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研究述评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英美等西方主流国家的文学，而对非西方国家的“非主流”文学则关注较少。我国“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74]，而90年代世界流散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繁荣期。由此看来，我国对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相对滞后，而对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更要加紧步伐。

一 准备期（20世纪80年代之前）

中国对非洲文学的零星译介与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胡愈之于1921—1922年间在《东方》杂志上相继发表《南非女文学家须琳娜》《文明的曙光南非女文学家》等文章。“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起步虽早，却一直处在外国文学研究的边缘。”[75]后来，“出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新中国成立后的非洲研究意识形态色彩较浓”[76]，所出版的大都是与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这个主题相关的作品。比如1958年出版的南非作家奥丽芙·旭莱纳（Olive Schreiner，1855—1920）的《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1883），1959年由北京编译社翻译出版的莫加·吉卡鲁的《阳光照耀大地——茅茅起义前怯尼亚的生活片段》，等等；王逸平在《我国出版的非洲文学作品》一文中细数了当年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比如南非亚伯拉罕的《矿工》《怒吼》，喀麦隆奥约诺的《老黑人和奖章》，马迪的《非洲，我们不了解你》，等等。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用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来表现非洲人民的血泪斗争”[77]。高骏千、王央乐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简介》也只是简要介绍个别作家作品。1962年，莫桑比克诗人利尼尤·米凯亚（Lilinho Mikaia）的《兴凯亚诗选》出版。到了20世纪70年代，翻译工作几乎停止。

邓耘在《近百年来非洲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征与困境探析》中认为，中国对非洲文学的翻译研究总体上比较单一、薄弱和零散，这“既是由非洲文学本身的语言多元和文学现状所决定，也受到中国文学翻译界对其观念偏颇所局限”[78]。而这个阶段，也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语流散文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发展期。此时的代表作家有：印度裔英语流散作家奈保尔、特立尼达英语作家塞穆尔·塞尔文（Sam Selvon，1923—1994）、奥斯丁·克拉克（Austin Clarke，1934— ）、戴奥妮·布兰德（Dionne Brand，1953— ）和斯里兰卡裔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Philip Michael Ondaatje，1943— ）。这个阶段的英语流散文学虽然进入发展期，但是非洲英语流散文学尚未起步，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才进入国际视野。在这个时期，非洲裔英语流散作家们的表现相当值得关注。本·奥克瑞（Ben Okri，1959— ）凭借《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1991）获得布克奖；J.M.库切（J.M.Coetzee，1940— ）荣获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两度布克奖的获得者。努贝希·菲利普（Marlene Nourbese Philp，1947— ）凭借《她用舌头，轻轻打破了沉默》（She Tries Her Tongue，1988）获得古根海姆诗歌创作奖。所以，国内在70年代以前是不可能对其有所关注的，但为对它的研究做了准备。

二 起步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非洲英语文学以翻译引进为主，研究为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学界和出版界也迎来了满园的春色。为了满足我国文化建设的需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我国急需要一部“汇聚各种知识的大百科全书！”[79]《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收录条目3006条，共计360多万字。其中包括黑非洲英语文学和阿契贝、索因卡、恩古吉等内容的简要介绍。季羡林指出：“对非洲文学的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80]这个时期，我国研究者的主要精力在欧美等西方大国的文学。

