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

我和炎伟是同行，既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时也偏向于文学史研究。这样，使我有机会了解他研究的动态和进展。

这部《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有一部分，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发展而来，更多内容，则是他近年来研究成果的结晶。当代文学史就目前而言，“十七年”文学相对比较扎实，而在“十七年”文学方面，作家作品的评价容易引起误解与争论，在文学体制方面，比如会议、报刊媒体，则敏感点较少，由于有几种大报大刊的资料做基础，史料工作相对容易一些，也容易有斩获。

炎伟这部著作的突出特色，是他突破“十七年”文学会议阶段，把研究视野向20世纪80年代延伸，这一延伸，能够反衬出在单独研究“十七年”文学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盲区。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体制，假如从作家本身的运作来说，可能与“十七年”有了天壤之别，然而，如果从作家创作活动的全部情况来说，它又不能不受制于作家协会，也就是“十七年”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替身，来进行，来展现，包括最后的定位。仅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这些小侧面，我们就能窥见一斑。例如，第七章关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研究，里面写道，像第一次文代会一样，有些代表是没有作品而从事文艺管理工作的人，面对“僧多粥少”的正式名额，有些地方文联就旁生奇招，将地方行政官员选为正式代表，而让那些著名的文艺家去争取成为大会的特邀代表，像上海著名越剧艺术家袁雪芬就有意被落选，让人大跌眼镜。这种情况，就连一向稳重谨言的茅盾也有微词，称之为“文官大会”。从第八章对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叙述和分析来看，“十七年”尽管处在退却状态，但有时候，它也会在经过化装后，再步入新时期文学的殿堂之中。因为，组织形式、会议安排、内部定稿仍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会议中存在，并非人所不知的秘密。

这就强调了“会议研究”的重要性。表面上，新时期文学，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给人截然不同的印象，这只从文学思潮、流派、口号和观念表述等点线上有所反映，而实际上，“会议”照样还在那里，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文学的基本走向。这种走向，也会渗透到作家创作中来，比如，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在意“茅盾文学奖”？还有长篇小说的“大年”和“小年”之说，大家不都甘于被“组织”吗？也就是说，纯粹从文学史的长视野里来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好像是“会议”和“创作”两张皮，是两列火车在各自运行，相互不干扰，然而事实上，前者仍然还是“制度性”的东西。制度性的东西，就是历史。没有哪一个阶段文学的发展，不是在历史的总体规划当中的。所以我说，将“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从“十七年”一直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这部著作明显不同于其他著作的鲜明特色。因为它大大扩充了文学史的内涵，富有启发意义。

我没做过文学制度，尤其是文学会议研究，它的体例怎么确定，材料和分析怎么分配，是按照事实发展的前后顺序一一交代，还是将分析与材料穿插进行，以点带面，或以面带点，应该难度不小。在第五章论述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部分，炎伟做得比较巧妙。他先叙述文代会的发起与指示过程，事无巨细，一一说来，让读者首先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然后，再腾出身来，再叙述会议的“史前史”，包括周扬1945年的活动，也包括1948年中共提出召开新政协会的动议，这样就把第一次文代会包裹在里面，意在说明，小的文学会议，不过是大的政治会议的组成零件。既然大的会议，早已成为国家组织的一种特有形式，那么1949年之后出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文代会，也就是事所必然的。在一个“组织性”的社会形态中，大逻辑必然决定了小逻辑的发生和发展。这种前后穿插，前后对照的叙述形式，是《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另一特色。因为，它不是在某一个点上叙述历史，而是强调历史的纵向性，以前史带后史，以后史照耀前史。这种纵深感，一直贯穿于这部著作的始终，几乎每章每节都有体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然而我想，目前的会议研究宏观性比较受强调，微观部分，尤其是其中“人的活动”是否也应该引起注意呢？当代文学会议，实际是由具体的人来组织实施的，文学会议的历史活动，某种程度上更应该被体现为一种“人的活动”。以后如果有可能，我希望看到一部关于“人的活动”的“文学会议史研究”。当然，那样搜集材料的难度和范围就大大增加了，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查阅现有报刊，还有走访当事人家属、故旧，去找日记、书信、笔记本之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的活动”表面是在会场上，是公开的，然而有时候，它就是会场之外，是不公开的。甚至隐藏于某个房间、某个小谈话范围，等等。这是我读一些法国年鉴派史学著作的时候留下的印象，他们称之为“微观史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炎伟从事文学会议研究多年，想必一定有很多精彩的心得、感受，如果在治史之外，能把某些边角料发掘出来，写成一系列小文章也一定会令人赏心悦目。

就我读这部著作获得的印象而言，它的出版，一定会引起学术同行特别的注意，包括其中一些过去未披露的材料，包括一些即使触及过，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也都会激起同行的好奇心。因为这种切实的、具体的、具有建设性和开发性的文学史研究，由于依据材料，由于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而且积极认真地与今天对话，这些材料、观点就被激活了，它对当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参与介入感，就被明显调动起来了。

程光炜

2023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