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研究述评

一般认为，非洲的现代文学起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书面文学在四五十年代迎来百花齐放的局面，七八十年代方进入繁荣期。[5]但是，从流散这个视角研究非洲文学则相对较晚。有学者指出，英语流散文学的发展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起步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期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期三个阶段，而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评述国外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研究状况之前，有必要先对“流散”的概念史作一简要的梳理。

罗宾·科恩（Robin Cohen，1944— ）和卡罗琳·费舍尔（Carolin Fischer）在其主编的《劳特利奇流散研究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Diaspora Studies，2019）中指出：“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的作者试图绘制一个地图，说明流散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如何进入不同的认识和经验领域的。”[6]他们认为：“流散研究中最重要的转变之一是不再强调群体团结和凝聚力，而是承认内部的复杂性——包括多民族、多信仰、多语言、多群体、多流动和混合的流散。”[7]第二部分就是对这些复杂维度的探讨。其他部分则对流散与阶级、流散与音乐、流散与舞蹈、逆向流散、流散与政治、流散与家园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流散成为一个概念之前》（“Diaspora before It Became a Concept”）的文章中，斯特凡·杜佛（Stéphane Dufoix）追溯了“流散”的“前世”，颇有些正本清源的意味。他指出，许多人对“流散”成为一个正式术语之后的内涵较为熟悉，但对它之前的历史却知之不多，甚至还存有误解。

首先，流散毫无疑问是一个希腊词（διασπορá），既有散布的含义又有分布或扩散的内涵，而且，同样地，并没有负面意义。其次，在希腊语中，它从未被用来描述希腊在地中海的殖民。再次，它不是对希伯来语“galuth”或“golah”的翻译，意思是“流亡”或“流亡中的社区”[8]。

斯特凡·杜佛认为，流散（diaspora）最初是一个宗教词语，应该从神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公元前3世纪，在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中，名词“diaspora”首次出现。“‘流散’并不是指历史上的分散，如公元前6世纪犹太人在巴比伦的流放，而是描述了如果犹太人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将受到神圣的惩罚——分散到世界各地。”[9]犹太人虽然被分散，但他们终将重聚，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这种“重聚”更多地体现出了神的意志而不是人的意志。后来，伴随着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逐渐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流散一词在很长的时间内都特指犹太人的流离失所。

20世纪前半期，流散经过了如下演变：第一，世俗化（secular-ization），即非宗教意义的延伸；第二，琐细化（trivialization），也就是适用范围的拓展；第三，形式化（formalization），或建立一种标准（the establishment of criteria），这些标准允许从一个确定的范畴向一个不确定的范畴及其子类型的转变。[10]西蒙·杜布诺（Simon Dubnow）于1931年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收录了“流散”一词，“这是将‘流散’一词扩展到其他人群和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1]。在该词条第一段中，这样写道：“Diaspora是一个希腊术语，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部分，从自己的国家或领土分离出来，分散在其他国家，但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12]

在《美国文明和黑人》（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he Negro，1916）中，查尔斯·维克多·罗曼（Charles Victor Roman）写道：“奴隶贸易是非洲人的流散，这些流散者的孩子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居民中的永久组成部分。”[13]这就把流散和因奴隶贸易而来到美洲的非洲黑人联系起来了。