到了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12册的非洲文学丛书，包括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的《痴心与浊水》、阿契贝的《人民公仆》，肯尼亚作家恩古吉·提安哥的《一粒麦种》《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南非作家理查德·里夫（Richard Rive）的《紧急状态》，阿尔及利亚作家穆鲁德·玛梅利（Moulond Mammeri）的《鸦片与大棒》，塞内加尔前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S.Senghor，1906—2001）的《桑戈尔诗选》，喀麦隆作家奥约诺（F.Oyono）的《童仆的一生》以及《非洲戏剧选》《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非洲童话集》。其中，《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选入了阿契贝的短篇小说《战争中的姑娘们》和恩古吉的短篇小说《十字架下的婚礼》。1980—1981年，刘宗次、赵陵生翻译的《非洲现代文学·北非和西非》和陈开种、唐冰瑚、剑眉与霍久翻译的《非洲现代文学·东非和南非》相继出版；之后，《非洲神话传说》（唐文青译，1982）、南非作家彼得·亚伯拉罕斯的《献给乌多莫的花环》（李永彩、紫岫译，1984）陆续面世。在1985年出版的《东方文学史》中，辟有现代非洲文学和当代非洲文学两个部分。当代非洲文学部分简要介绍了彼得·亚伯拉罕斯、戈迪默和阿契贝，但并未作深入分析，更没有涉及流散视角。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东方文学辞典》下设“非洲儿童文学”“今日非洲文学”“非洲文学研究”“非洲文学会”等条目，只是略作介绍。1996年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导读》中提到了北部非洲文学和南部非洲文学，其中，北部非洲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埃及，南部非洲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尼日利亚戏剧家索因卡和南非黑人女作家戈德曼。《世界文学经典导读》收录了对索因卡的《痴心与浊水》和戈迪默的《七月的人民》的介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对非洲文学的研究非常稀少。这个时期，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文学。与非洲文学有关的文章有：关山的《非洲文学现状》（《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康昭的《非洲现代文学作品简介》（《西亚非洲》1983年第2期）、白锡堃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李永彩的《非洲文学在中国》（《世界文学》1986年第4期）、吴振邦的《二十世纪的非洲文学》（《读书》1992年第2期）、刘炳范的《二十世纪南非文学简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3期）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研究者并没有注意到流散作家写作中的“流散性”问题，就算在行文中涉及了某个作家的移民（流亡）经历也仅停留在简介意义上；另外，国内研究者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思路还局限在主要内容与艺术特色等问题上，甚至对有些作家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导向。1979年第7期《读书》杂志上书讯部分有对弗雷德列克·R.卡尔（Frederic R.Karl）著的《约瑟夫·康拉德生活的三个阶段》的简介，其中谈到康拉德时介绍了他“离开法国开始过自我放逐的生涯”[81]以及流浪英国的经历。但这只是简介意义上的概述。其他文章如《论康拉德的小说〈间谍〉》等也是如此。国内学者对具有流散性质的作家的研究大多只注重文本分析，研究思路主要集中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方面。比如金克木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韩素音和她的几本书》，钟林发表在《国外文学》上的《卡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的〈游园会〉》以及萧乾的《曼斯菲尔德和她的〈一个已婚男子的自述〉》，等等。朱世达在《没有根的作家》一文中分析了奈保尔的创作以及特点，他认为《河湾》中的“水中新植物”那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屡遭砍除却不断新生的状态象征着当今社会时兴的主题：背井离乡，远洋迁涉。他指出，康拉德和奈保尔都是定居在英国且用“第三世界”作为小说背景的无根作家。[82]背井离乡，远洋迁涉，无根作家，其实说的就是流散作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流散作家的关注逐渐增多，或者说已经意识到了具有跨文化背景并且运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群体。但是，这个阶段对流散文学的认识主要是从英美等西方大国文学内部来讲的，研究者的立足点在英美等国的文学，而不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或以第三世界为据点向外辐射进而认识流散文学。李文俊在谈到英美文学的发展趋势时说，现在已具有相当声势的“移民文学”已经涌现出拉什迪、奈保尔等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他们具有跨文化的特征，经历特殊，想法新颖，“今后移民文学也许将成为英美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83]，这里所说的“移民文学”就是后来的“流散文学”。“流散文学的一个重大特征就在于它实际上不是‘移民文学’这样简单化的称呼所能概括的，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而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84]邹海仑在介绍石黑一雄的《盛世遗踪》时写道：“近年来，移民文学在英国文学中异军突起，已经步入英国的主流文化。”[85]瞿世镜在《当代英国青年小说家作品特色》中指出，移民文学的繁荣是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趋势之一：“移民作家的小说在英国文坛声誉日隆，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垄断地位的失落和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流融汇的文化多元时代的来临。”[86]他在另一篇文章《跨文化小说与诺贝尔文学奖》中把移民作家的创作称为跨文化小说，“跨文化文学的兴起，是英语国家的共同现象”[87]。然后分析了跨文化作家的创作特点。叶胜年在《多彩的拼贴画：近年澳大利亚小说述评》中涉及了澳大利亚的流散作家，他列举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乃至60年代后移居澳大利亚的移民作家”[88]，简要分析了比如托尼·马尼亚蒂、巴里·韦斯特伯勒、杰夫·佩奇、尼古拉·哈斯勒克等作家作品中的“探究血缘关系和文化渊源的寻根意识”[89]。90年代初期，外国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流散作家这一现象，但是他们主要是以“移民作家”或者“跨文化作家”来称呼这一群体，“流散文学”这一概念并未得到应用，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仍旧处在被忽视的位置。无法否认，该阶段的研究正是对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研究的准备。这也符合一般文学研究的规律。

