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封建乡镇知识分子立传

20世纪是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世纪，一批一批的民族精英为此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深刻的世纪足印。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首先是一大批知识分子筚路蓝缕，奋力倡行和努力实践，他们不顾势单力薄勇敢地艰难地向前推进，与中国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坚决斗争，推动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缓慢地转型，推动着中华民族进步，自觉

地为国家为民族担负起了沉重的责任。在这里，一大批乡村小知识分子更是直面乡土中国的封建堡垒——乡村世界封建势力的沉重打击，坚韧地匍匐前行，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付出了足以浸润乡村大地的血与泪，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可歌可泣。

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开创了“五四”小说，首先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文学书写。《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第一篇崭新的白话小说，就是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主人公狂人就是一个深受封建专制统治迫害的知识分子，小说通过描写这个形象，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此后，展现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心路历程，批判他们自身性格和精神的弱点，讴歌他们为民族精神的重建和现代思想意识的启蒙作出的重要贡献，礼赞他们为民族复兴和国家进步付出的艰辛努力，揭示他们在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思想指向。从“五四”文学开始，一直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知识分子都被书写着，他们为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默默地努力。然而，在现代乡土文学中，着力描写乡镇现代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和苦难的作家却很少。众所周知，叶圣陶的教育小说是以描写乡村小知识分子为审美取向的，但这些知识分子思想上都存在很大缺陷，并不是那种为民族国家奋然前行的先驱者，他侧重表现的是他们的灰色人生。从《饭》到《潘先生在难中》，都是这样。在“五四”乡土文学中，魏金枝的乡土小说却独树一帜地为乡镇现代小知识分子立传，深刻地描写了封建宗法社会中乡村现代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这些知识分子为社会的启蒙教育与封建势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过着清苦的生活，饱受人生的凄凉和孤寂。魏金枝以其沉重的笔调写出了乡村知识分子苦难人生的血泪史。在他笔下，乡村知识分子不是受迫害入狱（《七封书信的自传》)，就是备受生活的威逼（《沉郁的乡思》《香袋》)，或者是被迫漂泊在外以致夫妻分离（《裴君遗函》《祭日致辞》)，等等，但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具有现代意识、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小说，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封建与开明、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冲突，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

表现现代乡镇知识分子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对立和冲突，展示其悲剧命运，是魏金枝为现代乡村知识分子立传的首要内容。写于上海新重庆路的小说《七封书信的自传》为突出代表。1930年4月，鲁迅称它“是优秀之作”。[8]如果按创作时间来论，这篇作品应该是魏金枝的成名小说。小学教师彬哥因为要坚持办一个新式学校而与族长发生冲突，不仅自己陷入人命案而入狱，而且他的全家都因此被摧折，以致最后不得不越狱，走向自发反抗的道路。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一个乡村现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和悲剧命运，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统治者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对立，显示了黑暗社会中奉公与自私、专制与民主、保守与落后的尖锐冲突，昭示出社会刚刚迈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步伐的初始时期乡村封建势力的强大，现代知识分子——小学老师力量的弱小。这篇小说不仅是魏金枝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五四”乡土文学之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七封书信，广泛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初期越东乡镇社会的基本境况。叙述人“我”收到一个叫“彬哥”的乡村朋友七封信，替他串联起来做他的自传，以他的言语转告给读者，由读者去评价他的是非曲直。第一封信写彬哥为保护学校陷入命案而“无人帮忙”,“成败只可任其所致”,“绝不自悔”；第二封信写彬哥悲惨的家世和接受的传统教育以及成为家族教育的叛逆者和社会的反抗者的心路历程；第三封信写彬哥败诉入狱，与抗租老人关在一起，追忆自己教育学生的情景，决不向强权求饶；第四封信写彬哥谢绝了朋友——叙述人请来为他开说罪责的律师的询问，表示只要自由，对于生死都无所畏惧，并向朋友介绍了老许和老陈两个狱友的情况，揭露了监狱的腐败；第五封信写越狱反抗——彬哥和老许、老陈等三个人在监狱里待不下去了，就杀死了一个狱卒，逃到了老徐的山上朋友家里，被迫计议起事；第六封信写反抗队伍的壮大和反抗斗争的顺利，指出这世界是农人修理的，社会平等有其必要，要替农民说话；第七封信写与官兵交火——官兵来了，他们躲避到一个地势险要的山里人家里，官兵放火烧毁了村庄就走了，彬哥拒绝了一个被称为“猪”的人的500元的贿赂，打死了两个财神后自戕了。显然，小说展示了农村封建宗族权势者对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乡村知识分子的骄横跋扈的残酷迫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正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彰显了底层民众被逼自发反抗压迫的无奈，也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寻找正确的人生道路的苦闷。这是“那时的中国追求进步的青年的思想的痕迹”[9]的写照。

