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试论问题学的哲学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史忠义

【摘要】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问题学哲学的基本思路和重要概念。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续篇，主要介绍历史性、叩问问题的历史性和变异性概念。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论述问题学在哲学领域引起的学术革命。

【关键词】起点 问题域 问题内差异 问题学回答 解决性回答 问题学排斥 解决性排斥 历史性 实效性 变异性 判断范畴 命题主义 回答范畴

【Résumé】Le présent article se divise en trois parties.La première présente le registre essentiel et les conceptes importants de la problématologie.La seconde partie est une suite de la première，elle présente les notions telles historicité，celle de la question problématologique et altérité.La troisième développe，sur la base des deux premières，la révolution scientifique en pholosophie.

【Mots-clés】Point de départ，Questionnement，Différence Problématologique，Réponses Problématologiques，Réponses Apocritiques，Refoulement Problémato-logique，Refoulement Apocritique，Historicité，Effectivité，Altérité，Ordre Du Jugement，Propositionnalisme，Ordre Du réPondre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当代哲学家兼修辞学家米歇尔·梅耶（Michel Meyer）1979年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科学上的发现和论证：康德主义、新实证主义和问题学》（Découverte et justification en science：kantisme，néo -positivisme et problématologie）即提出了问题学的概念，此后又发表了12部著作，2000年才发表了他的《问题域与历史性》（Questionnement et Historicité，PUF）一书。这是梅耶的代表作，长达580多页。几十页的导论综合论述了问题域和历史性的基本问题，第一部分论述问题学哲学，第二部分论述历史性概念。第二部分论述询问和回答流变过程中那些不计其数的顺序和程序引起的思想上的相应变化，使文字很艰涩。笔者第四遍阅读自己的译稿时仍然要对着法语原著，小心翼翼地改正哪怕一个字，为使译文好懂一点。虽然该著作部分章节的阅读前所未有地使我头痛，但此前已经翻译出版了梅耶的8部著作并浏览了他的大部分其他著作，我还是捕捉到了梅耶这部最重要的著作从学术角度引起的哲学革命。下面概要论之。

一 问题学哲学的基本思路

起点问题。起点问题涉及两种顺序，一种是实在（réalité，亦译为现实）中的顺序，另一种是人们心中、眼中、思想里的顺序，它们的对立构成了唯心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最大对立。形成这种分裂的根源是现象的双重性，现象既可以与实在中的顺序相一致，也可以呈现为人们心中、眼中、思想里的顺序。思想与实在、现象双重性的这种分裂是可以消除的，那就是思想要认识到，自身第一（实在中的第一）必定彰显为能量，在出现的第一中显示出来。

根基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首要的问题，人们既不能从另外一个问题出发来“解决”它（这样它就不是“第一”了），甚至也不能在其下游援引一个外部问题（原因见后）。因此，必须由这个问题本身来提供回答。我们应该从问题本身出发而达到回答。回答应该处于问题之中。在起点问题“里”，有什么比问题本身更首要的呢？问题域（questionnement，广义上的问题、问题域、叩问）是唯一可能的回答。对起点的叩问就这样呈现为对问题的询问（interrogation，interroger）。

这里首先把问题确立为第一要素，它比回答更重要。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思想（理性思想和命题主义思想）都把答案视为第一要素，在解决的必要性中消除任何交替现象，把解决的必要性确立为任何可能的肯定行为的范式，并进而确立为任何回答的范式。于是对问题和叩问的根除则是唯一被允许的解读，也是解决的唯一准则，这种准则本质上阻止人们表述问题和替代现象。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写上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句子，这句话从问题学哲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撑，但比问题学哲学的表述简明得多。

把问题确立为第一要素的做法以及对根基问题的论述，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问题学哲学对先验形而上学的批判：形而上学的建构（ses constructions）是任意的和无法验证的；严格地说，它可以在根基部分塞进它想要看到的东西。根基（le fondamental）作为论证的源泉本身，如何论证没有预设根基的立论并确定它的方法呢？人们可以把一切引为原理，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论证原理，因为原理是任何论证的源泉。