三 发展期（2000年至今）

2000年以来，我国对非洲文学的研究已经有所进展，并且“小荷已露尖尖角”。但是，对于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仍处于低谷，尽管这个时期我国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有所发展。

任一鸣和瞿世镜合著的《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于2003年出版。瞿世镜在《英帝国的崩溃与后殖民文学兴起（代序）》中区分了殖民小说和后殖民小说。他认为，由吉卜林开创的殖民小说是英国现当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奥莉维亚·曼宁、保罗·司各特、丹·雅各布森、J.G.法雷尔等“海外殖民小说家”“站在英国主流文化的一元论立场，用传统的纯粹英语来写作，反映殖民时期海外生活，维护帝国主义秩序，追忆大英帝国昔日盛世，在作品中即使出现殖民地土著人物，他们也认同白人殖民者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90]。其实，所谓的“海外殖民小说家”可以归入“殖民流散”作家群之中；在英帝国逐渐解体、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之后成长起来并用英语写作的土著作家“收回了民族素材和民族话语的阐述权，记述了后帝国主义秩序的产生和确立过程”[91]。代表性作家有索因卡、阿契贝、奥克瑞、奈保尔、翁达杰、拉什迪、石黑一雄等。这批作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国际多元化的产物”[92]。“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于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93]这种不可界定性的小说被皮考·伊尔称为“世界小说”。所谓的“世界小说”其实就是“流散文学”。在第二章“非洲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中，对加纳作家阿伊·克韦·阿尔马赫（Ayi Kwei Armah，1939— ）、尼日利亚作家图图奥拉（Amos Tutuola，1920—1997）、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布奇·埃默切塔（Buchi Emecheta，1944—2017）、本·奥克瑞、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和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1938— ）的创作概括、写作特点、作品主题等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论述。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介绍了加勒比海地区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和亚裔英语后殖民作家作品。正如这部专著的书名所示，对这些非洲作家的分析是在“后殖民”的框架下讨论的，对作为后殖民文学的一支的英语流散文学并没有涉及。

李永彩教授耗时八年之久并于2009年出版的《南非文学史》是我国非洲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中，在“自治领时期的文学（1910—1961）”“白人共和国时期的文学（1961—1990）”和“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文学（1990—2005）”这三部分中分别介绍了各个时期的黑人英语文学和白人英语文学。除此之外，还涉及其他本地语文学。这部著作对我国了解非洲文学尤其是南非文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颜治强于2012年出版的《东方英语小说引论》重点介绍了阿契贝、阿伊·克韦·阿尔马赫、恩古吉·提安哥和纳努丁·法拉赫。每位作家都是根据生平和思想以及创作阶段逐步论述的。“有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在国的爱国者，而不是去国的爱国者……对于去国或者离开东方的，均一一说明原因。”[94]可见，流散并不是这部专著的研究重点。鲍秀文、汪琳主编的《20世纪非洲名家名著导论》囊括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博茨瓦纳、加纳、津巴布韦等14个国家的30名作家作品分析，每篇文章一般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作家生平，包括其成长、教育经历，写作历程与社会活动；第二部分为其作品简介，其中特别重要的作品会予以较大篇幅的介绍；第三部分为学界对作家作品的批评；第四部分则是作家的创作特色，包括对体裁的选择、主题的挖掘、叙事的方式等。”[95]2013年，常耀信主编的《英国文学通史》（第三卷）把恩古吉·提安哥、纳丁·戈迪默和彼得·亚伯拉罕斯等人放在当代英联邦国家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考察，并对他们的主要人生经历及创作内容进行考察。2015年出版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第十四章第五节“非洲文学史研究”简要概述了我国翻译、出版的《非洲现代文学》《20世纪非洲文学》和《南非文学史》的状况，并指出：“毋庸讳言，我们对非洲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在东方各国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中，非洲各国本土文学历史的研究是亟待挖掘和建构的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96]朱振武和刘略昌主编的《中国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导论》收录了国内对非英美国家的文学研究论文，是一部涵盖范围十分广泛的学术著作。其中第二章“南非、尼日利亚及非洲其他国家的英语文学”囊括了众多对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文章。朱振武于2019年出版的《非洲英语文学的源与流》是一部专门探讨非洲英语文学的源流嬗变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分别对南非、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等国家的英语文学的发展和流变进行探析，同时对非洲英语文学的流散表征、创作倾向、主题意蕴和艺术表征等问题进行概述。除此之外，朱振武还主编了《非洲英语文学研究》和《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对国内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反思。