开始于15世纪晚期，并持续400年之久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给美洲带来了1100万奴隶。“在1600年到1800年间，大约四分之三的美洲移民是非洲奴隶。奴隶制度填补了主要农作物——蔗糖、烟草、大米、咖啡，最终还有棉花——地区的劳动力短缺。”[14]保罗·蒂亚姆贝·泽勒扎（Paul Tiyambe Zeleza）和迪克森·艾尤（Dickson Eyoh）在主编的《二十世纪非洲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African History）中，则这样写道：“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跨大西洋贸易使1500多万非洲人分散在美洲各地。”[15]“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有1100万非洲人通过大西洋被运往美洲。”[16]然而，用流散这个概念描述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较为晚近的事。“直到20世纪60年代，diaspora才作为对非洲移民的一种描述而被广泛使用。现在，它是描述在大西洋世界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标准术语。”[17]乔治·谢泼森（George Shepperson）和约瑟夫·E.哈里斯（Joseph E.Harris）认为，流散被用来描述非洲人的经历，“是在1965年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举行的非洲历史国际会议上使用的，也可能是在那次会议上创造的”[18]。可以说，“‘非洲流散’一词的现代用法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和政治运动的产物”[19]。马丁·L.基尔森（Martin L.Kilson）和罗伯特·I.罗特伯格（Robert I.Rotberg）合编的《非洲流散：释意论文集》（The African Diaspora：Interpretive Essays，1976），约瑟夫·E.哈里斯主编的《非洲流散的全球维度》（Global Dimension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1982），以及格雷厄姆·W.欧文（Graham W.Irwin）的《海外非洲人：奴隶制时代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黑人流散纪实》（Africans Abroad：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Black Diaspora in Asia，Latin America，and the Caribbean During the Age of Slavery，1977）是使用“非洲流散”这个概念最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20]“到20世纪90年代，非洲人的流散意识已经足够广泛，以至于‘非洲流散’一词开始在学术界和黑人社区得到更广泛的使用。”[21]那么，何为“非洲流散”？简言之，“非洲流散是非洲人及其后裔的社区，他们通过强迫和自愿的移民被分散在非洲大陆之外”[22]。

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在《非洲流散：文化中的历史》（The African Diaspora：A History through Culture）中，从地理的角度，把非洲流散划分为三大区域：非洲家园、旧世界流散和大西洋流散。非洲家园指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黑人在自由和奴隶制中航行的家园；旧世界流散涵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所定居的所有东半球的区域，包括北非、亚洲西部和西南部、欧洲、南亚和印度洋上的岛屿等地。大西洋流散则包括美洲、大西洋岛屿和西欧大陆。[23]这三大区域各有自己的历史，但又紧密相连。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帝国的解体激发出新的跨国团结形式，去殖民化导致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的人口流离失所，被认定为难民的非自愿迁移者受到国际承认与保护，使得国际注意力都集中到“流散”这个概念上来。交通工具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跨国流动更加便捷。凡此种种，都令“流散”这个概念的内涵得到极大的扩展，以至于可以囊括不同种类的移民。[24]

罗宾·科恩在《全球流散：导论》（Global Diasporas：An introduction）第二版第一章中，把流散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大写且仅用作单数形式的流散（Diaspora），主要用来描述犹太人的流散经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散这一概念的范畴得到扩展，用来描述非洲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创伤性经历。[25]第二阶段，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涵盖的族群种类更加宽广，移居海外者、被驱逐者、政治难民、移民、少数族群等都可以用此描述。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流散更加多样化。[26]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社会建构主义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s）试图分解之前界定和区分流散思想的两个重要基石，即家园和种族/宗教社区（homeland and“ethnic/religious community”）。[27]在后现代世界中，身份（identities）变得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d），以一种灵活的方式被建构或解构，所以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流散的概念，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为第四阶段，也就是整合阶段，尽管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批判被部分的接受，但是这阶段的特征是对流散的重申和修正，包括它的核心元素、共同特征和理想类型。[28]

