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章》现代主义风格在国外的研究

整体来看，在对庞德及《诗章》的研究方面并非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秉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这里以英美学者为例。20世纪20—40年代，在英国比较正统的学术评论圈，很少有学者论及庞德及《诗章》[2]。直到1950年，剑桥大学F.R.利维斯教授（F.R.Leavis）撰写名著《英诗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开辟专章论述庞德和《诗章》，算是开了先河。不过，他对《诗章》评价不高，倒是比较欣赏庞德于1920年发表的《休·赛尔温·莫伯利》。1939年，在美国有较高声誉的诗歌评论家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出版了《现代诗歌与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这是一部专门讨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与文学传统关系的著作。该书辟有专章讨论叶芝、艾略特、弗罗斯特、奥登（Wystan Hugh Auden）等现代派诗人及其诗作，但是并未专章论及庞德。布鲁克斯只是在前言中一笔带过地提及庞德：“伊兹拉·庞德、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唐纳德·戴维在本书中被省略应该是件憾事。”[3]这两个虽是个案，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学者对庞德及《诗章》的态度问题。纵观英美诗歌发展史，西方学术界对庞德及其作品的研究，经历了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起步期、50—60年代的发展期、70—90年代的高潮期、21世纪以来的多元化探索期。与此同时，英美学者对待庞德的态度问题上，逐渐形成三大阵营：“倒庞派”“挺庞派”和“中立派”[4]。这在无形之中也影响到学者们对庞德《诗章》及其现代主义风格的研究。

经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国外学者中没有旗帜鲜明地仅研究庞德《诗章》现代主义风格的专著。有四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涉及庞德《诗章》里的现代主义风格：一部出版于1984年，另三部同时出现在1993年。第一部聚焦庞德在“书写天堂”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风格和谬误”，指出庞德的《诗章》具有现代主义风格；后三部论及“现代主义的诞生”“习得现代主义”以及“激进现代主义”，是把庞德与其他诗人或艺术家（如艾略特、温德姆·路易斯等）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并非庞德《诗章》的专题研究。这里简要论述如下：

1984年，克里斯丁·弗卢拉（Christine Froula）出版《去书写天堂：庞德〈诗章〉里的风格和谬误》（To Write Paradise：Style and Error in Pound's Cantos）[5]。该著作从庞德一生苦苦思索的“天堂”开始展开横向和纵向的论述，在肯定《诗章》“非凡艺术构思”的同时，指出庞德的“天堂”建构在他极端的“个人主义”之上。为此，作者用“风格”（style）和“谬误”（error），影射庞德的“现代主义特色”“颠覆传统”的决心以及“日日新”的艺术创举。弗卢拉同时指出，庞德的“天堂”因为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使《诗章》不可避免沾染“令人遗憾的”内容。该作品的优点是，作者认识到庞德的《诗章》具有现代主义风格，但是未回答诸如“庞德《诗章》现代主义风格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表现在哪些方面？受哪些因素影响？”等关键性问题，因此留下不少遗憾。

1993年，里昂·苏瑞特（Leon Surette）出版《现代主义的诞生：伊兹拉·庞德、T.S.艾略特和神秘学》（The Birth of Modernism：Ezra Pound，T.S.Eliot and the Occult）[6]。该著作不是单纯聚焦庞德及其诗学，而是把庞德和艾略特放在一起进行讨论。研究的思路，是把庞德和艾略特置于宏大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情境中，指出庞德和艾略特通过“颠覆传统”和“革故鼎新”（innovation），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现代主义者的时代”，从而宣告了“现代主义的诞生”。因为庞德和艾略特继承和延续了英美文学和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内容”，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带有“复杂性”（complexity）特征，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同年，盖尔·麦克唐纳（Gail McDonald）出版《习得现代主义：庞德、艾略特和美国大学》（Learning to Be Modern：Pound，Eliot，and the American University）[7]一书。该著作与苏瑞特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把庞德和艾略特作为研究对象，并从欧洲文学及其历史语境和美国本土文学及其历史语境出发，探讨以庞德和T.S.艾略特为代表的“特立独行的诗人”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引发的诸多诗学和文学现象。不同之处在于，麦克唐纳有两点新发现：（1）庞德和艾略特的“现代主义”只是一个开始，其“习得的过程”需要“后辈诗人”检验；（2）庞德和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及其现代主义作品，已经在美国大学发挥积极作用，并逐渐成为美国“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同年，文森特·B.谢里（Vincent B.Sherry）发表《伊兹拉·庞德、温德姆·路易斯与激进现代主义》（Ezra Pound，Wyndham Lewis，and Radical Modernism）[8]。该著作把庞德与路易斯放在一起讨论。路易斯是英国作家、批评家和画家，曾担任《爆炸》等实验派杂志的编辑，也是流行一时的漩涡画派的创始人，其作品包括小说、评论、哲学研究和政治宣传册等，充满“愤慨的激情”和“讽刺的智慧”。这些内容在该作品的评述中都有精彩呈现。该书的特色在于，作者能够游刃有余地把庞德与路易斯放在艺术批评的维度，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他们在英美文坛的地位、价值和对当时文学圈、艺术圈产生的影响，同时以敏锐的批评视角探讨他们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色和艺术感染力，并把二者的“另类风格”界定为“激进现代主义”（radical modernism）。

