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医大师李文瑞学术经验集萃
- 李怡 李秋贵主编
- 10383字
- 2025-04-29 18:29:01
第五节 中西医结合释义
李文瑞指出,中西医结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方针政策,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项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始于临床实践,逐渐演进而成为有发展目标和独特方法论的学术体系。任何学科都有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单纯闭门造车很难使学科快速发展。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从周围相关学科身上汲取营养,吸收相关学科的特长,来完善和发展自己。中西医结合不是简单的中医加西医。我国主张、提倡中西医结合,其精髓在于中西互补,使之源于西医而高于西医,源于中医而高于中医,创立中国新医药学。
自从开展中西医结合以来,学术成果累累出众,得到国家和医界的认可。然而什么是“中西医结合”?迄今为止,虽然有多种说法,但均未得到公认,大家还在默默地积极探讨。中西医结合为什么缺乏公认的定义?这是因为中医、西医虽然都治病救人,但是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有各自的完整体系,是故如何结合,难上加难。
李文瑞尊重科学,提倡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与长处,以提高疗效。以下具体从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等角度阐述中西医结合;其后,又从“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的思路与实践”“中西医结合对糖尿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思路与实践”“与香港某人士谈‘中医、中西医结合问题’”“李文瑞即席演讲——中西医结合”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
中医学和西医学相比,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辨病,都是认识和诊断疾病的过程,然方法则不同。
所谓“中医辨证”,即辨证论治,是指导临证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的精髓。在辨证论治过程中,运用四诊八纲,对证候辨析,确定证候的原因、性质、部位,根据证来确立治法,依法处方用药以诊疗疾病;中医既辨病名,又辨证名,即把病名和证名都作为解释观察证据的概念性医学实体。因而“法随证立”“方对证使”。也就说,是先确定病名,在病名之下,再根据不同的脉证表现,分辨出不同的证型,最后根据证名确定治法、组织方药。临证时,一种病常可表现出多种不同的证,而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有时可以出现类似的证。因此,在临证治疗时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虽然中医学在现代化检查方面及明确诊断方面略逊于西医学,但中医学更加注重患者的整体辨证及个体化治疗,而且经过上千年的临床实践,使得中医学拥有多样化且行之有效的诊疗手段,甚至可以在西医学束手无策时取得很好的疗效。
所谓“西医辨病”,是完整的诊断概念,即在辨病施治过程中,运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工具,基于临床表现和物理、生化、免疫、病理等方面的检查结果,作出较明确的诊断。西医在疾病的明确诊断方面优势明显,而且在治疗上可重复性高、适用范围广。不同的医师在面对同一份检查、化验结果时,对疾病的西医诊断往往可达成一致,所采取的治疗方法通常也大同小异。西医的病之下虽也有分期、分型之类的判断,但没有中医所说的证的特殊含义,也就是说,西医的分期、分型远没有像中医的辨证那样受到重视。
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汲取现代医学之精华,可以补充中医辨证论治等方面的不足。即西医诊断疾病,中医辨证分型论治,则可发挥西医诊断明确与中医辨证论治之长处,进而提高临床疗效。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虽然西医可明确诊断、防止误诊漏诊,有利于疾病的及早发现,启发和拓宽辨证思路等,但是中医与西医终究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而且两种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理论诸多方面有着极大差异。目前,在我国,两种医学同时存在、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但要真正结合,还须今后不断努力,从而创立中国的新医药学。
二、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宏观”与“微观”是相对的概念。一般而论,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体”。医学研究以“人体”为基本单元,向“微观”的精、深层次方向发展,如器官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等,无疑是科学的进步。然而,以“人体”为基本单元,向“宏观”的广、高层次发展,如考虑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同样也是科学的进步。因此,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当是结合、互补的关系。
所谓“宏观辨证”,实际上是指中医传统的辨证方法,且多强调辨证的规范化内容,其方法论的依据是“有诸内必形诸外”,因而可“司外揣内”地认识疾病,由此产生了“证”的概念。“宏观辨证”也就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望、闻、问、切四诊之所得(即将患者的诉说和自觉症状、医师通过检查得到的患者体征如舌脉象等作为辨证依据),通过综合的、整体的分析判断,作出病因、病位、病情的临床辨证。“宏观辨证”是中医的长处,在对疾病的概括性及抽象性上具有优势,容易归纳出机体的整体状态。
所谓“微观辨证”,实际上是指西医诊断疾病的方法,且多强调辨病的客观化标准,其方法论的依据与中医恰恰相反,是“有诸外必根诸内”,由此而明确诊断。“微观辨证”就是西医的辨病,除依据诊察的症状与体征外,在临床上更注重用现代科学手段开展生理、病理、生化、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测和物理检查,并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深入了解证候内在机制,探明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辅助诊断的客观、定量化指标,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机体状态,使疾病的诊断明确。在临床实践中,可以发挥其擅长微观认知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特点,从本质上阐述证的物质基础,为辨证进入微观化奠定基础。