一 缓慢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

众所周知，流散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而是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有不少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流散作家群体，只不过当时现代意义上的“流散”概念并未出现，“流亡”一词是概括这个群体的普遍称谓。当然，早期对流亡作家群体的认知也与如今相差甚远。比如，如今的“流散作家”更多指跨民族、跨文化且以居住国的语言来书写的作家群体，当然，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也指具有流散思维的作家群；但是，早期对流亡者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同一个文化背景内，也就是主要在西方文化之中进行讨论。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流亡者的文学》中概述了因政治高压而被迫流亡的欧洲主流的作家群体。他指出，异国精神的影响对于流亡者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流亡者必然是属于反抗的，“把外国自然文物的知识散布到法国来的也就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29]。“与犹太人的情形不同的是，以离散描述散居非洲之外的黑人命运是二十世纪之后的事，其主要指涉是非洲黑人在欧洲与美国沦为奴隶的历史。”[30]这就牵涉泛非主义。泛非主义的群体中，流散在外的非洲人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最早起源于美洲。产生于美洲的泛非主义尽管经历了早期（1900—1963）、非洲统一组织时期（1963—2001）和非洲联盟（2001— ）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每个时期的参与主体都是全球黑人，其中就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非洲流散者。杜波依斯（W.E.B.DuBios）、伊塞迪贝（P.Olisanwuche Esedebe）、马兹鲁伊（A.A.Mazrui）和罗德尼（Walter Rodney）等人对泛非主义皆有论述。

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坦桑尼亚召开了首届非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会议指出：“虽然很难追溯‘流散’的起源，但它却适用于国外的非洲流散群体。”[31]这次会议被视为确立其用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74年11月出版的《黑人世界》（Black World）有一篇题为《什么时候黑人不是非洲人？》（“When is a black man not an African？”）的文章就谈到了非洲流散（African Diaspora）。约瑟夫·E.哈里斯于1979年在美国霍华德大学召开了“首届非洲流散研究大会”（the First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Institute），来自欧洲、美国、加勒比和非洲英语区和法语区的13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1981年又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召开了“第二届非洲流散研究大会”（the Second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Institute），应者云集。“这两个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确定和组织一个学者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国际网络，并促进非洲流散研究领域的教学和研究。”[32]之后几年，马拉维、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等国家的高校相继开设了与流散有关的课程，并邀请美国学者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资支持《非洲流散研究通讯》（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Newsletter）。从1978年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海地（Haiti）、巴巴多斯（Barbados）和贝宁（Benin）等地召开一些会议研究与非洲流散有关的议题。同时相继出版了八卷本《非洲通史》（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其中几章的内容就与流散相关。这就“扩大了该领域的影响力并且有助于重新解释非洲人后裔的历史”[33]。英国马克思主义作家、记者彼得·弗莱尔（Peter Fryer，1927—2006）1984年出版的《持久力：英国黑人的历史》（Staying Power：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描写了英国黑人历史的全貌。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从罗马征服时期一直写到当今，揭示了非洲人、亚洲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如何在过去两千年里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英国的历史，但是，这些人却被湮没于历史红尘之中。该作品“主要的目标是记录反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斗争以及男人和女人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大多数人不是被遗忘就是被作为奇闻逸事或屈尊视之的对象记住”[34]。加布里埃尔·谢弗（Gabriel Sheffer）于198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族群》（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被认为是流散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书中包含的每一篇文章都将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流散族群对国际和国家政治的作用和影响之上。”[35]他的作品还有《流散政治》（Diaspora Politics，2003）以及与阿贾亚·库马尔·萨霍（Ajaya Kumar Sahoo）合著的《流散与身份》（Diaspora and Identity，2014）。由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与大卫·达比丁（David Dabydeen）合作且于1991年出版的《黑人作家在英国，1760—1890》（Black Writers in Britain，1760—1890）包含19位在英国有过生活经历的英国黑人作家、早期美国黑人、西非与加勒比作家的作品。其主要内容包括作家自传、口头传说、奴隶故事、未公开的信件等。[36]这是对早期黑人流散作家的关注。

英国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1993年春夏之交访问中国并在上海作了题为《今日英国小说家》的演讲。她说，英国虽然作为一个岛国，但是却包含多种多样的民族，并且这种多样化的进程在20世纪还在加剧。[37]她列举了康拉德、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等为英国文学做出重要贡献但并不是生来就是英国人的作家。随后，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又举出了与以上几位类似的作家：西尔维亚·普拉斯、V.S.奈保尔、提摩西·莫、石黑一雄、萨尔曼·拉什迪和卡里尔·菲利普斯。其实，玛格丽特·德拉布尔说的这些就是英语流散作家。除此之外，相关期刊也加入到探讨流散问题的行列中来。《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是一本由杜克大学出版社（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经同行评议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术期刊。由人类学家卡罗尔·布雷肯里奇（Carol Breckenridge）和阿尔让·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于1988年创办。该刊物针对移民文化、社会、政治差异、全球性的广告、消费、网络等问题进行讨论。