在问题学哲学的视野下，人们永远能见证到下述现象，即成为自身问题的人，仅仅向自己呈现出叩问者的角色；因而，只能在询问场（champ d'interrogation）的内部去思考他。因而他不能成为询问的条件。当我们这样先于一切地与叩问者关联时，我们就可能将叩问活动确立了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只能从对叩问活动的询问中并通过对叩问的询问找到它的基石。毋宁说，在这些条件下，某种突出人的解读不能被采纳。

问题内差异。如上所述，由于叩问成了问即是答，由此肯定了叩问内部的一种差异：这就是把问题与回答相区别的差异。由于我们总是这样回答叩问，差异就落入问题内部，甚至构成它。我们的提问在揭示为（呈现为）回答时，同时肯定叩问是由问与答的差异构成的；它就是这种差异。于是，对叩问提问就变成了对这样的差异进行思考。这就是从叩问开始回答的思维链接（articulation，衔接）。问题学作为彻底的叩问，乃是最彻底的哲学表达：问题学的调查研究是形而上学与哲理性以一种全新方式相融会的场域。事实上，以往的哲学从未对叩问进行过询问，即使它自以为是彻底的叩问。

这是截至目前任何根基理论都没有回答的东西，这也是它们失败的原因：它们从来都无法说明自己的方法论，自己的源头，自己的问题及原因，因为最终的分析说明，它们的做法实质在于排除所有造成问题的因素，因为那是一种负面性的标志。如果某种形而上学必须像“第一原理的科学”那样成为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对终极问题的回答那样，那么它只能是问题学，因为在对这样一种问题的任何回答的此岸，无论哲学传统能够给出的回答是什么模样，都存在叩问。

设想为问题学的哲学为思想开辟了一种超越回答、超越科学钟爱之实证性的空间。思想不能仅局限于回答行为，在将回答行为作为主题讨论的同时，思想超越了回答。问题学的调查研究规划确定了一个特有的领域：哲学的目的在于确证自己是对问题域的回答。因此，对问题域的询问就是回答，更准确地说，就是回答我们自己的询问，界定这种询问的特征。自叩问以这样的方式引起某种回答，回答获得的客体是叩问和回答，亦即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过渡，亦即它们在叩问内部的综合，叩问把它们耦合在一起并体现它们。这种综合的名称就是问题内差异：如果叩问（问题域）就是回答，差异不就被违背了吗？其实，差异在其语词的双重性中得到了肯定。语词“存在”（本体，本是，être）如果不表示叩问进程中的过渡和差异的话，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存在是问题内差异的操作者：它把问与答耦合在叩问中，或者耦合为叩问。

问题学回答（Réponses Problématologiques），解决性回答（Réponses Apocritiques）。问题学回答又称作问题性回答，即回答其实表述的是问题，解决性回答即解决问题的回答。问题性排斥（Refoulement Problématologique），解决性排斥（Refoulement Apocritique）。前者即对问题的排斥，这种排斥是多种多样的，它具化为从回答中区分出问题、区分出问题性，并仅放行回答。由此产生隐性与显性的区别（语句的多义性），以及把理性和逻各斯等同于唯一言语范畴的错误结果。从这种结果开始，明显地把问题与回答相区分的问题学就变得多余了，命题主义足矣，即使后者无法思考它所回答的问题，仅借助它自己的回答规范别样地思考自己，而且这些规范是命题主义从它自身出发循环地建立起来的。这是把必要性肯定为必然，把几何—数学的理想及其毋庸置疑的确实性自然而然地建立为必然的明证性。解决性排斥应该理解为排斥某些回答，排斥某些鱼龙混杂的回答。这样，历史性就成了这种双重排斥的游戏，双重排斥的目的在于确保问题内差异。当问题性排斥减少时，解决性排斥就增加，直至纯粹而简单地把差异思考为问题性回答和解决性回答。历史性是对大写历史的排斥：请把这种说法既理解为客体属性也理解为主体属性，理解为问题学昭明的一种排斥，但后者并没有消除它。历史性在自我反思和被反思时，确认了对历史的排斥，亦即确认了问题域的自律性，后者允许从问题域出发去思考它。

在梅耶的叩问程序中，既没有某种有待隐性地和迂回性地建立的确定性范式，也没有把叩问等同于某种任意怀疑甚至怀疑物的痕迹。前者与命题主义相区别，后者与笛卡儿和休谟的怀疑主义相对立。

