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关于鲁迅“黑暗”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仔细研读后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在这个概念上获得某种统一性，而是沿着不同向度各自发展的。仅就措辞来说，“人生观”、“主题”、“意识”、“世界”、“思想”、“情结”、“意象”、“人物”等概念都曾经是“黑暗”的常见搭档，稍加归纳或可分为思想研究与文本研究两大类。思想研究包括将黑暗作为人生观、意识、情结等的研究，文本研究包括对黑暗主题、意象、人物等的研究，但二者并非截然可分，通常是互为表里，不过有所侧重而已。

一 关于“黑暗”的思想研究

最早以“黑暗”作为人生观从整体上来评论鲁迅创作的是周作人，在鲁迅去世五天后的《关于鲁迅》一文中，他指出“苦痛而又黑暗的人生观”是鲁迅创作得以产生的基础，“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14]。作为鲁迅的兄弟与1923年失和之前最亲密的朋友、知音，周作人敏锐而又中肯地指出了“黑暗”之于鲁迅创作的重要意义，以及鲁迅的“黑暗”在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显著地位，从整体而不是局部阐明了贯穿鲁迅一生的支配性观念——“黑暗”。

周作人之后，较集中地谈到鲁迅“黑暗”的是冯雪峰。1946年10月至12月冯雪峰在《文汇报·笔会》上以连载形式发表了二十六节的《鲁迅回忆录》，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肯定了鲁迅在作品中以及在谈话中对待“黑暗”的态度，将其视为鲁迅战斗精神的表现，是“社会的阶级的矛盾和时代的黑暗与光明的矛盾”之反映[15]。作为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证人，冯雪峰对于鲁迅“黑暗”的理解，代表着正统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评所能达到的水平，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明确将“黑暗”作为鲁迅创作的主题从多方面进行阐发的是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他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作者非理性的内心世界对其创作的影响，指出鲁迅对于旧中国、对于死亡以及鬼魅既憎恶又魅惑的悖论态度[16]。夏济安对于鲁迅心理与文学“黑暗面”的卓越见解，开启了80年代之后从创作心理、民俗文化等层面探索鲁迅复杂性的诸多向度。汪晖在其著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中也探讨了鲁迅的“黑暗”主题[17]，他将“历史中间物”作为鲁迅创造的“阴暗而又明亮”的文学世界与其内心世界之间的纽带，深入鲁迅复杂而又矛盾的精神结构之中，烛照出鲁迅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多重悖论。以上成果为鲁迅的“黑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

关于鲁迅思想的“黑暗”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更广阔的文化批评、心理批评等视阈中得到了更具学理性的追本溯源的揭示。

（一）文化研究。从文化批评角度探究鲁迅“黑暗”的形成，影响较大的是民俗文化研究和基督教文化研究。

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鬼”这一概念来猜测那让鲁迅不安的“某种东西的影子”[18]，虽然他并没有就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却启发了后继者丸尾常喜和伊藤虎丸的研究。在《“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中，丸尾常喜凭借民俗学、考据学的方法大胆提出了“阿Q即阿鬼”的假说[19]。在土俗民间视野的溯源中，他指出，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始终有各种鬼影在闪动，这个“鬼”是传统因袭之“鬼魂”、“国民性之鬼”与“民俗之鬼”纠结在一起而形成的黑暗世界之表征，变“鬼”为“人”即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本质。晚年的伊藤虎丸也对鲁迅文学中的“黑暗世界”即“鬼”与土俗民间世界的内在关联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汪晖在反思其80年代鲁迅研究的成果时也注意到鲁迅文学世界中“鬼”的存在，不同于丸尾常喜将“鬼”阐释为一种源自病态世界的“黑暗力量”，他认为“鬼”是一个能动的、积极的、包含着巨大潜能的存在，没有它，黑暗世界之黑暗就无以呈现[21]。另有不少论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证了目连戏、传统祭祀、寡妇禁忌等民俗活动与心理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为“黑暗”的形成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实证性材料。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人类理性之光所无法照耀的黑暗世界预留了一席之地，因此，从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探讨其“黑暗”意识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齐宏伟在《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中肯定了鲁迅受希伯来精神影响表现出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22]。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则从否定的角度批判了鲁迅“以黑暗对抗黑暗”的反抗方式，认为这样易流于“让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臣服于黑暗世界的逻辑”[23]。

（二）个性心理研究。早在1935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就敏锐地指出了鲁迅灵魂深处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等特点[24]，这一简单而又准确的论断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在王晓明、吴俊等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为详尽细致的回应。王晓明《鲁迅：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认为鲁迅童年时代的不幸形成了他对病态人心的敏感和“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25]，心灵的创伤与黑暗的现实构成了难以突破的循环，最终妨碍了鲁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吴俊《暗夜里的过客》则认为鲁迅并没有被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负罪意识、宿命感的心理情结，以及成年后受到的虚无的包围与纠缠、受虐和攻击的个性倾向、性爱意识与心理、疾病和死亡的暮年意识等一系列阴郁的个性心理所吞没，相反，“他的价值却也正因为他是黑暗中的光明才显示出来”[26]。