由于文化研究注重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身份等，所以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与视角常常被运用于流散文学研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是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创始人。在20世纪50年代，霍尔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吸纳了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等人的观点以处理有关种族与性别（race and gender）的问题。[38]他广泛讨论了文化认同、种族、民族等概念，尤其是黑人移民的身份政治的创建问题。他认为身份是历史和文化不断建构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既定的成品。霍尔认为：“边缘群体艺术家的创作空间巨大，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因为边缘本身就是这些实践所揭示的一个主题。”[39]霍尔进一步追问，边缘问题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边缘族群的艺术创作的繁荣现象？它对英国主流文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它是如何被表征的？被表征的可能性还有哪些？它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艺术批判以及艺术理论的评判标准和发展方向？[40]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同时，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流散文学现象同样非常重要。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1956— ）是霍尔的学生，也是霍尔之后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1993）中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非洲思想史及其文化建设进行考察，提出了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的概念，以此作为跨国文化建设的空间。他把那些遭受过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们视为流散者的象征。这些流散者具有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也就是说，那些被奴役而来的黑人及其后代既无法抹去自身为黑人的事实，又试图努力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脑海中存在着两种身份意识。克里斯蒂娜·齐瓦伦（Christine Chivallon）认为，保罗·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标志着流散研究的一个转折”[41]。

二 理论奠基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后殖民理论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90年代渐趋成熟，成为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兴起的又一波批评浪潮。由于英语流散作家及其作品时常涉及边缘、身份、民族、国家、文化归属、文化认同、反抗中心等问题，所以，后殖民批评是英语流散文学研究非常倚重的理论资源，这个时期也可以视为非洲流散文学研究的理论奠基阶段。对于后殖民主义有多重解释，其中之一是指它跨越哲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以阶级、性别、种族为参照系，反思并拓展西方各派文化批判思潮，关注白种人/非白种人、宗主国/殖民地的对立互动”[42]。另一种解释把后殖民分为四个层面：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表示西方殖民之后的历史时期；代表一种针对殖民话语的反抗话语；指称一种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后殖民现象；全球化语境下指向后殖民国家所面临的文化经济矛盾。[43]后殖民理论“着重强调民族或地区文化的特征，强调种族特征，关注比较视野中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超越；注重混合、混杂等复杂现象”[44]。有学者把后殖民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70年代，以杜波依斯、桑戈尔、甘地、法农为代表；第二阶段是70年代末到90年代，以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至今，代表人物有阿吉兹·阿罕默德、德里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

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是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谈到流亡者时指出，后殖民化时代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移民、无家可归者和流亡者。这些人无法融入新的权力结构之中，被既定的秩序排除在外，流离于旧帝国与新国家的夹缝中。然而，萨义德指出，乐观向上的流动、知识分子的活力以及许多理论家所描述的“勇敢的逻辑”与以上所述的悲惨流亡经历是不相同的。“作为知识分子责任的解放运动产生于对帝国主义限制和破坏的反抗和对抗中，从一种固定、稳定和内化了的文化转变成了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化身是移民；它的灵魂是流放中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它的政治人物是那些处于领域边缘、形式边缘、家边缘和语言边缘的人。”[45]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流放的壮美和流离失所与难民的苦难是不一样的，它体现出一种“完美的和谐飞舞流淌”。他接着引用伊朗早期革命的主要领导者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的话来阐释一种新兴的、非强制性文化的可能性：

人，这个辩证的现象——被迫永远的移动。因此，人永远无法获得一个停歇之地，在上帝那里驻足……那些固定的标准是多么不名誉啊。谁能制定出标准？人是一个“选择”，一种抗争，一种不断的成长。他永远是移民，内心的移民，从一抔黄土到上帝，他是一个自己灵魂中的移民。[46]