在坚持传统的宏观辨证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前提下,参照并检验现代科学手段提供的微观指标,通过逐病逐症的研究,将证的特异性从病的普遍性中区别开来,以此为基础归纳出可反映证的特征性的微观指标,并将其纳入宏观辨证的体系之中,同时可作为认识和解释“证”本质的部分依据,这便是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意义所在。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就是将对疾病的认识由宏观转向微观,既重视中医的整体观念,又重视西医的微观指标,实验检测分析补充了传统的逻辑推理,微观检测丰富了直观的外象观测,从而对疾病的正邪状态、病理形态和生理功能改变以及证候演变规律等有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进而准确指导临床辨证与治则方药,以提高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西医以微观辨证、实验定量为核心,而中医以宏观辨证、动态时空过程的定性为核心,且辨证是中医的精髓。因此,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需要具有中医、西医两套学识,这就决定了诊疗疾病的思维逻辑,既不是因袭原来西医的一套,也不是走传统中医的老路,而是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相结合、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如此则有利于全面揭示疾病的本质,可以促进医学模式的转化。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辨证论治。
三、中西医结合——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的思路与实践
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中西医结合以来,尽管道路坎坷,但有志之士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始终没有停顿过。那么,什么是中西医结合?迄今为止,尚没有确切的定义。不论中西医结合学者或有关职能部门都下不了“中西医结合”的定义。
现时中西医结合医师们(学者)进行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方式多种多样,各有所长。大致不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微观辨证”“循证医学”,以及各种各样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
李文瑞长期处在临床第一线,把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对几种病立题进行专门研究,亦是采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在综合医院的临床实践中,西医和中医不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辨病与辨证往往需要体现在同一患者身上。辨病与辨证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二者各有优势,应当在辨病的范围内辨证,在辨证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这是因为:一方面,疾病的本质和属性往往通过“证”的形式表现于临床,以“证”为指导,辅以现代诊断技术,才可能认识“病”,所以“证”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另一方面,“病”又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映,只有在辨“病”的基础上,才能对辨脉、辨证和论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较全面的讨论和阐述。
具体地说,“辨证”多反映疾病全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临床诊断;“辨病”则较多反映疾病全过程的综合诊断。不过,“病”和“证”的区别,不能简单地仅仅用疾病的“全程”和“阶段”来解释。如果采用传统的中医病名,那么许多病,如黄疸、咳嗽、水肿等,现在看来仅仅是一种症状。如果基于西医病名进行传统的辨证论治,那么这种“全程”和“阶段”的解释就比较确切。因此,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这也是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
对疾病的认识,由宏观转向微观,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既重视中医的整体观念,又重视西医的微观指标,从而可使临床诊断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所谓宏观辨证,就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望、闻、问、切四诊之所得,作出病因、病位、病情的临床辨证。这种宏观辨证就是中医的长处,但也有其不足,即带有明显的意向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所谓微观辨证,也就是西医的辨病,即用现代科学手段开展生理、病理、生化、免疫、微生物等各方面客观征象的检测和物理检查,并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旨在深入了解证候内在机制,探明其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作出辅助诊治的客观、定量化指标。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实验检测分析补充了传统的逻辑推理,微观检测丰富了直观的外象观测,克服了“司外揣内”之不足,对疾病的正邪状态、病理形态和生理功能改变以及证候演变规律等有了较全面的系统认识。不仅如此,李文瑞认为中西医结合还应在理论上进行结合,即在中西医的医疗思想和治疗策略指导下将治疗方法结合,在保持相近疗效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简化中药用法,促使中药得到广泛应用,同时能够应用正确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方法,验证并合理评价中西医结合效果。此者,是中西医结合的诊断与治疗,是中西医结合的辨证施治,是融辨病与辨证、微观辨证与宏观辨证为一体的一种高层次的辨证论治,更有针对性、特异性和可重复性。当然,难度非常之大。
四、中西医结合对糖尿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思路与实践
李文瑞认为,糖尿病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临床综合征,或者说糖尿病可看作是以相似高血糖表现为特点的多组症候群。高血糖只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本质。也就是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胰岛素抵抗应被理解成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血糖”作为评价糖尿病防治效果的指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长期以来,降血糖似乎成了糖尿病防治的唯一目标。这不仅束缚了医者的观念,也导致患者一味追求降糖药,而忽视抵御并发症的其他可能性。
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方法、策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呢?
