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绪论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进入当代之后发生了多方位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文学的形态、身份、性质等出现了某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包括文学的创作（生产）、接受（消费）和流通（传播）等开始具备了“管理”与“运作”的维度。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使当代文学成为一个新型自足的话语体系，在具有传统文学“审美”诉求之同时，也成为一个有关家国、民族、社会的宏大话语，开始作为一项事业被纳入国家建设规划之中。不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民间日常生活，当代文学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当代文学的这种嬗变与角色定位，在根本上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如周扬所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重视文艺工作，不只是简单当成文艺现象来看待，而是当成整个思想战线，甚至整个革命战线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看待的。”[1]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代文学开启了新一轮的实践探索和发展征程，而在这一实践摸索基础上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的文学体制，反过来又确认、巩固和发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文学意识形态。德国文学批评家彼得·比格尔曾如此描述文学体制的概念：“文学体制这个概念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者行为模式。”[2]中国当代文学并非一个纯粹的文学场域，它融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又得到一套彼得·比格尔所言的文学体制的支持、推动与规约。这种文学体制是文学具体展开的途径与方式，同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表征不仅在于形式上按照行政体制模式搭建了一套系统的、等级化的单位机构，更在于身处单位中的作家和工作人员在进行文学创作或管理时特有的意识与观念，即所谓的体制思想。在这种思想的统领下，当代文学作为政府的一项事业得以实践与发展。

如此来看，当代文坛出现了那么多的文学会议就成了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像国家行政会议一样，当代文学会议是文学工作的方式，是解决文学创作领域各种问题的手段。在当代中国，各种形式多样、规模不定、等级有别的文学会议既是当代文学的鲜活内容，也是中国文坛的特有制度。它们包括举国模式的文代会与作代会、行政介入程度不一的文学专题研讨会、文学评奖会、作品讨论会、内部学习或整风会等。这些会议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各不相同，它们各司其职，同时又互相补充。它们所建构起来的会议体系，成为主导当代文学生成与嬗变的一股重要力量。文代会与作代会是一种有周期性的大型文学会议，不仅筹备时间长、工作任务重，而且每每受到从地方到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因而它之于文坛的作用，往往在于为文学的发展或变革提供政策、理论、舆论和队伍的根基，并为未来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指明方向，描绘行动蓝图。某种程度上，文代会、作代会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国家动员仪式，会议的话语、精神等高屋建瓴，虽一般不涉及创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但大会极高的政治待遇和特有的政治氛围，却是对社会主义文学身份、性质与意义的明确彰显，也是对作家创作活动中的家国意识和社会关怀意识的提示与激励。各类全国性或局部性的专题文学会议情况较为复杂，具体情形也存在比较多的区别。有些专题会议因文学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而生发，这些会议如胡耀邦对文艺机构曾作的比喻，它们是文学创作实践中的“理发室”“医疗站”或“加油站”，其主要目标与功能，有的是对文艺政策因遭遇新形势而进行微调，有的是对某种文学创作倾向进行修正或倡导，有的是为了引领文学创作的热点生成与方向走势，也有的是为了澄清某一具体的创作观念或思想认识。专题文学会议也包括那种日常性的“类行政会议”，这些往往在文艺机构内部召开的文学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当前文学创作的征象，总结一段时间以来文学创作的成绩与问题，制订各类文学工作计划、方案等。这些会议虽然有时也少有专业作家参与其中，但由于目标与任务的预设及落实步骤的规定，它们事实上成为推动文学创作实践和书写文学生态的一股潜在力量。各类各层的文学评奖会议是新时期以来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的专题性文学会议。对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而言，这些会议对“优秀作品”的确认，以及赋予获奖作家各类丰厚的“资本”，虽说不能完全起到“确立标杆”的作用，但或多或少会对作家的创作发生某些影响。总之，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文学会议的功能与价值实在不容小觑。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流变，始终伴随着各类文学会议的参与和作用。它们既是左右文坛存在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时又是文学嬗变的一个个具体注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近乎一部当代文学会议史。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这种特殊身份和超级功能，昭示着其突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首先，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当代文学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那一部分的发掘。当代文学会议既是一个“文学”的空间，也是一个囊括政治与社会的“超文学”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事业往往经由各级各类文学会议得以规划、调整与运作，这其中显现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则与智慧。研究文学会议抓住了当代文学最具“中国特色”的关键部位，有助于我们更为根本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特性与规律。其次，考察文学会议也是我们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一种新路径。在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史仍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三大格局的情形下，文学会议研究无疑具有学术领地的开拓性意义。文学会议既是一个个文学事件，也是深植于当代文学这一有机体内的血脉与肌理，当代文学研究的三个维度，在文学会议研究这里可以实现链接。同时，文学会议研究所具有的“超文本”研究特质和巨大的文化批评空间，对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拓展。最后，研究既往的文学会议，亦可镜鉴当下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文学会议凝聚着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和成长的丰富经验，也刻录着当代文学遭遇困境或挫折的深刻教训。会议研究既是对过往文学的一种整理，也是对当下文学存在及未来文学发展的一种启迪。在目前政府正举力推进文化大发展、倡导作家“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对文学会议的细致解读具有更为突出的现实指导意义。