1999年，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伊拉·B.纳代尔主编了一部关于庞德及《诗章》研究的论文集《伊兹拉·庞德研究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zra Pound）[9]。该论文集共收录15篇文章，颇具影响力。第一篇是纳代尔本人撰写的引言部分“理解庞德”（“Understanding Pound”），其余14篇著者都是庞德及《诗章》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ornstein）、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休·维特米艾尔（Hugh Witemeyer）、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教授丹尼尔·阿尔布赖特（Daniel Albright）、英国基尔大学教授伊安·F.A.贝尔（Ian F.A.Bell）、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纳德·布什（Ronald Bush）、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彼得·尼克尔斯（Peter Nicholls）、德国拜罗伊特大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意大利热那亚大学教授马斯莫·巴奇加卢波（Massimo Bacigalupo）、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授瑞德·W.戴森布鲁克（Reed W.Dasenbrock）、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迈克尔·英格哈姆（Michael Ingham）、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蒂姆·瑞德曼（Tim Redman）、英国华威大学教授海伦·M.丹尼斯（Helen M.Dennis）、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温迪·弗洛瑞（Wendy Flory）以及在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谢明（Ming Xie）。上述专家学者的写作涵盖庞德及《诗章》研究的各个重要方面，涉及“早期《诗章》研究”“中期《诗章》研究”“晚期《诗章》研究”“《诗章》版本研究”“庞德作为评论家”“庞德作为翻译家”等话题。其中，乔治·伯恩斯坦撰写的《伊兹拉·庞德与现代主义的形成》（“Ezra Poun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sm”）一文，论述了庞德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论及《诗章》中现代主义风格的呈现问题。庞德具有天才诗人的优秀品质，他本人不仅积极实践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全身心地投入现代主义文学事业，而且不遗余力地支持和鼓励诸如艾略特、海明威、叶芝、H.D.、乔伊斯等才华横溢的作家大胆地、实验性地在作品创作中呈现现代主义写作特色。伯恩斯坦指出：“Pound helped to make modernism by supporting and encouraging other modernists and by helping to produce，distribute，and institutionalize modernist works.”（庞德通过支持和鼓励其他现代主义作家，通过帮助他们出版、发行现代主义作品并使之形成体系，来帮助构建现代主义文风。）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现代工程”（modernist project），庞德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除了好友之间畅快淋漓的交流探讨，他们还有“互文”（intertextuality）式的创作内容，那是“一成套的、共有的创作主题和话语实践”（a common set of theme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既有方式方法的创造和“生产”（production），又有思想观点的“撒播”（dissemination）。庞德强调“日日新”（《诗章第53章》），他相信“艺术家总是不停地开始”（The artist is always beginning），认为“任何艺术品，倘若不是一种开始、一种创造、一种发现，几乎毫无价值可言”（Any work of art which is not a beginning，an invention，a discovery，is of little worth）。具有这种“现代主义品格”（modernist qualities）的作家除了庞德和上面提及的人物，还包括威廉斯、T.E.休姆、奥尔丁顿、弗罗斯特、卡明斯、路易斯、劳伦斯（D.H. Lawrence）、摩尔（Marianne Moore）、福特（Ford Madox Ford）等。他们之间互相学习和借鉴，而不是因“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而产生隔阂[10]。庞德把这一切都以互文的方式写进他的史诗《诗章》。