萨义德接着写道：“流亡是建立在祖国的存在、对祖国的热爱和真正的联系上的：流亡的普遍真理不是一个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爱。每次流亡都包含着并不期望的、不甘心情愿的失落。”[47]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中，萨义德一开始就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与亚美尼亚人为例，描述流亡——从古代针对特定人精心设计的，有时是专一的惩罚，到20世纪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的转变。他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地模仿者或者秘密的流浪人。”[48]萨义德认为：流亡知识分子具有双重视角以及能够窥见事物的前因。“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49]“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50]萨义德认为：“流亡就是无休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安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51]萨义德这些关于流亡的论述被许多研究流散作家的学者所借鉴、运用。对于萨义德的观点支持者众多，但也不乏批评者。阿罕默德就对萨义德提出了批评。阿罕默德指出，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声称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但是他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奥尔巴赫的人文主义，这导致他在概括东方主义的时候出现混乱”[52]。“萨义德无法分清后现代的‘表现’与现实主义的‘表现’。在差异和身份政治中，萨义德没有诉诸政治经济和物质性，而是诉诸话语。”[53]阿罕默德认为：“西方历史上的东方主义偏见，并不是话语的问题，而源之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54]另外，“西方文化传统是异质的，其中不乏对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传统更广为人知，萨义德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西方多元文化糅合成东方主义，而标榜自己是最后的终结者”[55]。

流散作家群体从母国迁往异国时经常会遇到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的冲突等问题，这就需要流散作家做出选择：保留母国文化还是融入他国文化。但是，实际情况却非常复杂。霍米·巴巴提出杂糅性（Hybridity）与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概念，为不同文化间的相处提供了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也为流散作家的“落脚地”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杂糅性是霍米·巴巴的核心概念之一，用来描述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中出现的新的文化形式（new cultural forms）。杂糅性被“用来描述最近形成的，由于移民、流放和迁移而构成的混合与矛盾的身份特征”[56]。霍米·巴巴并没有把殖民主义视为过去的事情，而是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继续影响当代生活，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对跨文化关系的理解。他将后结构主义者的方法论（post-structuralist methodologies）应用到殖民时期的文本中从而改变了对殖民主义的研究路径。第三空间则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遇时产生的模糊地带（ambiguous area）：“它扰乱了建立在西方文化权威模式基础上的时序逻辑，用模糊的‘文化未定时间’取代了传统主义的目的论叙述。”[57]他的核心概念还有矛盾心理、文化差异、模仿等。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阿吉兹·阿罕默德等人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家，他们在其作品中也谈到了流散/流亡的问题。阿希克洛夫特、格里菲斯和蒂芬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着重涉及了两种反抗的方式，即重置语言与重置文本。这对于流散知识分子来说就有很高的借鉴意义。重置语言与重置文本是前殖民地人们“逆写帝国”的两种方式。对于重置语言来说，首先是对于中心英语特权的放弃，其次是对中心英语的挪用和改写。对于重置文本来说，作者认为：“在后殖民话语中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挪用却在于写作本身。通过对写作权利的挪用，后殖民话语抓住了强加于己的边缘性，使杂糅性和融合性成为再定义文学和文化的依据。通过写出‘他性’的状态，后殖民文本提出交叉‘边界’的复合体（complex）是经验的真正实体。但这一主张所意味的抗争——后殖民文本的重置——关注的是对写作过程的掌控。”[58]基于以上认知，《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把后殖民写作的特征归纳如下：第一，“后殖民的声音被帝国中心所沉默和边缘化”；第二，“文本中对于帝国中心的取消”；第三，“对于中心文化和语言的积极挪用”。然后在这部专著的第三章，阿希克洛夫特、格里菲斯和蒂芬三人通过“殖民主义与静默：路易斯·尼柯西的《配种鸟》”“殖民主义与‘真实性’：奈保尔的《模仿者》”“废弃的‘真实性’：米歇尔·安东尼的《桑德拉大街》”“极端的他性和杂糅性：蒂莫西·芬德列的《旅途上的不需要》”“挪用边缘性：詹尼特·弗雷姆的《字母的边缘》”“挪用权利的框架：R.K.纳拉扬的《卖糖果的小贩》”等阐释了后殖民写作的不同策略。随后，作者从位于交叉路口的理论——“本土理论与后殖民阅读”“理论重构：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理论”“反思后殖民：21世纪后殖民主义”三个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正如赵稀方所指出的：“《逆写帝国》既是后殖民理论建构的第一本著作，又是后殖民文学的首创之作，对于关注当代理论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59]