其他方面，也有研究者从居住空间与视觉思维角度提出：鲁迅18岁之前居住的绍兴覆盆桥周家台门，其以黑暗为主的色调对鲁迅成年后物象思辨的黑暗审美趣味具有原发性的影响[27]。虽是一家之言，对我们理解鲁迅黑暗意识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二 关于“黑暗”的文本研究

鲁迅的“黑暗”主要是以其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从文本研究角度探析鲁迅的“黑暗”，是必不可少的主要路径之一。在鲁迅创作的诸多文体之中，以对散文诗集《野草》“黑暗”的研究最为集中，小说、杂文次之。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的全部哲学都包括在《野草》中，从竹内好开始，研究者们就对以《野草》阐释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其中取得标志性成就的是木山英雄，在关于《野草》主体建构之逻辑与方法的研究中，通过对《野草》之前的《呐喊》和《随感录》中“黑暗”呈现方式的揭示，他发现进入《野草》之前的鲁迅，一方面具有确信的“黑暗之真实感觉”，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将自我归入黑暗一侧，在这两者并立之间，作者的主体仍然处于动摇不定的状态中。鲁迅正面遭遇到主体建构必然要面对的终极关怀——死亡，始自《祝福》，完成于《野草》。因此《野草》集中体现了鲁迅对死亡的探索，通过对其中设定的四种死亡形态的穿越，“结果确切认识到即使在死与幻想的世界里也不可能有完结性的东西，最后把人类的这种定数之象征化而为诗，又返回日常世界的”[28]。从鲁迅文本的细读出发在《野草》内部发现了“鲁迅创造的鲁迅”，无论是其独特的分析方法，还是其审慎准确的结论，都使木山英雄对《野草》与鲁迅黑暗思想的阐释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其影响一直持久不衰。另外，李欧梵也认为《野草》保留了鲁迅处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中的挣扎痕迹[29]。王乾坤认为《野草》中的黑暗不是经验论的，而是存在本体论上的，解释《野草》，不是要解释鲁迅是怎样克服黑暗的，而是要理解《野草》中的黑暗其实是一种澄明，“是存在的敞亮与去蔽”[30]。诗化哲学的空灵与形而上超越的视角褪掉了经验论解读惯有的沉重，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了鲁迅诗化哲学应有的真面目。

专门研究小说集《呐喊》《彷徨》“黑暗”的成果较少，《鲁迅小说中的“黑暗情结”及其悲剧性蕴涵》一文从整体上探讨了《呐喊》《彷徨》之“黑暗情结”的表现与成因[31]。但在以上提到的发生学研究和《野草》研究中也往往会涉及小说。如木山英雄将阿Q视为“黑暗的积极人物”、丸尾常喜对《孔乙己》《白光》《阿Q正传》《祝福》之主人公的关注，也无不彰显出传统与文化的“黑暗”阴影。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黑暗”。

新时期以来的鲁迅杂文研究侧重诗学角度，讨论其黑暗书写的较少。李淑英《关于“黑暗”和鲁迅的杂文转向》认为，鲁迅的杂文转向与其“黑暗”体验有着内在关联[32]。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虽无意于专门研究鲁迅杂文的黑暗书写，但在对鲁迅杂文叙事话语和修辞策略探幽烛微的考察中，以知识生产和话语建构的考古学方式揭示出了一般研究者忽略的隐藏在历史与现实深处的黑暗机制[33]。

在关于“黑暗”的文本研究中，占有一定比例的还有鲁迅与外国作家、与中国古代文人、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比较研究。

与外国作家的比较：既侧重于同鲁迅所称道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相比，也涉及卡夫卡、博尔赫斯等擅长表现“黑暗”的作家。陈相因《疯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与鲁迅作品的“黑暗世界”》采取平行比较的方法，以大量翔实丰富的材料揭示出两位作家内在的相通性，认为果戈理与鲁迅在早期作品与创作生涯的发展中都体现出对传统文学遗产中“小传统”的喜爱，对异类、异端与异化的接受与关注。这种对“黑暗世界”里种种精神现象所展现的兴趣、观察与讨论，使他们的早期创作无不关联着原始、黑暗与疯狂[34]。文章不仅关注到民族遗产之于两人创作的影响，而且为鲁迅对果戈理的接受提供了更富学理性的证据。张尚信《自由主义思想家及作家鲁迅与卡夫卡的比较》认为在对付“黑暗”时鲁迅凭借的是外在现实，卡夫卡依靠的是内在世界[35]。蒋蓝《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指出博尔赫斯的迷宫搅动了黑暗“无解”的布局，迷宫的永不休止的变异使得黑暗与之分离；鲁迅选择的则是让黑暗显影的方式，以异端思想的纯黑朗照权力构成的黑暗[36]。