在最新面世的著作中，英国学者杰玛·莫斯（Gemma Moss）于2021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主义、音乐与美学政治》（Modernism，Music and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一书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在该书中，莫斯专门有一章以《诗章第75章》（“Canto LXXV”）为例，论述庞德作为现代主义诗人与音乐和法西斯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诗章第75章》是《比萨诗章》的第二首。在庞德宏大的《诗章》写作体系中，《比萨诗章》通常被学者认为是“最著名、最持久的范例”[11]，而《诗章第75章》又是《比萨诗章》里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首。《诗章第75章》的内容是7行参差不齐的诗行和两页共计23行的乐谱。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它都完全有别于其他诗篇。即使把它放在822页的整部《诗章》中，也显得极为特别。不过，莫斯认为，这正是《诗章第75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因，因为它生动诠释并彰显了庞德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以及音乐对庞德现代主义风格形成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两页乐谱在《诗章》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庞德音乐美学（musical aesthetics）的集中呈现[12]。

在期刊论文方面，有4篇涉及庞德《诗章》现代主义风格研究的作品值得关注。这里概述如下：

1985年，查尔斯·阿尔迪里（Charles Altieri）在《凯尼恩评论》（The Kenyon Review）第4期发表《现代主义抽象与庞德诗章首章创作：一种新文艺复兴理念》（“Modernist Abstraction and Pound's First Cantos：The Ethos for a New Renaissance”）一文。文章提到庞德诗章首章（first Cantos）的创作，具体是指庞德于1917年6月、7月、8月发表在《诗刊》第3、4、5期上的《三首诗章》（“Three Cantos”）。阿尔迪里把《三首诗章》亦称作“Ur-Cantos”（元诗章）。作者受到庞德研究权威休·肯纳的名作《庞德时代》（The Pound Era，1971）的启发和影响，认为庞德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元诗章”中已有呈现，并与当时英美艺术领域兴起的漩涡派、立体派的绘画理论有密切关系。漩涡派、立体派的艺术创作思想强调创新融通和自我意识，“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精确有型的能量”（precisely patterned energies）和绘画中的“可视艺术”（visual arts），都为庞德的“史诗创作提供必要的伦理关联”（the ethical correlative necessary for epic poetry）。这又与现代主义美学的塑造有关，因为“任何一种美学都意味着一种理念”（Every aesthetic implies an ethos），该理念会指导庞德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形成“理想化的力量”（an idealizable power）[13]。

1995年，曾发表《庞德〈诗章〉探源》（The Genesis of Ezra Pound'sCantos）[14]的著名学者罗纳德·布什教授，在《现代主义/现代性》（Mo-dernism/Modernity）第3期发表《现代主义、法西斯主义与伊兹拉·庞德的比萨诗歌创作》（“Modernism，Fascism，and the Composition of Ezra Pound's Pisan Cantos”）一文。该论文就庞德《比萨诗章》中的现代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创作主旨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作者旁征博引，立场鲜明，认为“诗歌现代主义”（poetic modernism）表现手法是《比萨诗章》“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即时性”（immediacy）特色的彰显，人类社会、大自然和诗化的理想融合在一起，使《比萨诗章》成为英美诗坛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并成为“现代诗歌的里程碑”（a landmark of modern poetry）。但是，由于受到法西斯思想的污染，庞德的诗歌创作在构思和主题等方面也受到批评家的质疑。譬如，《比萨诗章》的现代主义表达方式（mo-dernist manner）、经验的移植（naturalization of experience）以及诗行中的法西斯政治（fascist politics）会被关联起来。力挺庞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是，“The Pisan Cantos were confessions wrung out of a repentant fascist”（《比萨诗章》是一个有悔改心的法西斯分子的忏悔书）。尽管庞德所写的诗歌内容和对自然的呈现具有“神秘化”（mystifications）的倾向，但是诗人通过高超的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使理想与现实、想象与真实、主体与客体等得到蒙太奇式的艺术演绎[15]。