阿吉兹·阿罕默德的《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虽说是一部论文集，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需要引起重视。在《阶级的语言，移民的意识形态》这一章中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流亡者不是那些有特权的人，而是那些丧失了条件的人；不是那些拥有职业的人，而是那些陷入痛苦的人。”[60]接着，阿罕默德指出，移民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在很多情况下的“需求”与“志向”是模棱两可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分清，因为移民群体本身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政治选择，但是，“阶级出身、职业抱负与缺乏稳定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基础相结合，使得许多西方大学的激进的移民倾向于把第三世界机会主义既当作政治反抗的正当方式，又当作一种自我审查的方式，由此极大地推动他们投入这一讲政治和话语合二为一的已在西方大学成为主流时尚的方式”[61]。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在《道德的最低限度》（“Minima Moralia”，1953）一文第18节有对流亡者的精到见解：“严格说来，在当今居住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往成长的传统居所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每一个舒适的特点都以背叛知识为代价，每一个庇护的遗迹都以家庭利益陈腐的契约为代价。”[62]

与流散文学相关的期刊的创办以及相关的研究中心的成立，一方面促进了流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另一方面也昭示出流散文学研究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创刊于1991年的《流散：跨国研究杂志》（Diaspora：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致力于运用散居族裔理论对历史、文化、政治、移民经济的跨学科研究。这本杂志从创刊伊始就带有多元色彩，正如在第一期的内容简介上所写的那样，“我们将会发表那些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文章，尽管我们并不认同其中的某些观点”[63]。这本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该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工具或研究角度来研究历史和当代散居族裔问题，而散居族裔、跨国主义和全球化课题也已开始进入美国一些大学的课程计划”[64]。由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UK）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Singapore）合办的杂志《移动的世界：跨文化写作杂志》（Moving Worlds：A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Writings）是一本跨文化杂志。在当前民族、思想、文化的全球性跨国界运动的推动下，《移动的世界》迅速成为一个探讨全球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重要平台。[65]“它既传承了英联邦文学的传统，又在不断适应后帝国主义世界的发展现状，在英联邦文学和后殖民文化研究中开辟出新的道路，为全球化社会里日益增多的跨文化写作者提供平台。”[66]在其网站主页上有一条显著的标语也可以作为佐证：庆祝当地与全球跨文化社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Celebrating the diversity and richness of both local and global transcultural communities”）。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如图卢兹—勒米雷尔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Le Mirail）的流散研究中心于2005年出版的期刊《流散：历史与社会》（Diaspora：histoires et sociétés），新德里（New Delhi）出版的以印度流散为主要内容的《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主办的《南亚人在北美》（South Asians in North America），等。在英国出版的《南亚流散》（South Asian Diaspora）涵盖来自次大陆和次大陆内部的移民，《习惯：流散杂志》（Habitus：A Diaspora Journal）则把犹太人的经验与其他群体的经验置于国际化城市背景下进行比较。[67]除了各大期刊，还有一些与流散相关的研究中心，比如1993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加勒比研究所（Institute of Caribbean Studies），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先后成立的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等等。