学界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论述，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个别文学史著述。如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均设有专门章节谈及文学会议。特别是朱氏的“思潮史”，对第一次至第四次的全国文代会和20世纪50—70年代多个专题性文学会议，逐一进行了过程、内容的梳理和文学史价值的考量。这些最初的研究文字虽不乏“整理”和“概括”之拘囿，但对于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史来说，则无疑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它改变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绥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郭志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等史著注重从政治视角对文学会议作简单勾勒的局面，文学会议不再仅仅是“我国文艺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历史时期”“为繁荣新时期的文艺起了重大作用”等一句话可以概括的文学事件，而开始成为研究者可以进行具体解读的研究对象。

20世纪90年代以降，文学“外部研究”观念的重启与学术视野及思维的拓展，使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进一步关注。文学史论者对文学会议的重要性认知趋于普遍与深化，文学史著述也多为文学会议开辟专门章节加以论述，这方面的文字与篇幅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除此之外，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成果开始陆续出现。这里面既包括业已公开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性成果，如《“四次文代会”与1979年的多重接受》（程光炜）、《文学会议与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王本朝）、《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王本朝）、《文学史视野中的第一次文代会》（黄发有）、《〈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黄发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复苏》（黄发有）、《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黄发有）、《新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会议研究》（黄发有）、《文代会代表的产生与文学利益的分配问题》（王秀涛）、《前三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的若干问题》（王秀涛）、《“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示范——第一次文代会招待演出考论》（王秀涛）、《文艺的转向——第一次文代会“艺术展览会”考论》（王秀涛）、《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产生》（王秀涛）、《新时期初期的三次文学会议》（郑纳新）、《当代日记中的大连会议》（张霖）、《文代会制度的生成及演变初探》（邓小琴）、《“创作自由”与作协“四大”》（吴自强）、《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经权”思想比较》（张金尧）、《理念分歧还是方向之误？——第二次文代会的两个报告之争》（肖进）等；还有尚未公开发表的一批博士论文，如《第一次文代会研究》（胡慧翼）、《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王秀涛）、《第四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结构的转型》（邓小琴）、《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基于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的考察》（徐玉松）、《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研究》（王广锋）等。与此同时，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对史料建设的日渐重视，以及文学研究“史学化”趋势的日益浓厚，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公开出版。这些史料有的出自当事人的亲笔记录，如《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徐盈）、《第一次文代会日记》（阿英）、《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王林）、《作协四大的前前后后》（张光年）等；有的是当年的历史在场者事后对会议的回忆或追述，如《第一次文代会的几个人和事》（何季民）、《难忘的“广州会议”——记周总理、陈毅同志对“广州会议”的领导》（张颖）、《忆“广州会议”》（于光远）、《全国“青创会”杂忆》（华炯若）、《回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郑伯农）、《中顾委生活会及张光年的答辩》（王晓中）、《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陈思和）、《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蔡翔）、《杭州会议前后》（韩少功）等；有的是一些学者或报刊工作者整理出版的内部资料以及对资料的解读，如《材料与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洪子诚）、《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徐庆全）、《周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过程述实》（徐庆全）、《第一次文代会的几则提案》（王秀涛）等。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刘锡诚、徐庆全、黎之、陈徒手、袁鹰、涂光群、陈为人等一批文艺工作者推出的部分纪实性文献，也为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鲜活的史料和线索。