事实上，他是从唯一可能的落脚点出发的：叩问问题是一种开创性问题，不质疑任何东西，也不想让任何理想范式处于优势地位。我们仅仅被投入某个问题（问题域）中，它是我们唯一的“方法论”资源，以推动它自身的解决。另外，哲学领域的“方法论”的本色具化为从问题本身推演回答。梅耶视其为一种问题学演绎（Déduction Problématologique）。这种演绎严谨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和康德对问题的演绎，但是问题学的演绎有其独特性。它明确地以从叩问问题本身开始的询问和回答的程序为主题。它的抱负与上面提到的其他演绎的抱负也不同，因为其他演绎并不把叩问的构成性差异即问题与回答的差异作为主题，这不是它们讨论的对象。我们甚至可以补充说，它们的动机是相反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或康德努力建立一种基于否定叩问并使叩问消失的回答的范畴，这种范畴有利于解决性、绝对确定性和完美无缺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被具体界定为把交替项命题化为矛盾性判断。[1]“A或非A？”的交替性、它们的问题被排除，最好情况下，这种排除把问题性改变为等待其真理价值的简单命题，而在最坏情况下，改变为逻辑上的不可能性。唯有问题被解决和被排除时，这样一种阐释才有意义：如果人们拥有A，就不拥有它的对立物（反之亦然），但是这仅在问题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才可能。因而，根除问题，消除问题乃是所谓“真实”（真理）思想的目的和规范。在根除所有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思想，是只想要思想中那些不造成问题的东西，似乎思想只是回答，一种不再可能反馈到问题的回答。这是一种排斥问题的回答观，它把某类解决的效果等同于普遍意义上的解决本身：如果不再有问题，这不正是它被解决的最好证明吗？而假如解决意味着消除问题，那就需要排斥一切询问性，那我们就必然且自动地进入解决方案的范畴，一种不再回应任何其他问题，仅回答拥有命题之必要性的问题，这些命题本身亦具有必然性。于是必然性成为唯一可能的理性规范，因为它从定义上排除任何替代项，视其为矛盾。当亚里士多德想把这种矛盾观规定为理性和任何言说性的最高准则时，正是这种理想范式激励着他；当笛卡儿寻找某种绝对必要的第一命题、这种命题以自己的形象产生其他命题，甚至当他以某种理性理想的名义，把他的研究（比所有其他研究都具有优先性）的问题性压缩为可疑的事物时，上述理想范式也激励着笛卡儿；这种理性范式的预设处于他的研究之外，很简单，因为它引导着后者；或者还激励着康德，他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脑中没有诡辩术，也不像笛卡儿那样，脑中没有经院主义，康德通过先验地赋予被直觉支撑的判断以必然性，努力回答经验主义者的怀疑主义，直觉这种综合本身也被他先验地颁布为任何必然性的排他性根源。

这种事实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这些演绎是循环性的。我们知道，循环性具化为把尚处于问题中的事情预设为已经解决的事情，当作答案，这样就消除了它们的差异（问题内差异）。因此，一种把旨在消除这种差异作为解、旨在通过排除其问题而解决它们、通过排斥叩问、更有甚者把这种排斥规定为任何“回答”的定义，规定为任何“回答”的根本必然性的举措，还有什么比它更循环的呢？但是真的可能有某种没有恶性循环的必然性吗？试图把解决性证明为任何思想的规范本来首先就是探索，在获得真理之前，除了它所排除的事物，能有什么真理性的（真实性的）东西吗？概言之，必然性的必要性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或者不存在。

只有如此深思熟虑的问题学演绎才能避免出自问题与回答的无差异（in -différence）的循环性。问题不再是消除叩问，不再是演绎、论证这种无差异的有效性（这种论证把演绎变成一种命题性的论证，预设于它自己的演绎中），相反，却是通过询问方式从询问中捕捉自己，通过这次不再预设其他事情仅预设询问和知道自己做什么的事实，把询问性理论化。这个事实本身没有任何循环性的危险。