从以上的概括性分析可以得知，文化研究与后殖民批评等理论话语与流散文学的研究密切相关。国外的研究者虽然针对的研究对象千差万别，所着手的角度也许因人而异，但是，对于流散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离不开与种族、身份、文化认同、家园等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资源不仅支撑着国外的研究者，而且对国内的流散文学研究亦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三 多元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2002年7月，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正式取代非洲统一组织，成为一个合乎时代要求、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的全非洲性质的政治实体。非洲联盟除了继续加强全非洲的团结与合作之外，散居在外的非洲流散者也是其团结的目标。它认为，非洲流散（African Diaspora）是“由居住在非洲大陆以外，无关公民身份和国籍，并且愿意为非洲大陆的发展和非洲联盟的建设做出贡献的非洲裔人组成”[68]。对于非洲流散文学来说，2000年之后，非洲英语流散文学的发展队伍更加壮大，其研究也更加多元。

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泛非文学和文化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of Pan-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巴巴卡尔·姆巴耶（Babacar M'Baye）认为，过去的学者只注重探究非洲流散叙事中的回忆录、诗歌和小说如何与西方产生联系，而《魔术师在西方：早期黑人流散叙事中的泛非主义影响》（The Trickster Comes West：Pan-African Influence in Early Black Diasporan Narratives，2009）则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综合了历史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人类学、民俗学和哲学等学科，探讨了非裔美国人、非裔加勒比人和非裔英国人关于奴隶制、新世界和英国压迫的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非洲影响给这些流散叙事带来了什么。这部专著涉及菲利斯·惠特莉（Phillis Wheatley，1753—1784）、欧托巴·库戈阿诺（Quobna Ottobah Cugoano，1757—1791）、奥劳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1745—1797）、伊丽莎白·哈特·思韦茨（Elizabeth Hart Thwaites，1772—1833）、安妮·哈特·吉尔伯特（Anne Hart Gilbert，1768—1834）和玛丽·普林斯（Mary Prince，1788—1833）等早期流散海外的黑人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对奴隶制、种族主义和其他压迫形式提出了持续的批评。他们也是泛非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这部作品“重新定位了泛非主义的起源，并表明其共同抵抗，种族团结和经济发展理论对开拓性黑人叙事的强烈影响。”[69]詹妮弗·布劳迪·德·埃尔南德斯（Jennifer Browdy de Hernandez）和波林·东加拉（Pauline Dongala）等人编著的《非洲女性写作中的抵抗：当代作品集萃》（African Women Writing Resistance：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Voices，2010）也涉及抵抗的主题。这部选集囊括了13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女性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和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和纳瓦尔·萨达维（Nawal El Saadawi），体裁有诗歌、短篇故事、民间传说、访谈和信件等，题材涵盖了部族和种族间的矛盾冲突、环境恶化、一夫多妻制、家庭暴力、两代人间的紧张关系、对割礼的争论和移民及流亡等问题。这部选集试图探讨非洲女性在面临现实困境时的抵抗策略，因为“抵抗一旦有效，就会带来改变”（Resistance，when effective，brings change）[70]。

马克西米利安·费尔德纳（Maximilian Feldner）的《非洲流散新论：语境中的21世纪尼日利亚文学》（Narrating the New African Diaspora：21st Century Nigerian Literature in Context，2019）重点分析了尼日利亚的青年流散作家，比如，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赛飞·阿塔（Sefi Atta）、海伦·哈比拉（Helon Habila）、海伦·奥耶耶米（Helen Oyeyemi）、泰耶·塞拉西（Taiye Selasi）、奇卡·乌尼格威（Chika Unigwe）、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和艾克·奥吉内（Ike Oguine）。作为当今年轻一代的尼日利亚移民，他们的作品书写了其移民美国和英国的切身体验。这部专著在讨论这些作品所涉及的历史、社会、哲学等背景之外，还分析了它们的叙事手法。这部专著着重关注的两个主题是对移民经验的描写和对尼日利亚的呈现。