整体而言，目前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抱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之于文学史分期、文学方向嬗变、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文学生产力释放等的复杂影响。这种成果体现着研究者对当代文学会议文学史价值的深切认知，在对会议的背景、形式和内涵进行细致研读的过程中，揭示文学会议与文学生成及流变的逻辑关系与丰富关联。这种研究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文学会议”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时期文坛的诸多风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二是将某些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会议作整体或者局部的专门考察。这种研究源于学者对该文学会议本身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其学术价值与研究空间的发现。“知识考古”是该类文学会议研究的常见范式。在对大量史料的搜集、甄别、勾连与分析之中，呈现颇具“现场”意味的文学会议。鲜活的细节是这类文学会议研究的亮点，它们打破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知识，提示着我们事件与历史的复杂。

越来越多的研究实践确实不断推进着我们对当代文学会议的认知与理解。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与当代文学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相比，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意识还是相对比较淡漠的。加之资料稀缺、零散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总体来说，仍显得不够活跃和突出。大量的当代文学会议，整体上依然被我们视为一种事件或常识，而对它们缺乏应有的学术开发。文学会议的研究当然已经开启，但这种研究依然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颇具规模的研究格局尚未形成，而且富有学术史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并不丰富。具体来说，目前文学会议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叙述”的成分远远大于“研究”的内涵。不少相关研究把文学会议作为一个有情节的事件加以叙述，而未把它切实当作一个有价值的对象加以研究。新增的史料往往被作为单纯的故事链条纳入事件的叙述之中，而对之缺乏必要的意义甄别与学术阐释。故事元素多于理论探究，历史性概述大于现实性发现，现象化处理胜于问题发掘，这是众多文学会议研究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二是有关文学会议的专门研究依旧稀缺。近来有关文学会议的史料发掘渐趋丰富，特别是持续一段时间来文坛相关人士回忆录或以纪实为主的文献的争相出版，为文学会议研究提供了不少原始素材；然而，在成果丰硕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学会议理论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不可观，它们与文学会议重要性的程度仍不成正比。尤其是关于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专著，则显得更为稀少。研究对象之重要性与专题研究活动之开展程度，显然大不相称。三是有关文学会议的理论研究视野与层次尚欠丰富。已有文学会议的研究多囿于文学史视野，文学会议似乎只有被置于文学史发展脉流当中，方显其学术价值。颇为单一的切入视角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会议本身所具有的其他信息，降低了其所包蕴的学术含量，同时也导致了文学会议研究在整体上缺乏一种多元立体的思维与格局。

鉴于此，本著拟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作一种全局性、系统化的专门研究。它不仅着眼于全国性的文代会，也关注迄今为止一直被学界鲜有研究的部分重要的专题性文学会议；并不单一地考察文学会议的文学史价值，而是对之作兼有理论系谱搭建、情景细节发掘、关键部位研读等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在开掘当代文学会议丰富的学术内涵之同时，努力把现阶段被普遍作现象化、描述性处理的当代文学会议提升至研究性的层面。

本著分上编和下编两个部分。上编主要回答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的问题，关乎当代文学会议的本体论，既注重理论阐述，也注重历史梳理与实践分析。通过外部整体观照和内部微观透视，发掘当代文学会议丰富的“中国特色”，努力搭建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运作等多个元素在内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制度性表述的理论谱系。上编的研究兼及现象与本质、历史与当下，既对当代文学会议做定格分析，同时辅之以制度化进程的动态爬梳，在此基础上对“文学会议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机制进行捕捉与阐析，多维度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知识与理论图景。下编主要发掘部分重要当代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丰富的学术内涵，是文学会议的个案论，兼及史料钩沉与理论阐析。对文学会议个案的选取主要依据其实际价值与个性化程度，同时又注意截取不同类型和历史节点的文学会议，使本编的若干个案不是一种彼此分割、散兵游勇的存在，而是在历史的对照中，折射当代文学会议的承袭与变革，从而使个案的研究具有了某种历史的关联性与纵深度。下编既是对文学会议个案本身的细致研读，又是对文学会议理论表述的具体充实与印证。

本著贯彻一种从整体到细部、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思维，凸显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相结合、思想观点与史料发掘相结合、整体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具体研究时广泛吸取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知识进行综合交叉研究，强调对相关资料的占有、发掘和考证，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立场。一方面，对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理论系谱的搭建依据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做臆想或主观推断，而是“论从史出”；另一方面，通过借鉴运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切片分析、实证推理等方式，对当代文学会议做一种“知识考古学”的个案阐析。在问题意识的主导下，本著力争对当代文学会议做出一些实质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