与此同时，国内英语流散文学研究逐渐呈现繁荣趋势，对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也渐趋多元。

首先，采用某种视角或综合运用相关理论，分析与解读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以库切为例，相关研究有：王敬慧在《永远的流散者：库切评传》中以库切为着眼点，从库切的流散生涯谈起，逐步探讨流散写作策略的形成、超验他者对历史的解构、超验他者对人类理性的批判、理想帝国的建构、超验他者视角的内涵与局限以及库切与复调、音乐、巴赫等方面的关系，对库切做了全方位的剖析。其中王敬慧在序言中所谈到的流散文学乃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诺贝尔文学奖与流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颇具启发性。蔡圣勤在《孤岛意识：帝国流散群知识分子的书写状况——库切的创作与批评思想研究》中指出，后殖民理论经历了从早期的对非洲殖民地的黑人以及黑人文学的研究到对以印度次大陆为代表的东方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群体及其文学状况的研究，然后又转向了除区域研究以外的阶层研究、性别研究、不同群体研究和人种研究等领域。以上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为法侬、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但是，“生存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帝国流散群体的白人后裔的生存状况和文学书写”[97]遭到忽视而成为新的“边缘”。蔡圣勤认为，库切就是生存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帝国流散群体的白人后裔的代表，所以这部专著就以库切为研究对象，对其创作及思想进行深度剖析。高文惠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库切》中分析了流散写作在当代崛起的原因，并从流散的角度对库切的混杂性身份与边缘人书写进行详细解读，揭示出库切的双重他者身份与文化认同危机以及重构文化身份的努力。

其次，除了从不同视角对不同的流散作家进行分析的个案研究，还有不少以某个地理范围内的流散作家群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区域研究。比如对美国华裔流散作家群的研究，对澳大利亚流散作家群的研究，对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的探讨分析，等等。张德明在《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中从文化语境论、语言表述论、主题形象论、叙事策略论、走向流亡诗学五个方面对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进行论述，是一部系统评价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的重要作品。陈爱敏在《认同与疏离：美国华裔流散文学批评的东方主义视野》中从跨文化语境中对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赵建秀与哈金这五位作家进行多方位的阐释。饶芃子的《华文流散文学论集：英文》是一部论文集，主要针对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现状、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意义、海外华文文学诗学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认同、海外华文文学理论建设与方法论、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学的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饶芃子主编的《思想文综》（第9辑）中辟专章探讨了“流散文学与流散文化”专题，刊载了王宁、生安锋等八位学者的文章，从理论概括到文本分析，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比如《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跨语际旅行：“文化霸权”的话语实践》《后殖民主义“流散诗学”与知识分子》《全球化语境中的跨界的华裔美国文学》等文章给人很大启发。他主编的另一部论文集《流散与回望：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文学论文集》以三辑的容量综合了不同学者对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的阐释与分析。郭德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选取了三位来自英联邦国家的作家以及移民作家——石黑一雄、菲利普斯、奥克瑞，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纵向研究，着重分析他们的历史意识，最后把他们的创作置于全球化语境中考察并指出，他们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历史再现，而是“从边缘群体的角度审视历史事件对他们的影响，让那些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压制和曲解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读者还原历史的原貌”[98]。石云龙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他者书写与生态政治：英国移民作家小说研究》从他者理论视角，以个案形式，采用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集中探讨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莱辛等移民作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他者书写与生态政治。