彬哥是一个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乡村现代小知识分子形象，是积极推动中国乡村世界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乡村先觉者典型。他出身于一个世世代代受压迫、不反抗的贫苦农民家庭，是个不言语的种族的子孙[10]。他的祖上不善言语，父亲也不善言语。他自小就受到中国封建家庭的传统教育，祖上教育他“仍为人而牺牲了吧”，要求他在人生中“凡事都让人一步”，一直是和平过来的。他的父亲是个家教十分严格、自己十分勤劳的人，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但却保守鄙吝。父亲死后，剩下他的母亲和病弱的弟弟跟着他。然而，家里赤贫，田地在年关时两次就卖光了，这使他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平，对这个丑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充满着悲愤和怨气。后来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和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更加觉悟了，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底层民众的反动本性有了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剥削：“这世界是农人修理的，他们用饥饿和辛苦修理的，可是他们只有供富人快乐。”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黑暗社会司法制度的腐朽性，认为法律是没有用的，监狱是作弊诈骗的教养所。他说：“如其去向人陈论是非，正不如和盲人论日，如其向人求福，正不如任性求安。”因此，他坚决谢绝了朋友（小说的叙述人）为他请律师，打破了为其开脱罪责的幻想。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彬哥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执着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人格独立和尊严，这是他反封建势力的主体驱力。他认为“博爱固然重要，但社会平等尤其必要”。尽管黑暗的现实将他打压得伤痕累累，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绝不向罪恶者妥协求饶。他说：“没有一件东西能夺去我的自觉，所以也不因为牢狱，犯罪，贫弱失了我的自尊，卖了我的快乐。”他觉得强权不能随便从他这里去取他们所需要的“耻辱”，而是坚定走自己“必须走的路”；为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他可以以死相拼。他说：“除了一死以外，也不能给予人以更苛刻的虐待了。”于是，他批判那些常常以一己比国家、以一己的私财比正义的丑恶现象，呼唤社会的正义和公平。同时，作为一个教师，他拥有现代教师崇高的职业道德，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工作，抛弃了以往教师的师道尊严，建立了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他说：“一个人要别人情愿尊重他，他才是个可以尊重的人。”对学生，他倾注着母亲般的情感，教给他们是非正义和人生经验，所以深受学生的爱戴。

值得注意的是，彬哥也具有“五四”知识分子的共性——有较浓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彬哥具有“五四”启蒙主义者的精神品格，自觉承担起社会启蒙的责任。一方面，他创办乡村小学，致力于对年轻一代进行启蒙教育；另一方面，他又奋力进行社会启蒙，要求朋友开口替农民说话。然而，社会并没有为他提供良好的人生舞台，也没有为他创造搏击人生的条件。在古老的乡土中国刚刚抬起现代脚步的时候，先进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新的社会力量，在沉积了几千年的封建守旧的顽固堡垒中，实在还很渺小和孤单。彬哥是孤独的，没人知道他所乐者为何，所苦者为何？这恰恰是一个启蒙主义者的人生困境。值得庆幸的是，彬哥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人生处境，知道自己是个无产的孤立的人，但他并没有被击倒，而是勇往直前，敢于担当。他认识到，在黑暗的社会中，只有起来反抗才有出路。在他看来，整个的乡村世界都是谬误的，罪恶的担子压在了每一个人身上，举世只有他是对的。因此，他不仅决心做一个家族的叛逆者，“侧向 ‘倒行逆施’那一面了”，而且被陷害入狱后也不坐以待毙，而是联合狱友老许、老陈越狱，到了山上老许的朋友家，计议起事，走向了工农武装斗争的行列。他追问人生的终极，常常思考“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人是在什么意义上活着的？”正是这种探究与拷问，显示了他对人生的强烈追求，使他的人生取向不同凡俗，敢于向封建统治者斗争。当族长要将学校改为私塾时，他坚决斗争；当他为保护学校陷入命案，而“绝不自悔”；当他走向判决的堂上去时，并无丝毫的犹豫。他置生死于度外，认为“成败只可任其所致”。因此，他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也绝不手软。当他走向武装反抗后，捉住了两个财主，其中被称为“猪”的财主试图通过对他的贿赂而留下性命，被他坚决拒绝，并杀死两个财主。他觉得，在黑暗的社会中，生和死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死”可以使他逃避不堪而获得一种自由，因此他“对于生死都无所畏惧”。这种生死观，使他具有了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拥有了强烈的是非观念和坚定的斗争意志，显示了一个“五四”启蒙主义者难能可贵的英雄气概和悲壮情怀。