这样叩问的问题就变成实效性（实际性）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实效性呢？

实效性（effectivité，实际性）概念。对提出问题及叩问活动的实际了解这种事实只能导致对事实本身的询问，并通过它，询问普遍的事实性（factualité）。因为归根结底，处于问题中的是问题内差异，这个问题就变成：问题内差异是怎样事实化（se factualiser）的，它如何引起关于事实的问题？这个事实问题的问题学演绎似乎把叩问本身推向后台 （arrière -plan），询问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自身而以其他事物为主题，自我排斥以便在以事实性为客体的解决中获得完成。那么，实效性就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在对叩问的排斥中获得完成某种解决，它（实效性）甚至不再被感知为问题，因为关注其他事物。梅耶认为，问题学的叩问以外的一般叩问的宗旨，恰恰就是参照某个其他事物，对它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把叩问作为主题而讨论，而是实践它，通过在每个具体的询问中排斥叩问而落实（Une Effectuation）叩问。叩问的这种具体化以隐含的方式界定它。他把这类界定叫作跨层面界定（surdétermination）。

二 历史性、叩问问题的历史性和变异性

历史性也是问题学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其基本思路中的重要问题，但因为这个问题占据了梅耶代表作的一半篇幅，有必要单独成节来论述。这样有利于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多义的历史性概念。

历史性反映了叩问未被询问的事实，但也反映了造成人们提出叩问问题的因素。因而历史性使具有开创性质的问题变成开创性问题成为可能，或者当开创性问题本身没有被询问没有被这样思考时，使某种叩问事实上处于开创性形态。历史性表述了能够对叩问提问的自由，这种自由也蕴含着人们可以在接受一个未被询问的世界中，与后者的各种明证性和共性一起生存，与它的传统一起，且一般而言，在建构起来的世界的威信下生存。在历史性的作用下，原初（原创性）具有某种意义，而在大写历史的眼中，一切永远都已经开始了。叩问问题作为实在事实上也是通过起点问题被如此排斥的某种历史的效果。起点问题仅在有利于排斥先于它的事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这种事物使它表现得不像对大写历史的某种回答，而像一种没有任何先前东西的问题，因为它是开创性的。于是，大写历史间接地、以衍生的方式、通过我们一点也不寻求感知的某种沉淀而自我显现，尽管它的意指效果在人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中凝结。在最初的询问中，叩问问题所体现的回答，以及随后对这个问题的询问对它所体现的回答，作为答案被排斥，这种回答事实上关涉历史性。历史性没有出现在叩问问题中，恰恰因为后者呈现出了开创性。在我们向叩问提出的问题中，定义并构建独创性哲理的叩问是反历史的（Anhistorique），确立为自律的。历史性本身在被思考的原初中是被排斥的，然而，原初也是某种断裂的声音，这种声音覆盖了过去的噪音。人们同时观察到对历史性的某种排斥，而叩问因此被偏移。它只能以衍生的方式、从其他被视为原初的事物出发被发现。正是这种衍生现象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当人们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叩问起点，事物可谓自我延伸，由于继续所必要的明证性和掌控得到了保证。

相反，人们作为专题予以讨论的叩问是问题学方法的历史性，是任何参与反思的询问性路径的历史性，同时，也是对它所回答的事物的排斥。梅耶用叩问的历史性这个概念再次阐述了叩问新解的独创性。自此，叩问在它构建与定义的某种层面上可以肯定为原初的和自律的。它不是回答但呼唤回答，并以这样的方式诉求问题内差异的落实，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大写历史的层面上，它是问题内差异的某种效果、某种产品。对叩问的询问最终使人们认识到问题内差异源自对所有历史东西的排斥，历史的东西引起我们的询问，作为对这种大写历史的回答。因此我们不妨说，被思考的问题内差异只能通过对任何先前的问题性的排斥才能在这种形式下实施。亲身经历的历史性，变成被思考成对问题学差异化这种时刻的构成性排斥，它作为主题被讨论就是这样的时刻。对叩问的否定，亦即对历史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曾经深刻影响前历史时期。这样，历史性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我们自身叩问活动的历史性与对它所回答事物的排斥相关，这是一种终于得到表述的排斥，因为它属于在某个时刻自身能够得到独立表述的这种历史性。排斥得以继续，但它变得有意识了。于是，仅仅在其效果中被体验的问题学差异，被作为题材得以讨论。在先前的时期中，对起点问题所回答事物的排斥自己也被排斥了。不能如此表述的历史性，问题学差异，即不能如此表述的叩问，自身都未能被独立思考。起点问题未能呈现这种问题的风貌，即没有呈现为叩问。由此，根基的实证性就成了所有范畴的本体、主题或实质。问题内差异的事实化已经发生了，但并没有从叩问出发被思考。对历史的排斥通过这种排斥而承担了历史，这种排斥在进行中，但没有必然在这种回答中被思考。现在与从前一样，起点问题作为原初问题而提出，因为它是最原初的问题，以至于历史性呈现为这样一种方法论内部对大写历史的持久排斥，恰恰为了使它能够记录为原初问题。

