了。于是他几次放下他右手的钉子，想去帮助握紧鳝鱼的身体；等他将身子恰巧摆布妥当，拿起钉子去钉的时光，它的带血和沫的身体，又盘绕在他的手上，死命地用力滑出它的身体。于是他的钉子又放下来了。而那楼上博士式的堂倌，只是点起纸烟在那里吸，眼看他的助手脸上急出大的汗珠，一若无事地昂首冷笑着，时时吹他的烟灰。那些旁观的老人们，眼上罩着一层灰色的沉闷，皱起眉毛在微微地不自觉的摇着头。别的也都一声不响地立着。这些黄昏中的一个，有个小孩子，他很聪明地说：“执住头里，钉住头里。”于是众人的眼光，都朝到这孩子的身上去了。这老堂倌才羞涩地换转他的手法，将左手执住那鳝鱼的上身，将钉子正确地“吱”的—声，钉在鳝鱼的头部，然后又钉住那尾子，于是众人把嘴唇掀动着，太阳穴上起了阵酸辣的记号——皱了两皱；又朝那孩子用怨恨似的眼光看了两看。那老堂倌自己觉得自己的笨拙，也羞惭地俯下去了。鳝鱼的突出的眼珠，正圆圆睁睁的发赤，而身体又宛转地想转侧着，口部的咽喉一上一下地冲动着。于是那博士发的堂倌才将他的纸烟头，掉转来塞在竹烟管里，拿出一柄光亮的刀，“嘶”地照准正中解过去，而且一面就敏捷地取出肠胃，把骨脊丢在篮里。为表示他的能干起见，他并不抬起头来，一面杀他的鳝鱼，一面哼着一曲歌。旁边的人，不知是在听呢，还是看，静默的立着发呆。楼上的客人，此时已用了些酒，伸出他紫涨的头，看着这些快要落锅的馔食，向外喷出些烟圈后，喊：“鳝片，炒鳝片，多放些胡椒。”“不，还要多放些油，不要干燥无味。”又一个同样紫涨的头伸出来喊。于是店里的人，老板管账先生伙计们都应起来了。看客们猛然都抬起头，向楼上的食客，在迷蒙的眼光里，发出些羡慕的神气。一个顶老的，他叹了口气，又轻轻地闭了闭唇，咽了口唾液。随同大家相对的发呆了。

这个精彩的场面将小镇上沉滞的生活写活了。作者用电影中的近镜头的特写，精心描绘了小镇上乡民的生命状态，写出了他们徘徊在人生路上怎样无聊地消解他们的时光，从而揭示了他们毫无活气的精神状态。这个场面深得鲁迅小说《示众》中描写看客的场面的神韵，深刻地展示了国人的精神病态。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沉郁的小镇生活气息和民众沉滞的精神状态的，除了鲁迅之外，可以与之并论者罕见。

尤其是到了黄昏，整个小镇上是一片颓废，毫无生机和活力，万物毫无生气。不仅人如此慵懒、无聊和苟且，而且狗都是如此。这就将当时沉滞的社会空气淋漓尽致地渲染出来了。环境影响人、塑造人、改造人，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气氛是令人难受的，自然也使主人公深受影响，因此他说是“每日难过的难关”。然而，主人公与众不同，是一个不甘沉沦的青年，面对“生命浸在污腐的潦水中”的现状，总是能够清醒地反思，因此深深地感到“心胸烦愁”，这实际上表现了叙述人对这种沉闷无聊生活的不满，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显然，小说没有停止在居高临下地鉴赏看客的神情上，而是通过对这种沉滞、窒闷而闭气的社会气氛的描绘，表现了主人公的郁闷情绪、忧伤情感及其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村世界，封建、封闭、守旧、落后、苟且、麻木、无聊、沉滞构成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基本特征。魏金枝在《留下镇上的黄昏》集中展示了当时中国农村集镇的沉郁、沉寂、沉滞的气氛，以精细的描写真实反映了当时江南乡镇的人生状况，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当时的精神状态，也表现了作者苦闷的情绪。它告诉人们，虽然“五四”激潮一度以狂飙突进的声威与气势冲洗着中国社会，但中国乡村世界当时并没有实质上的进步；在“五四”退潮以后，中国乡村社会那种沉郁、滞闷的空气仍然森森袭人，窒息着人的活气。这篇作品反映并代表了魏金枝乡土小说沉郁、沉寂、沉滞的基本风格。