然而，彬哥作为“五四”时期乡村的先进知识分子，他的性格比较复杂。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简单的启蒙者，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被关进监狱，就牵挂着自己的家，觉得自己死期逼近，想到没有钱为没有奶吃的孩子雇一个乳妈时，他感到很绝望，要疯了；当他越狱准备武装抗争的时候，他也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先回家看了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和弟弟。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不是那种广场上居高临下的孤傲的英雄，迥异于当时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他被抓进监狱后很快就与一些狱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奋力破坏、不顾一切、不加分别的“五四”文化革命者，而是有着清醒的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当官府派兵来清剿，他觉得兵和他们是同一阶级，不应当自相残杀，而应该将他们与有产者划清界限。如果所有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无产者与有产者对垒起来，就一定会凯旋的。他也不满意这种杀富济贫式的简单粗暴的斗争方式，这不是他所认为的最有意义的人生取向。因此，他杀死两个财主就自杀了。这恰恰反映了“五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时内心的迷茫和苦闷。

在“五四”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中，彬哥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形象。以往，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书写，不是侧重描写小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精神苦闷，就是侧重对小知识分子自身作为小市民的精神弱点展开批判。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不是一些善于思想而弱于行动、富于理想而又屈从于现实的幻想型形象，就是一些注重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和恋爱自由的囿于个人小天地的形象。而且，以往描写的先进知识分子形象，通常都出身中上层阶级，出身贫贱的寒微者很少。而魏金枝这里塑造的彬哥，是一个富于思想、敢于行动、乐于担责、走出了个人小天地的先觉者的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出身很贫贱的乡村现代小知识分子。这个艺术形象，反映了乡土中国社会从封建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处在最坚固的封建堡垒中的乡村世界中的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和悲剧命运，具有很强的悲剧意义。这种艺术预设与魏金枝独特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处境密切相关。在彬哥身上，多少残留着他自己的影子，的确具有“自传”的特色。

《七封书信的自传》展开了深刻的艺术描写，比较广阔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浙东乡村的社会生活，包含着比较丰富的思想意蕴，奠定了作者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中国现代教育萌芽于辛亥革命前后，但在五四运动之后才全面兴起，而乡村现代小学的全面创办则是在1927年之后的事情。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知识分子在家乡创办现代小学的不幸遭遇，不仅反映了20年代创办乡村现代教育的艰难性，也反映了乡村小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早期乡村现代知识分子的自传。小说略写封建顽固势力对于主人公的迫害，详写彬哥受迫害之后的情景，将此前的情节扼要地穿插其后来的人生举动的叙述之中。虽然只写了他受迫害之后的一段人生，但小说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社会、教育与政治、监狱内外、社会启蒙与武装反抗等结合在一起，既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批判了国民苟且偷生“怙恶”的缺陷；既对人格尊严展开了歌颂，又对女子的恶性展开了批判；既倡导了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对垒，又对杀富济贫式的武装斗争方式展开了批判；既揭示了封建专制与现代文明的对立，又揭示了黑暗社会中奉公与自私的尖锐冲突；既礼赞了现代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启蒙和倡导革命斗争的人生取向，又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没有找到正确出路之前思想上的迷茫；既描写了底层民众的疾苦和不幸，又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到来的历史趋势。因此，这篇小说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是对以往乡土小说中人道主义主题的重大突破，显示了重要的文学价值。