李文瑞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是可取的方法和可探讨的策略。临床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的作用温和而持久,具有整体、全面、综合治疗作用,可以活跃微循环、降低血脂和血液黏稠度,在抗氧化、改善外周胰岛素拮抗等诸方面都有良好作用,还可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
但是,中医药也有它的劣势,如降糖幅度小、疗效欠确切、重复性差等。同时,也必须应该理解——自古以来,中医各种论著,把糖尿病称为“消渴”,都说能治愈,其实只是症状减轻或消失而已——症状消失不等于治愈。因为古代不具备相应条件,无法得知病理形态和生理功能的改变,所以古人不可能知道“消渴”——糖尿病是终生病。
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醛糖还原酶抑制剂、蛋白非酶糖化抑制剂及抗氧化剂。欧美国家、日本多从化学合成药物中筛选这几类药物,但因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太多,有的药物即使实验及临床有效也不能批准投产。
中药大多为原生植物,毒副作用小。经历代医家临床应用,确有很多药物能治疗糖尿病,其中有些药物虽不能降低血糖,却可以改善患者整体情况,延长寿命,这就很值得从这条途径进行研究。因此,治疗糖尿病需要中医学和西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来攻克它。
李文瑞治疗糖尿病的中西医结合思路和实践,基于中西医各自优势,充分发挥各自长处。如西药降糖效果好、起效快,而中药改善症状好、降糖作用持久,两者合用,可以提高疗效。西医的一系列客观指标与中医的辨证相结合,以其微观的形式参与到宏观之中,使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无疑对“施治”的指导也更加确切,使疗效更好、疗程更短。
例如:一部分患者通过注射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治疗后,血糖、尿糖得到控制,但仍有乏力、便干、失眠、多汗等,此时通过辨证用中药治疗可获良效;对于胰岛素抵抗患者,注射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往往均不能使血糖下降,此时西医疗法处于劣势,而中医药对胰岛素抵抗常常显示有效。
基于临床实践,患者初次就诊时由于燥热较盛,往往血糖较高,此时首先应采用中西医各种治疗方法(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口服中药、口服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等)尽快控制血糖;待血糖控制满意后,将治疗重点转为预防和最大限度延缓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在诊治的大量糖尿病患者中,对于无明显急慢性并发症的患者,中医辨证大致分为气虚型(神疲乏力,口不渴,纳食正常或不香,小便清长或正常,不消瘦,大便正常或便溏,寐宁或嗜睡,舌淡或淡红,苔薄白,脉细乏力。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明显升高或正常)、阴虚型(口渴引饮,善肌消食,小便色黄,量多而频,消瘦,大便秘结或不爽,五心烦热,寐多不宁,舌红或微红,苔薄黄少津或黄燥,脉细数。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明显降低)和气阴两虚型(神疲乏力,口渴欲饮,纳食正常或略多,小便略多或正常,形体消瘦或正常,大便顺或偏干,或有五心烦热,夜寐多梦,舌淡红或微红,苔薄少津,脉细弱。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降低,但介于前两型之间)。糖尿病患者大多有不同程度的瘀血表现,可兼见于上述各型之中。
李文瑞认为,适当结合胰岛素、C肽的分泌水平进行辨证论治,就是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体现,有助于提高疗效。也就是说,对于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正常或升高而气虚者,应施以补气为主的治疗,因补气之剂可能通过提高胰岛素的生物效应而起到降血糖作用;对于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明显降低而以阴虚为主者,予以养阴为主的治疗,因养阴之剂可能通过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起到降血糖作用;对于胰岛素、C肽分泌水平介于前两者之间者,即气阴两虚者,以气阴双补为主治疗。活血化瘀则兼用于各型之中,因活血化瘀药可能通过改善体内微循环(血液动力及代谢状况)而起到降血糖作用。
李文瑞提出“酸苦抑甘”降低血糖的治疗方法,指出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应以益气、养阴、清热、活血为大法,其中益气为主导,养阴为根本,清热、活血为辅助,四者合用,则可达到标本同治、攻补兼施之目的。
五、与香港某人士谈“中医、中西医结合问题”
2000年10月14日,在香港九龙酒店第三会议厅举行了一次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的学术讲座。李文瑞的讲演为“老年糖尿病与并发症的中医治疗”。
李文瑞等(加上随行人员,共3人)在当日早餐之后,即提前进入会场并在会议厅小客室等待。突然来了一位在香港医学界学术活动或杂志画面上经常出现的人士(他是某先生)。他突然在李文瑞面前坐下,寒暄几句之后,便不客气地质问:“你的讲演稿中提到的中医、中西医结合对糖尿病的治疗,尤其β细胞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李文瑞客气地回答:“您提的β细胞(在糖尿病中的作用)是西医学用词,属于西医病理学范畴。我讲演的内容,虽有中西医结合的观点,但未深入涉及糖尿病的西医病理学内容。”