雪利·穆迪-特纳（Shirley Moody-Turner）和洛瓦莱里·金（Lovalerie King）编著的《当代非裔美国文学》（Contemporary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The Living Canon，2013）是一部评论选集，涉及的作家有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爱德华·琼斯（Edward P.Jones）、特雷·埃利斯（Trey Ellis）、保罗·贝蒂（Paul Beatty）、马特·约翰逊（Mat Johnson）、凯尔·贝克（Kyle Baker）、丹齐·塞纳（Danzy Senna）和尼基·特纳（Nikki Turner）等。相关作品还有：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es）的《非洲流散文学与政治变革》（African Diaspora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安妮塔·路易斯·哈里斯（Anita Louise Harris）的《泛非叙事》（Pan African narratives：Sites of resistance in the Black diaspora，2004）、哈维马诺·沃西·阿卡卢（Haimanot Wassie Akalu）的《非洲流散文学中的泛非抵抗叙事：精编后殖民非裔小说中的集体抵抗主题》（Pan-African Narrative of Resistance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Literature：Themes of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elected Post-Colonial African-American Novel，2013），等等。

另外，当代非洲英语流散作家同样值得关注。比如，泰如·科尔（Teju Cole，1975— ）、奇内洛·奥克帕兰塔（Chinelo Okparanta，1981— ）、殷波洛·姆布（Imbolo Mbue）、奇戈希·奥比奥玛（Chigozie Obioma）、奇邦杜·奥努佐（Chibundu Onuzo）、托米·阿德耶米（Tomi Adeyemi）、阿夸克·埃梅兹（Akwaeke Emezi）、雅·吉亚西（Yaa Gyasi）等等。“今天的作家在风格上大胆、独特、迷人，话题广泛，从酷儿身份到性别认同，从西非神话到后殖民移民等。这是一股来自西非流散者的文学思潮。”[71]

除了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也促进了非洲流散的研究。2006年1月10—14日，“来自四大洲的大约80名学者以及来自印度非洲社区的代表在印度果阿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土地上举行的非洲流散会议”[72]。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为了鼓励非裔青年并支持他们接受高等教育，从2004年起多次举办非洲流散青年会议。比如2005年的主题是“回到你的未来”（Back to Your Future—An African Diaspora Youth Conference），2006年的主题是“成功之路”（Pathway to Success—An African Diaspora Youth Conference），2007年的主题是“历史+知识=权力”（History + Knowledge = Power），2018年的主题为“乌班图：有了我们，方有我之为我”（Ubuntu：I Am Because We Are），“这次会议是为有兴趣了解非洲流散以及它是如何在人们的自我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中学生们举办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你的历史知识是如何产生权力的”[73]。2009年4月30日至5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了“第18届非洲/流散年度会议”（18th Annual Africa/Diaspora Conference）主题是“非洲/流散的宗教、种族和民族关系：创建和平与正义对话”（Religion，Race，& Ethnic Relation in Africa/Diaspora：Creating Peace & Justice Dialogues）；2018年4月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举办“第27届非洲和流散国际会议”（The 27th Annual Africa & Diaspo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会议主题是“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经验教训、挑战和机遇”（The African Peace & Security Architecture：Lesson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既促进了非洲流散研究的发展，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群体的关注。

小结

国外对非洲流散及其相关课题的研究尽管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对非洲流散之研究的话语权主要还是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非洲本土学者的知识体系也不同程度地依赖西方的知识生产。这貌似也是一个难解的话题，流散自非洲的作家主要分布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阅读西方主流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和浸染，西方的学者更容易注意到这个群体；再加上西方的教育和科研机构相对发达，非洲本土的教育、科研机构相对薄弱，出现这种状况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出现更多、更专业的非洲研究者和提出更具原创性的非洲本土思想成为未来的期待，非洲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在其作品或访谈中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更为多样化的非洲，试图改变外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同时，中国学者的介入则有利于打破非洲本土学者的知识生产受制于西方的局面，或者说，中国学者的加入有利于从新的角度阐释非洲的流散问题。中国学者的视角就可以为非洲学者提供不同于西方学者视角的参照，进而从多维层面认识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有助于参与到世界流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构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