描写乡镇知识分子凄苦人生，是魏金枝为乡镇知识分子作传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小狗的问题》《沉郁的乡思》和《自由垃圾桶》都是这样的小说。一方面，魏金枝表现了乡村小知识分子生活的困顿。《小狗的问题》是这方面重要的作品。这是一篇对话体隐喻小说，并没有直接展示其生活的惨状。小说虽然没有明确交代人物的职业，但从小说情境的预设以及人物富于小资情调的对话来看，主人公也是接受了“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乡村青年知识分子。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只描写了一个生活片段，但曲折地表现了主人公的人生境况，表现了主人公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一个秋天的早上，外面刮着大风，何生正在床上思想，其夫人便神色极其欣悦地坐在他的床沿上。因为隔壁杨家生了一窠小狗，她就和他谈论小狗悲哀生命的问题。与其说是谈论小狗问题，实际上是隐指自身无望的生活，表现了当时乡村小知识分子贫苦的人生处境，反映了现实社会民不聊生的境况。小说隐喻地批判了黑暗世界。夫人说，当小狗想看望这个世界的时候，以为这是个锦绣的河山，光明与欢乐所充满的河山，但是它们出生以后，便觉着是静寂的地角，粗的潮湿的泥土，触到的是干空的乳袋；设使它们开眼去看一看，那么尤其要失望了。而小狗为什么要活下去呢？是因为它们希望着，便活着了！何生听到这里很茫然，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沉闷压迫着他了！而此时，他们还没吃早餐。这篇小说应该说是作者当时的自况。魏金枝当时从杭州到上海民国女校任教，是怀着一种美好期待去的，但是一到那里就发现并不如自己想象的好，学校欠薪，生活也没有保障，他很茫然。学期结束，他就辞职了，不久就离开了民国女子中学。这篇小说，可以说正是他当时作出决定时的一种艺术反映。正是这样，所以他用了这种讽喻的形式，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予以表现。然而，小说并不消极和颓废。何生说：“究竟人也是为着希望活着的。设使没有希望，我也愿意逃到阎王那里去。”显然，是人，就不同于狗，不能像狗一样活着，像狗一样等着，而必须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这也是一种暗示。但作品并没有停止在此，它同时还批判了小狗的依赖性。小狗从小希望着，一直到老，还是不相信幸福不会降临到它们头上，这是畜生独有的苦痛。另一方面，小说还对社会不平等展开了批判。当何生说小狗没有什么可怜，有很多小孩子喜欢，并用他们的相爱作比喻时，夫人很受刺激，使她想起母亲告诉她的一件事情——女人是比畜生高一个阶级，男人又比女人高一个阶级，这阶级是万难越过的，使她自卑而绝望地想到，女人是男人所爱的，女人之于狗，实在和男人之于女人是一样的。显然，这是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因此，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简短，但思想并不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一是小说将忧伤、悲哀和沉闷融入轻松的书写中，甚至还带有喜剧的轻松气氛，也有性格冲突，使这篇作品具有了较强的审美意蕴。二是人物的性格比较鲜明，何生具有浓郁的“五四”青年知识分子沉郁的个性，但是又没有“五四”小说中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夫人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的慈爱精神，虽然是乡下出身，但与一般的农村妇女不同，还是一个有思想、比较浪漫的人。

短篇小说《沉郁的乡思》[11]同样是以乡村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回忆体小说。小说以主观倾诉的抒情方式，描写了乡村世界的封建愚昧，展示了小知识分子的艰辛生活境况，表现了乡村教师的悲惨人生。但它与中篇小说《七封书信的自传》的悲愤沉郁不同，这里写出的是乡村知识分子永远不曾去怀的“威逼之感”的痛苦。主人公“我”在一个天寒岁暮的日子里，百无聊赖地一个人坐在房里喝酒消遣，有人写信来问“可有旧地重游之兴”？就在万事紊乱中回忆起了自己凄苦的人生。“我”和妻都是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两人自由恋爱，受到妻的顽固而忠诚的母亲的阻拦，亲族与朋友也因此疏远了。他们没有办法，就一同出走，来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像一只无巢可归的小鸟般用自己的力量衔泥筑巢了，在外边虽然生活着爱着，但总是感到一种沉重的“压逼之感”。他们有理想，有“很强的向上之心”,“用固执的愚忱，想在这世上做出一点可以使人信服可以眩眼以消泄我们昔日的抑悒”的事业来，可是却受到社会的诽议和旧法律的箝制，使他们的理想最终成为“可笑可怜的幻梦”；他们不贪图安逸，夫妻同心，共同承担着生活的艰难，“含着泪忍着苦向万马齐驰的人海中跑去，求得生活的维持”。可是，他们这两个用尽心力而后得食的人，总是无可希冀，沉重的生活压力和抑郁的心理压力，使他们的人生一步一步走向惨境。不到三年，“我”的妻就病了，病在一个小小的学校里，时常微微地咳着，焦黄的脸色，间着几点细的黑斑，越见得灰败的神气，这就使夫妻两人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我”每天上完课，就去买药回来，到床前陪她，但“抑闷充满了房内”。妻感到自己不久将会孤独地死去，时时想念着那毫无理由弃绝她的顽固的母亲。“我”写信告知，可是却没有得到他们的回信，最后妻子客死异乡。“我”只能每天独坐在房里喝酒消遣，打发着无家可归的寂寞。显然，小说通过主人公对妻子的忆念，写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因为乡村中的封建保守和愚昧落后给他们带来的人生淡淡的悲凉与苦味。因此，虽然表面上是主人公因妻子去世备感寂寞，实际上是沉郁窒闷的乡村社会对他们的损害造成了他心里的阴冷。正是这样，小说显示了一种沉郁悲凉的情调，文中“世比天冷、心比境寂”的描写非常成功[12]，充分反映了乡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初期，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人生旅途中必然承受的凄苦。