与中国传统士人的比较：集中于同嵇康、龚自珍、章太炎等人的比较。高俊林《鲁迅文学思想中的魏晋资源》从反抗黑暗的精神气质上发掘出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嵇康、阮籍之间的联系，认为他们共同的精神气质是倍感压抑、愤世嫉俗、越礼而动、任情而发[37]。朱奇志《龚自珍鲁迅比较研究》、邹进先《鲁迅与龚自珍》比较全面地从文化语境、生命意识、文本意象等方面梳理了两人的异同[38]，其中关于“长夜”、“梦境”、“鬼气”的比较都与“黑暗”有关。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指出章氏重根底的学术思路影响了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同大于异”的因循性质和对这种循环性质表现出的敏感、惊惧、批判；其舍身赴难、身践履行的性情气质和人格对鲁迅反抗黑暗的生存方式也多有影响[39]。另外，也有鲁迅与屈原、与庄子、与晚明作家等的比较，因与黑暗体验关联不大，不再赘述。

与中国当代作家的比较：集中于同新时期小说家余华、残雪、莫言等的比较，涉及精神气质、创作立场、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早在余华认识到鲁迅的文学价值之前，就有批评家如李劼、赵毅衡敏锐地发现他的小说与鲁迅精神的联系。耿传明《试论余华小说中的后人道主义倾向及其对鲁迅启蒙话语的解构》指出，相对于鲁迅回避人生阴暗体验的启蒙态度与人道主义的本体立场，余华体现出的是非道德化、反英雄化、反人类中心的后人道主义的宇宙本体立场[40]。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通过比较鲁迅和余华、残雪的小说创作，指出鲁迅写人性之恶而又不溢恶是他与两人之间最大的差异[41]。戴锦华《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认为尽管残雪作品的笔法与基调都令人想起鲁迅，但却并非鲁迅式的“中国故事”或“民族寓言”[42]。王迅在《走向虚无的旅程》中发现残雪小说那种压抑黑暗的情绪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野草》等作品的精神意蕴极其相似[43]。孙郁在《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中别具慧眼地指出莫言有接近于鲁迅的“阴郁而残酷”的气质，在现当代的一些作家无力承受黑暗的沉重时，莫言却学会了鲁迅的拷问黑暗的笔法[44]。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从莫言对于《铸剑》的解读发现了莫言作品对于“黑衣人”反抗、超脱精神的继承与发扬[45]。关于莫言、余华、残雪等当代作家与鲁迅的精神承传与文学联系、其共同的黑暗书写的内涵及形式研究，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三 关于鲁迅“黑暗”研究的反思

对于鲁迅“黑暗”的研究，虽然断断续续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从不同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第一，由于对“黑暗”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缺乏清晰有效的厘定，使得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受到制约。“黑暗”多个义项的产生既与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潮中域外著作的广泛译介息息相关，也标志着以鲁迅创作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于社会、文化与人本身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因此“黑暗”概念的流行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特定称谓、基督教中光明—黑暗的原型，以及日语中“黑暗”一词的广泛运用等外来思潮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还需要还原到清末民初的历史语境中予以厘清。而鲁迅创作中频频出现的“黑暗”在不同语境中的特定含义，更需要从不同层面上予以区分，以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颇。譬如民俗层面上的“黑暗”，固然体现出鲁迅同“小传统”的联系与他“向下超越”的精神倾向，但不宜过分夸大其对鲁迅精神结构的影响。

第二，思想研究大于审美研究的问题仍很突出。无论鲁迅具有多少种身份，他在中国现代文学视阈中的第一身份应该也必然是“文学家”，而不是其他。但鲁迅研究的历史却一再吊诡地离开这一常识性的前提。关于鲁迅“黑暗”的研究也是如此，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鲁迅文本世界中的“黑暗”之研究整体上可谓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除少数论著之外，研究者大多不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和审美角度认识这一问题的，而是在研究鲁迅的思想、主体建构、人生哲学等问题时不得不借助于文本这一载体，文本批评的最终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思想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注脚，而文本内部的规律如与“黑暗”相关的意象、修辞、语言、文体等因素并未得到有效的阐释。

第三，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平衡该如何把握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竹内好曾经说过，鲁迅最好的传记就是《鲁迅全集》，后代研究者同所有逝去的先哲的对话都只可能是超越时空的纸上对话，这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解放，但这种解放的自由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程度上“过度阐释”的危险。借鲁迅的文本“自由地”谈论甚至评判他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曾经陷进过这样的误区。克罗齐曾经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在鲁迅研究中，既要让这位集中所有现代转型之矛盾的文化巨人与当下继续向前延伸的历史道路发生对话，但也不能将鲁迅从他所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拔出来，强行地使之与当代中国发生对接。如何保持研究中历史性与当下性的平衡既是对研究者史识的考量，也是对其能否真正带着问题介入现实的检验。

鲁迅有句名言：“不满是向上的车轮。”[46]唯其有不足，唯其站在先行者已经搭建的研究基础上，才有后来者进步的空间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