最后，除了从不同视角进行的个案研究和运用多种理论从事的区域研究，国内研究者还对流散诗学进行总结与概括。温越、陈召荣在《流散与边缘化：世界文学的另类价值关怀》中主要是以单个流散作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个案研究。除此之外，温越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流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陈召荣以《流散·混杂·边缘：多元时代的诺贝尔文学》为题对流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做了有益的探索，最后指出：“当多元文化倡导让人们超越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阻隔，打破了单一视界的局限，最大可能地开拓了写作者的冒险空间与写作的表现空间，复合的生存境遇能催生一种更为深刻的写作……这种价值取向才真正符合诺贝尔遗嘱对文学‘世界性’和‘理想主义’的期待。”[99]任一鸣在《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把库切、石黑一雄、韩素音等人的创作置于后殖民的批评语境中进行简要分析。任一鸣对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论述以及对文化错位的解析给予我们很多有益启示。她指出：“民族主义意识只是民族资产阶级布下的一个陷阱……真正的民族文化不是狭隘的、封闭的，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意识，它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唯一能给予我们国际视野的。”[100]“文化错位是殖民制度下殖民地人民的生存状态，逃逸是文化错位感的表现形式……移位是不屈服于霸权的努力。”[101]朱振武把非洲英语文学纳入“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框架之内，并指出，随着库切、戈迪默、索因卡、阿契贝、恩古吉、奥克瑞、阿迪契等作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非洲英语文学成为一种渐近主流的“非主流”英语文学。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英语文学不同，“非洲英语文学具有本土表征、流散表征和混杂性表征三个主要特征”[102]。刘玉环在《从故国想象的失落到精神家园的建构——多丽丝·莱辛的流散意识及其写作研究》中把家园作为其据点，根据其空间位移和创作特征将其划分到帝国流散者、非洲流散者和世界流散者三个群体中，并分别进行阐述。[103]陈凤姣、高卓群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非洲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存在问题及其前景进行了论述。有论者根据物理空间——家园——的位移来判定作家的流散类型，这样，有些作家一生的足迹遍布全球就会有多种流散类型。以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为例，她出生于伊朗，五岁时跟随父母迁到罗得西亚，1949年又前往英国。有学者就根据这三段主要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特点把其分为帝国流散（Imperial Diasporas）、非洲流散（African Diasporas）和世界流散（World Diasporas）三种类型。朱振武、袁俊卿在《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流散文学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中从中国视角出发，立足非洲，把非洲流散划分为本土流散、异邦流散和殖民流散三大谱系，并指出：“有些作家尽管未曾实现地域流散或徙移，却长期生活在异邦文化的浸淫中，其创作同样具有身份焦虑、种族歧视、家园找寻、文化混杂和边缘化体验等各种流散表征。”[104]与此同时，还对这三大表征的内涵及关系等问题做了详细的探讨，是国内专门探讨非洲流散文学的重要文章。另外，这篇文章也被《新华文摘》（2019年第23期）以《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三大表征》为题进行了“论点摘编”。杨中举的《流散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对流散文学的独特面向、移民与流散、移民文学与流散文学的区别、国内外学界对流散诗学的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归纳、阐释流散诗学的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总结性意义。

另外，相关学术会议的举办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斩获也推动了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发展。2004年和2010年，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相继主办“华裔流散写作高层论坛”和“华裔流散文学小型研讨会”等专题会议；2014年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首届“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5月，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了以“从传统到未来：在文学世界里认识非洲”为主题的全国非洲文学研究高端论坛；同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召开了“族裔文学与非洲视角：第三届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专设“非洲裔流散文学研究”子议题；2017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族裔文学与流散文学：第四届族裔文学国际研讨会”也专门探讨了非裔流散文学；2018年8月，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国首届非洲英语文学专题研讨会”，特设“非洲流散文学研究”分议题。2019年7月21—22日，内蒙古民族大学成功举办“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中外民族/族裔文学文化专题研讨会”，其中，第六分会场的主题就是“非洲流散文学的生成与传播”。2019年12月13—15日，电子科技大学成功举办“非洲及非洲流散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讨会”，与会者积极探讨了非洲及非洲流散文学的相关议题，进一步推动了国内非洲流散文学的研究。2019年11月22日，由朱振武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编号：19ZDA296）获批，[105]这对于非洲文学和非洲流散文学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表明非洲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之中。可以说，在前辈学者的努力奠基之下，在国家的战略部署和相关会议的推动下，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小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英美文学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大户，而对非英美国家尤其是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正如有学者所述，中国必须具备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外国文学知识：“中国为什么需要非洲研究？中国研究非洲文学的巨大动力必然在于我们要以中国的方式把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程，并重新构造21世纪世界文学的秩序，这是中国文化主体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需要。”[106]从我国对非洲英语文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我国对非洲文学资料的储备相对不足。中国目前亟须翻译引进优秀的非洲文学及相关著作，对非洲英语流散文学、非洲英语文学甚至是非洲文学的研究则应聚集更多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