此外，表现乡村知识分子漂泊奔波、沉浮不定的困苦也是魏金枝为乡镇知识分子作传的重要内容。《祭日致辞》和《裴君遗函》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出身农村的乡村小知识分子要搏击人生，总是闯荡不定、居无定所、事无恒业，魏金枝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因此，他的小说以沉郁的笔调表现了乡村知识分子这种不幸的人生状况，强烈地批判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跨文体特征突出，既可看作小说，又可看作散文，其浓烈的情感、忧伤的情绪和哀怨的笔调，彰显了鲜明的艺术特征，显示了一种悲愤忧闷的风格。《祭日致辞》也是以回忆为叙事方式的抒情小说，但更具有一种亚纪实的自传性特征。我们与其说这是一篇小说，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生存状态的记录。小说主人公在亡妻祭日对其进行了深沉的忆念，笼罩着强烈的抒情气氛：

霉意湿了柱下的磉子，回忆使我的心里酸楚！

一顶红的轿子，一具黑的棺材，这就是几千百万妇人们的始终两点了！你当然也是的！但在这短短的生命历程中，我知道你自己也曾经过喜怒哀乐来的！

就是在这种浓烈的抒情中，主人公追忆了亡妻悲惨的人生历程，批判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歌颂了妻子的美好品格，表达了对妻子的深爱，也表现了凄清的孤独情绪。小说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有“五四”时期乡村知识青年共同的性格特征：忧郁、矛盾和痛苦，对封建社会家族专制的愤怒与不满，但他又没有一般知识分子与家庭决裂的胆量和决心。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又孝敬母亲，始终无法调和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他既对家族专制不满，又对于祖母和其他家族成员对妻子的刁难，敢怒不敢言，他夹在母亲、妻子和封建家族之间，是一个痛苦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显示了一个漂泊外乡的乡镇小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裴君遗函》也是一篇书信体小说，描写来到杭州的“我”，在病中临死前写给自己爱人的信函。“我”“屡屡忧愁无聊”,“闷极不堪”，思念着自己的爱人，向往自由的世界，可是他在这里生病了，没有任何人关照。“我”是个穷汉子，连夹衣也典当了。在“我”的人生中，无论都会和乡间，到处都是颓废的，没有正义大道，没有朋友六亲，只求不受苦痛。人生的根本如浮沙，虽有圣手也筑不上坚固的城堡。“我”心中笼罩了沉重的担子，真比杀戮战争还普遍得可恨。虽然“我”年纪还轻，恐怕等不到“我”年老的时光，便压死在这大的忧虑之中。天地虽然广大，但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主人公是一个寻求人生出路而不得，被黑暗的封建社会所威逼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从而控诉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鞭挞了封建制度。应该说，小说反映了“五四”退潮之后，青年知识分子处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内心的苦闷。