概言之，叩问问题涌现为思想与大写历史之差异的历史性，涌现为与大写历史协商关系的历史性。基于这种事实，它是作为被大写历史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穿越的问题内差异。因而叩问即历史性。叩问与历史性的差异是，以原初方式反思自己并思考原初的叩问，作为对大写历史的回答，它也因此而与大写历史相区别。当大写历史变得不可回避时，对它的排斥方式就是把历史性题材化（把历史性作为主题来讨论），后者就是这种排斥。区别于叩问的历史性，乃是融入其差异并作为差异的大写历史，在叩问问题中被如此思考的历史性专注于对大写历史的某种排斥，这种排斥此后仅是哲学与历史之差异的纯粹而简单的表述，是自我提出、但同时又深知自己在另一层面上乃是回答的问题化的纯粹而简单的表述。历史性是落入问题域内部的差异。

变异性（altérité）概念。变异性的本质是什么？问题所在的他者是谁？自我或他人，仍然保持自我之身的他者抑或一个真正的他者，既非自身亦非自身中的他者？倘若实效性就是在排斥自身、走向某外在事物中得以完成的历史性的话，那么历史性在问题域中并通过问题域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变异性的问题，后者不可能通过一种转向外在性的实现先验地被解决。总之，在历史性的问题中，注意力转向回答大写历史的提问者身上，且提问者询问自身，作为在对其自身的询问中服从于历史性的提问者。变异性则是其他事物，是实效性中的具体事物，而在我们询问的历史性中，准确地讲，它是人们习惯上称作的他者，根据提起我们身份问题的时段，根据把我反馈到变异性物体上最直接意义的我之外的另一他人的空间，它既是自身又是他人。我身上的这个他者也是我，而我之外的这个他者也是我的定位，是正在询问的人们询问自我时所提出的真正问题。作为独立概念提出的变异性问题，使我们超越了对意识的意识，因为在我们置身的场合里，这首先是一种处于问题中的“我们”，他（“我们”）像一个问题一样展示给我们，在那里我们既不展现为物质，也不展现为主体，甚至也不展现为意识，而仅仅是提问者。这个形成问题、询问自我、排斥或不排斥问题域的“我们”，变得不同于吸收或充实意识并在意识的全部活动中（包括反思性活动中）维持与自身一致性的实效性。变异性是自身问题固有的问题学差异（问题内差异）。

如果历史性就是实效性和变异性，仍然需要把历史性问题与变异性问题相区别。它们界定思想和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它们就是叩问所变成的东西：自身或同一性，问题内差异透过历史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乃是身份问题，透过它们所否定或者超越那些发生的变化明确与之相区别的大写历史，而达致这一点；上述变化发生在世界、物质、宇宙空间，最后还发生在他人那里。

这样问题域就引导我们直面形而上学最深奥的谜团：同一性问题或自身是谁的问题，物质、世界或宇宙的问题；最后还有变异性、他人或差异的问题。我们从中重新找到了哲学的古老划分：堪称同一性科学的逻辑学，有关世界科学的物理学，以及他人之科学的伦理学。或者还有休谟（Hume）《人性论》（Tra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的三个部分[2]，或者康德（Kant）的三大《批判》（les trois Critiques）。[3]