对庞德《比萨诗章》的现代主义风格同样感兴趣的美国学者萨拉·艾勒斯（Sarah Ehlers），于2012年在《庞德研究专刊：现当代诗歌与诗学》（Paideuma：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Poetics）上发表《伊兹拉·庞德的反常选集》（“Ezra Pound's Perverse Anthology”）一文。艾勒斯认为，庞德的《比萨诗章》内容庞杂，充满争议性和开放性，这也使该诗集具备现代主义阐释的各种可能。在文本理论的视域下，庞德的《比萨诗章》与诗人莫里斯·斯皮阿尔（Morris Speare）的《诗歌袖珍书》（Pocket Book of Verse）具有许多风格与表达上的关联之处。而且，按照艾勒斯的说法，“An analysis of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are's anthology and The Pisan Cantosallows the Pisans to be read as what I call a ‘perverse anthology’”（对斯皮阿尔诗歌选集和《比萨诗章》之间互文关系的分析，会让读者感受到《比萨诗章》就是我所说的“反常选集”）。庞德的《比萨诗章》充满马赛克式的拼贴内容，它是整部史诗《诗章》的一个缩影、一个“文化附录”（cultural appendix）或“索引”（index），而庞德本人充当了“文化档案管理员”（cultural archivist）的角色[16]。

2021年，伊拉克科马尔科技大学（Komar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raq）的 K.S.阿卜杜勒卡德尔（K.S.Abdulqadr）等三位学者合作撰写并发表了《伊兹拉·庞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诗歌：历史传记的分析视角》（“Ezra Pound's Poetry between Victorianism and Modernism：A Historical-Biographical Analysis”）一文。该文有两个亮点：一是作者从“历史—生平相结合”的角度讨论庞德的诗歌创作，有别于其他国外学者的研究和探讨；二是作者试图对庞德在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诗歌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新意，因为以往的学者要么只讨论维多利亚文学对庞德诗歌创作的影响，要么只关注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特色，对维多利亚时代和现代主义之间的诗歌关注不够。当然，该论文的缺陷也显而易见：阿卜杜勒卡德尔等学者所说的“Ezra Pound's Poetry”是一个非常笼统和含混的概念，从字面看，它应该包括庞德从早期到晚期书写的许多诗歌，实际上在行文过程中仅涉及包括“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And Days are Not Full Enough”和“Alba”在内的寥寥几首意象派诗作及名篇，而且学理性不足，论述亦欠深入。此外，作者提到庞德的史诗《诗章》页数是“800-page”（800页），创作时间是“ca.1917-1962”（约1917—1962），均值得商榷[17]。同年，诗歌评论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在《现代主义文化》（Modernist Cultures）第3期发表《T.S.艾略特和伊兹拉·庞德诗歌创作中的现代主义、通货膨胀和金本位》（“Modernism，Inflation and the Gold Standard in T.S.Eliot and Ezra Pound”）一文。该文语言犀利、观点独到，问题所向直指靶心。其论述聚焦英美现代主义两位代表人物艾略特和庞德的诗歌创作，并就他们在诗歌中呈现出来的“现代主义风格”（modernist style）、“社会通货膨胀现象”（inflation in society）以及“金本位思想”（ideas of the gold standard）进行综合分析。文中就庞德《诗章》中的经典篇章如《比萨诗章》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较有启发性。但是，由于作者并不是只关注庞德及其《诗章》，对《诗章》作品中现代主义风格的论述，显得有些薄弱[18]。

纵观上述国外研究成果，虽然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庞德《诗章》中的现代主义风格进行讨论，有些论述也别开生面，但是，客观来讲，他们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以文森特·B.谢里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因为对庞德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持有偏见，导致他们在论述《诗章》的现代主义风格时，会把政治和艺术杂糅在一起进行论述，从而使相关讨论带有较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19]。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使某些阐释和结论有失公允。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不可能穷尽《诗章》中关于现代主义诗歌风格研究的所有话题。譬如，论及《诗章》与中国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所做的研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尽如人意。而且，作为中国学者，我们还需要站在本土立场，对相关话题予以再审视和再思考。此外，《诗章》具有磅礴繁杂的诗学体系，在诗歌结构、思想、内容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包括庞德的《诗章》与荷马的《奥德赛》在诗歌主题和风格方面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互文关系？庞德的《诗章》与但丁的《神曲》在诗歌主题和风格方面存在什么样的互文关系？布朗宁的“独白体”对庞德的《诗章》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惠特曼的“自由体”及《草叶集》对庞德的《诗章》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这为该研究“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朝着纵深方向拓展，留下了许多可阐释的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