魏金枝的早期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不幸人生时，写于1924年12月17日的《香袋》[13]也是一篇重要的作品。这也是一篇追忆式小说，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在婚姻爱情上的浪漫与曲折，可以视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讲述了香袋先生失败的爱情故事。“我”和香袋先生是中学二年级的同学。香袋是他和W姑娘的关系的见证物，就给他取了一个“香袋先生”的外号。他成绩本来是排在最后的，可是挂了香袋之后，学习很努力，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早上4点钟就起来在树下读书做习题，成绩排在全年级第九名了。即使身体渐渐不行了，劝他看医生也不同意，后来竟然做了学生自治会评议员了。他又向“我”学作诗，因为伊说他的一个朋友会作诗。所以，他一段时间后竟然在宿舍里朗诵自己的诗，还有人和他通讯了。可是后来伊变了，他就萎靡得不成样子。在颁发文凭的前一天晚上，伊将戒指寄还给他了。后来，他们到小学教书了，“我”选择了升大学，并到国外走了一圈，十年后回来时，他仍然很穷，只剩下一个香袋了。而他的那个伊，也流落了，憔悴了，老了，堕落了。小说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生活中的浪漫与辛酸，歌颂了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批判了爱情被物质玷污的现象，呼唤真挚的爱情。

由此可见，魏金枝的乡土小说几乎都是关于乡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人生命运的书写，倾力为乡村知识分子呐喊，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些小说充分描写了社会转型时期越东乡村社会中底层知识分子苦难命运，不是讲述主人公和封建家族统治者搏斗的故事，就是讲述乡村知识分子凄清穷困的人生处境，或者是倾诉他们漂泊与相思之苦，深刻地揭示了乡镇社会的封建愚昧、落后与无聊，从而展现了封建专制统治者与乡村知识分子的对立，揭示了封建统治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显示了鲜明的反封建的思想指向。从总体上说，这些作品“以忧郁的含泪的文笔，写出了古旧的农村在衰老，在灭亡，在跨进历史的坟墓里去”[14]的状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原因恐怕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与魏金枝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因为魏金枝出身乡村，对于乡村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这时期最熟悉乡村学校和乡村封建家庭的生活。同时，魏金枝又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非常熟悉，对他们的人生和命运理解很透，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冯雪峰就曾指出过：“这几篇小说，至少照我现在看来，恰正是表现出五卅前一年至二年之间的那时的金枝的生活经验——同时是那时的中国的进步的青年的思想的痕迹。”[15]这种优势显然便于把握和表现，从而为这些小说获得较高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对其艺术性，冯雪峰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说：“这几篇是真实的纯粹的艺术品，它的价值也还是在 ‘这是真实的艺术’的一点上。我不过表明金枝的小说是在什么的时代和环境里产生的。这种取 ‘社会的见点’的观察是一种公式，即对于唯美派的文学都可适用的。”[16]冯雪峰的这种把握是到位的。二是与魏金枝求学时遭遇的心灵创伤有密切关系。魏金枝出身贫苦家庭，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有几件事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创伤。其一，因为祖父供他读书，大家庭长期闹矛盾，使他一度辍学，形成了心灵创伤。他说：“我觉得人世没有意思，不过是一种无意识的蠕动罢了。我有全大的家庭，但觉得没有使我站脚的余地，我也不甘住在这种傀儡的场所。”其二，他的出生地没有新式小学，只有几个同族财主合资办的一个私塾，10岁时进私塾陪读。其三，魏金枝14岁后到离村15里的新式小学——东明小学插班四年级寄宿学习时，因为校长要在由祠堂改建的小学多开些窗子，使光线好一些，却被村中的老民和绅士痛打了一顿，后来还要起诉。这给目睹这场暴行的魏金枝心灵上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使他感到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落后乡村，小学老师多么弱小与悲惨！其四，1917年秋后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听到同学们聊天时总说小学教员是最没有趣的职业，是人生的绝路。这种心理暗示，使魏金枝从小遭受的心灵创伤再次被灼痛，使他不敢去做小学老师。他说：“第四年的前半期，我的心居然变了；我以为我决不是小学教师的身段，所以也绝不想去当小学教师”, “竟堕入了沉闷之路了！”[17]其五，1922年下半年，魏金枝又不得已到了孝丰县高小任教，但学校屡屡欠薪，生活极其苦难，后来不得不辞职，再次使他感受到了小学教师的艰难处境。[18]正是这种心灵创伤，灼热了他的情绪，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要为乡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呐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小说是魏金枝基于心灵创伤而创作的，宣泄了他悲愤而沉郁的情绪，自然对越东乡镇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了强烈批判，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