历史性把实效性与变异性耦合于对问题域的询问中，作为这种询问的诸多时刻，询问落脚于形而上学以及任何一般思想的三大传统问题上。在直至现在一直占上风的对问题域的否定语境下，这些问题的承载独立于任何问题域，通过它们自身十分明确地确立。被实践但却没有被如此思考的彻底的叩问把这些问题强加给思想界，思想界在没有更好语词的情况下，把这些苛求定性为自然的要求。在缺少任何问题学耦合的情况下，人们一直面对它们的源头的谜团。它们过去并没有被感知为问题，而是感知为实体，甚至感知为种种视点，每种视点一定时候都以压缩其他两种视点为目的。

事实上，历史性就是作为历史常态、独立于大写历史的问题内差异，它取消大写历史的效果，把它们整合起来，以至问题域的真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持下来。同时，把问题与回答的纽带构成常量来鉴定问题域的历史性，在对问题域的询问中呈现为询问的耦合原则，更准确地说，呈现为询问的同一性原理。

至于把问题域建构成差异的实效性，差异一方的存在理由在于另一方中，回答的理由存在于问题中，实效性让我们获得了问题域的另一个原理，即理由原理（理由律），作为问题与回答的纽带。当人们就问题与回答间永远存在某种差异这件事做出回答时，等于陈述了这种回答的理由即问题，回答通过问题自视为效果。各种回答的理由位于问题当中：理由原理就这样活跃着一般的回答行为，犹如落实问题内的差异。

那么对问题域的提问就成了就回答的原理本身对回答范畴进行询问，这些原理来自问题内差异并旨在实践后者。它们体现了回答行为的基本耦合，并支配着作为从问题过渡到回答的回答行为。正是这些原理造成回答的某种理由和范畴，同样，对这些原理的某种命题主义的阐释乃是阻碍回答行为被别样审视、只能囿于判断范畴的原因。

三 问题学的哲学革命

上面的介绍中其实已经看到了问题学在不同学术阶段显现的独特性及提出的新的学术思想。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它们并评估它们的重要性。

接受哲学今后应该从问题本身开始反思问题，不啻于从传统上、从一般意义上问题的负面观念过渡到一种积极的问题观。对问题性的这种感知是历史的成果，它迫使人们超越自柏拉图以来所建立的各种形而上学思想及几何学理想，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康德的先验哲学、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等一切唯心主义的思想。几何学理想仅在自行成立的必然性范围内理解回答行为，人们将此称为判断范畴或命题主义。命题主义在与那些互相产生、实为没有具体问题的答案一起活动时，显示出不吞没问题或者将它们摒弃于自身之外就无法处理问题的窘状。从笛卡儿到维特根斯坦的运动（该运动在维特根斯坦以后更加突出），清楚地显示，面对已经泛化直至确立为不得不就其自身进行思考的问题化，人们不再可能以上述方式进行思维。但是压缩为仅考虑解决从而摧毁了询问性的思维，即使在科学领域，也变得过时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构成了20世纪的伟大革命，然而当哲学重新思考空间、时间、类型、概念的实在时，错误地整合了它们。例如，对于量子力学而言，实在（la réalité）是由交替现象构成的一个整体，叩问者通过其观察和提问者的实际路径，将它们压缩为一种唯一的答案。问题学向这种传统的判断范畴和命题主义思维提出了挑战，它们的基本点就是根除问题。

问题学以最深刻的彻底性保持其哲学属性，在那里本原在不可回避中展开。对叩问的思考界定某种明确参照问题域的回答行为，且由于这种事实本身，问题与回答的差异落入回答行为内部，成为它真正的原理。各种类型的奥秘终将得到解决，这多亏了这些类型所付诸实践的询问性；同样，思想的终极原则将呈现为把问题与回答之差异落到实处，作为拥有思想的必不可少的常项。

梅耶在第一部分分别论述了以命题主义为特点的判断范畴和与之相对立的回答范畴。如上所述，判断范畴被建构为对根除问题性之问题的回答，对问题性的根除同时成为命题主义“回答”的准则。这是一种自我盲视和自我排除的回答。判断范畴、命题性范畴乃是不由自主的回答范畴。作为回答行为的概念，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产生悖论和循环性。然而，倘若判断范畴未能展现任何有效性，它就不可能穿越数十世纪的历史。悖论性的是，它以自己对问题的排斥维持着这种有效性，问题的排斥与落实实践即我们所称的实效性相吻合。判断范畴像实效性一样，在排斥叩问的基础上运行。排斥叩问的判断范畴享有数世纪之久的合情理性与作为其范式的实效性相关，在那里人们排斥叩问以解决提出的各种问题。