中国乡村世界沉滞的氛围，追根溯源，是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如果说上述作品只是间接涉及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祭日致辞》和《野火》等小说中，魏金枝就直接描写了由于黑暗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乡村底层民众始终处于不可摆脱的困境中，表现了乡村世界的沉郁气氛。《野火》描写了一个乡镇中有钱的人放高利贷压迫底层民众的故事。“我”（惠林）是一个在外工作的小职员，每年按期寄钱回来，家里的生活也还过得去。当妻子刚生过第二个孩子不久，我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可是回家就发现了妻子的异样，夫妻之间一度发生误解。后来才知道妻子是因为担保一个贫苦人从老活尸处借了高利贷，到期没有还上，被老活尸频频逼债，弄得心魂不定。因为无法应付，一度逼得“我”（惠林）和老活尸冲突，使“我”的大儿子彬儿因受了惊吓而病死。最后“我”只好带妻子出走，离开这个丑恶的乡村。这篇小说真实地呈现了中国乡村世界黑暗势力——有钱人对贫困的底层民众残酷无情的剥削，展示了浙东乡村世界阴冷而野蛮的鬼魊之气，显得十分阴森恐怖，表现了作者的悲愤与不平。

这篇小说虽然写于左翼时期，作者当时已经感应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但并不是简单地迎合这种时代主潮，而是在乡村叙事中巧妙地反映时代情势。惠林回家后，妻子不是认真去准备过年的物品，而是魂不守舍地隔三差五就出去了，和炳生阿太老活尸打淘在一起，而炳生阿太老活尸品德上是有劣迹的，她年轻时轧了个有钱的男人，后来又给乡间的浪子们牵线吃甜头，这使惠林对妻子有了误会。于是，惠林就开始悄悄地观察妻子和炳生阿太老活尸的关系，由此就塑造了炳生阿太老活尸这个丑恶形象。炳生阿太老活尸是一个恶势力的典型。她虽然耳聋眼瞎、头秃嘴瘪，久居乡村，但她有着独特的谋生方式，以放高利贷为生，坑害乡民。她整天坐在小桌旁念弥陀，有空时就坐在廊沿下听别人议论，打听些谁个家里要钱用或是死了什么人，以便放高利贷和向邻居们催收重利，总是拄着拐杖到邻舍家去逼利钱。因此惠林一回家，她就来了。她就像阴魂不散的鬼魅，无形地捏住村民们的心灵，总是永不消散地压迫乡民，让人难以逃脱她的剥削，喘不过气来。她虽然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很霸道，总是以中国民间一向传承的“借债还钱”的思想意识作为她压迫和剥削人的依据，甚至凌驾于政治权力和国法之上。她说：“什么县不县，我是一向不知道的，我只知道要还钱。”所以她在年关时，频频逼迫人们还账，残酷无情。她狠毒而有心计，会保护自己。当“我”（惠林）告诉她外面很乱，外边的有钱人都逃了，钱和文契都给弄回了，她是顶要担心的一个，可她却掩护道：“我没有钱，我是个孤老，又没有挣钱的人，我是不怕的。”然而，她一转身就向“我”（惠林）家逼债。无论怎样哀求，她都毫不动情，只要求还钱。本来，“我”（惠林）在外面谋职，“每月总是寄钱回家”，虽然并不多，但“已够开销”,“买点过年的吃食是一定很饶裕了”，这是农村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在乡村中称得上“饶裕”的家庭，却被她逼得无路可走、家破人亡。她充分认识到了金钱的魔力，到临死之前也没有做个详细遗嘱，她疑惧地张望了一下她的几个亲戚后又转到床里去了。她不仅是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一个附庸，也是旧社会乡村世界中邪恶势力的代表，不仅用高利贷害死了很多人，而且还用巫术去害人。凡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没有人会忘记这个恶魔。正是这个恶魔的存在，制造了乡村中沉滞、郁闷的气氛，令人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公然反抗。即使像“我”（惠林）这样在外面工作、有见识的人对她十分仇恨，也无法将自己的反抗意识转变为直接的强力反抗行动。最后“我”（惠林）被逼得家破人亡，不得不带着妻子出走，自己逃离这个鬼蜮世界。作品对于乡村世界鬼蜮气氛的展示，主要是通过这一个阴森恐怖、恶毒残酷的吸血鬼形象来完成的。作品发表不久就有论者指出，《野火》是比较“真切而深刻的作品，描写靠放高利贷剥削生活的炳生阿太老活尸，如活现着一个可怕的鬼蜮（魊)，她深入我们脑中，永远不能忘却”。[4]

魏金枝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不仅深刻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和剥削阶级吸血鬼的本性，还深刻地揭露了剥削制度对普通民众的损害。“我”（惠林）所想的：“我知道，放在我面前的是制裁债户的法律，和保护恶人的人道，也并不是我不能或不敢在这些东西中跳出自己来。然而我的妻呢，儿子呢，还躺在床上嘤嘤啼泣的婴儿呢，于是我想到这些，我从正想举起脚去踏破这老活尸的藏得满满的血和肠的肚子的瞬间，忽然去携住妻和儿子走到房里去，我又关上了门。”[5]这正是乡村社会黑暗统治和邪恶势力猖獗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乡村世界沉滞之氛围气的根本原因。在乡土中国，天高皇帝远，乡村中的邪恶势力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危害乡民，是一种普遍现象。在《野火》中，魏金枝通过对浙东乡镇世界中邪恶者的描写，揭示了中国乡村世界的真实面貌和社会气氛，反映了沉滞的中国乡村世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批判了黑暗的社会制度，表现了受压迫者“哀怜地蹑伏着，期待着天意般的老活尸的病死”[6]的主观期待和人生理想。