至于判断范畴的各种律则，它们显示为回答范畴的律则，但抽去了参照问题的精髓。因而它们是回答范畴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们把一种既不能被如此思考又不能反馈到叩问的“回答行为”极端化，从而给出它们只能以一种所谓内在必然性的名义反馈到它们自身的幻觉。例如，理由律规定，任何回答皆有理由，后者归根结底是一种问题；然而，如果人们囿于一种缩减为自身的回答范畴而不反馈到问题，人们将重蹈一切皆有理由而不反馈到某种差异的经典格式。不矛盾律和同一律的道理相同：它们被本体论化，把言说范畴与物质范畴混淆在一起；它们宣称自身是成立的。其实，判断范畴的律则是实效性排除的一种思维性律则，这种思维性落脚于昭明某个随后变成悖论性的和循环性的范畴，其原因恰恰是对作为有待解决之问题的叩问的否定，唯有这种叩问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然而这种范畴建立在不可能反馈到询问性的基础之上。自此，人们并不很清楚，在命题主义中，这些律则从何而来，它们从数量和品质上回答什么。理由律、矛盾律和同一律之所以主导回答行为，那仅仅是因为它们回应了耦合回答行为即耦合各种问题即耦合它们之间的差异化的“必要性”而已。这就分别给出了不矛盾律、同一律和理由律。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判断范畴只有作为回答范畴的特殊情况才有意义：它是不反思自身的回答范畴，因为它们关注其他事物。但是如果人们相对于回答范畴把判断范畴自律起来，以便把它变成理性及其表达方式的真理，亦即将其上升为普遍真理甚至绝对真理，那么这种判断范畴就失去任何价值、任何有效性，这甚至会引起某种超感性物质的形而上学及其同样可能的（équipossibles）各种矛盾，引起无尽的幻觉。

问题学的革命从问题本身开始对它进行询问还有第三层面的意义。它既没有从确立古代及中世纪思想光辉岁月的本体（être，本是）出发，也没有从通过自我意识奠定现代思想根基的主体（如笛卡儿的思想体系）出发。“本体”对于奠定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太模糊的概念，那是柏拉图发明的概念，恰恰是为了把人们引向不着边际的牛角尖，让他们脱离问题，脱离实际。对此，梅耶有着清醒的认识，1999年，他发表了《本体论史》（Pour une histoire de l 'ontologie，PUF，Quadrige）一书，他是西方很少有的提醒人们警惕“本体论”概念的学者之一。自伽利略以来，正是科学承担了表述何谓“本体”“本是”并解释其原因的任务，这样就确定了“本体”“本是”的各种不同内容。至于主体性，远非某种任意本原，它被冲动与大写的历史贯穿；一言以蔽之，它与“本是”一样，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始终与情感和历史内容捆绑在一起，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问题性。没有抽象的主体和主体性，一定要把主体概念放进具体的思想和历史环境中来分析和认识。

2008年，当西方又一次遇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问题学哲学，越来越感到西方社会按照资本主义去发展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需要另觅新路。那几年，法国大学出版社的“问题学丛书”中，各种学科用问题学视野重新观照和总结本学科原理、动力和前景的著作多达60多部。后来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实际革新并不尽如人意，颇有好了伤疤忘了痛、经济危机已经时过境迁的感觉，但学术界的反思是深刻的，他们的反思必将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笔者认为，这几个层面足以说明，问题学哲学是一场革命。

【作者简介】

史忠义（19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语文学分会会长，法国Nouvelles Humanités .Chine et Occident （《中西新人文》）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和中西思想史的比较研究。

联系方式：电子邮箱：shizhongyi51@126.com 手机：15910934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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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二者必居其一的逻辑，这是必需的，相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是A或非A。必然如此。

[2] 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包括三卷，前两卷《论知性》和《论情感》1739年出版，第三卷《论道德》1740年出版。

[3] 指康德的三部重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