这篇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话语的叙述方式。

一是中国过年习俗的气氛灌注。春节是中华民族的重大节日，不仅准备时间长，而且过节的时间也很长，甚至可以说，民众辛苦一年就是为了要过一个好年。因此，办年货，穿新衣，一家团圆，喜庆欢乐是基本的状态。在越东乡村，残冬时节，到处洋溢着准备过年的气氛，自制的年货总是挂满屋前场地上。年货的置办状况，反映着乡民一年的收获状况和家庭的殷实境况。因此，惠林怀着高兴的心情回来准备过年。可是一回到家里，异常的冷清，他就交代妻去置办年货，添制新衣，准备高高兴兴过年，可是妻却迟迟不去办理。这是违反常情的，使他有了不祥的预感。

二是民间借贷与年关清账。民间借贷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的经济生活方式之一，但不管什么时候发生借贷关系，通常一到年关就会清账，不能清账的话，债务人也必须有一个稳妥的交代。而债权人总是会利用年关尽可能地收回债务。浙东地区是中国金融业较早兴起的地区，民众深知钱可生钱的好处，资本运作意识较早形成了，因此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潜藏的金融业很早就时兴起来了。炳生阿太老活尸放高利贷，也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作为债权人，她就在这年关的时候残酷地逼债，而惠林夫妻一时没有钱，只好一再安抚她，给她送去老母鸡。而她发现他们真的没有钱了，也就不来追了。

三是民间巫术与迷信。中国是一个封建迷信的国度，迷信不仅反映了人们的愚昧和无知，反映了社会文明开化程度低的现状，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迷信叙事中，有时寄托着愚昧国民的一种人生愿望和态度。在旧中国，越东地区迷信活动盛行，我们从其社戏风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扎人巫术害人的民间话语，表现了炳生阿太老活尸心里的狠毒。老活尸到隔壁王家逼债，曾以麦秆作人形，在其胸间攒簇七枚大针，施魇术害死王家的孩子。惠林虽不信这种“妖术”，但在儿子胸口痛得打滚之时，也幻见麦秆人心坎上扎着大针了。儿子死后，惠林独行郊野，见野火燃烧过的荒坡上又抽出针般的草芽，仰望长空，不能拂去死儿的印象。显然，作品反映了这种传说的巫术对人的影响力，也深刻表现了炳生阿太的残忍。

四是民间生死话语。在中国民间，无论是生还是死，都被看成是大事。如果说生是值得庆贺的话，那么死就是值得人们哀奠的。而死亡时的情景如何，是人们评判一个人的重要依据，死亡中寄予着民间独特的是非评价和道德判断。在中国民间，如果一个人恶性无德，通常会骂他不得好死。如果一个人死时的状况不佳，就会直接判断其生前有不义的罪过。在这篇小说中，魏金枝运用了这种话语，恰恰是取了这一点。小说写了惠林的儿子彬儿和炳生阿太老活尸的死亡。彬儿是病死的，始终有他的父母陪伴在身边，死后又用了一口小棺材，自然是非常正常的。而老活尸的死就是不好的。不仅死得不利索，拖了两个多月才死，而且死得不风光，“冷静静的放在木板上，而她的亲戚们却在她房里仿佛掘藏般的翻箱倒箧。在我们村里是永没有过这样凄凉的死人。……却因她的死而在我们的心上去了个重磨似的。别人总说女人的眼泪太多太贱，然而总因为心里有几分不自在才哭的，而于她，我们断不哭，让她听不到哭声而用拐杖拄着摸到黑暗的地狱里去吧！”显然，这是对她的强烈批判。然而，正是这种描写，使作品具有了民俗价值和是非判断。

由此可见，魏金枝的小说不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乡土作家那样对乡村世界充满着眷恋，更不像有的作家对自己的故乡尽情礼赞与讴歌，而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致力于批判，着力表现乡村世界封建、守旧、落后、丑恶、愚昧、麻木、苟且等负面性。这种艺术的独特性不光显示了魏金枝思想上的反叛性，而且反映出艺术上的独创性。瞿秋白的夫人、著名作家杨之华在论及20年代的小说时说：“那时的小说作者，除 ‘莽原’之外，又有 ‘未名社’的李霁野和台静农以及社外的魏金枝等，也是当年出色的作家。”而“魏金枝的小说，大体上说来，是和 ‘文学研究会’的农村作家许杰差不多的，如《留下镇上的黄昏》，在题材上，内容上，都充满了泥土的乡村的气息。因此，能够从农民文学中再作细微的伸展的，是魏金枝一人。其时，正是都会的经济日渐澎湃，而农村经济日渐消沉的时候，当时的乡村小镇弥满了沉滞的气氛，而魏金枝的小说，便是反映了这方面的现实生活的。就是后来，他也向着这条路上进发”。[7]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