继之,李文瑞对其问之:“您可否给我十几分钟时间,让我说说个人的学术观点?”他答:“请李教授自便。”
李文瑞讲:“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医学界的大方向,完成它是几代人之后的事。自20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中西医并重,号召西医学习中医,进行中西医结合研究,截至目前已获累累硕果。我是个临证医者,每日为医治疾病绞尽脑汁,其间也进行过科学研究。这次讲演有中西医结合的内容,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以及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方法。讲演稿中阐述糖尿病的诊治,首先应辨出西医的糖尿病这个病,然后再运用中医的四诊八纲、理法方药(即辨证论治的方法)。这种中西医结合方法是在临证中衍生和总结出来的,也是目前中医界、中西医结合界公认的中西医结合方法之一。
“这里所谓的‘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如我所说,首先辨出西医的病,然后再运用中医的四诊八纲、理法方药(即辨证论治的中医诊治过程)。也就是说,辨出中医的证(这里指,在辨出西医的病名之后,再辨出中医的证),以中医的证进行论治。以上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所谓‘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即以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和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出中医的证(宏观),再结合微观的影像学和检验学(生化、免疫)结果(微观),进行有针对性的辨证论治。这就是‘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以上两种中西医结合方法是‘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使然。”
某先生问:“您也认为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种体系吧!”答:“是的。”
李文瑞继而答之:“我认为这两种医学各有其理论体系。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西医理论是科学的,而对中医的理论,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其是形而上学(无形或抽象)的,不是科学的。当然,阴阳五行学说的确是无形而抽象的,但它是哲学。
“哲学,有人称其为‘爱智慧’。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就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此可以说,中医学更像哲学。这是因为哲学不会老化。中国的孔孟之道,至今仍然光彩闪烁而生辉。哲学研究和讨论的是形而上学的事物本质,是抽象的总结。中医学不是公式推衍出来的,更不是实验室的结论,而是在几千年临证中对客观规律的总结。
“中医药学也是在自然科学之内的。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药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是以天、地、人为一体,研究如何依据阴阳五行等规律进行辨证的生命哲学;临证实践以辨证论治为中心,涉及疾病的形态、结构、性质。因此,中医能治愈疾病,是科学的,这也是肯定的。而非‘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有其自身的完整理论体系。
“当今社会上,有人说中医治病是‘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这种说法,大多数来自西医界人士,是以西医学理论体系或观点来衡量中医学诊治疾病。对于持‘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一歪理的人,如轻一点比喻,他们就是矮化中医药学的人,或者说是矮人看戏、识见浅短的人;若重一点说,他们就是无知者,甚至是轻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
“中医治疗疾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说法,在民国时期盛行一时。余云岫等提出‘废止中医案’之后,中医‘不科学,治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声音,此起彼伏,并大叫大嚷‘要改造中医,中医应科学化’等。
“本人对‘中医科学化’迄今仍持异议。所谓‘中医科学化’,潜在之意,即因中医不科学,所以要科学化;这其中的含义,就是要改造中医,使其西医化。说到这里,什么是科学?它的定义虽有多种说法,但其核心在于“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内容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据此,我在这里简要说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它以天地人相应整体观念为其理论体系的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以辨证论治为其诊疗特点。因此,中医诊治疾病能使其痊愈,即中医能治病,而且西医治不了的病,中医有时也能治愈。这就是不仅知其当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说,中医学既是哲学也是科学,这是自然科学属性使然。
“说到这里,西医学者不应以西医的理论体系看待中医理论和临证治疗疾病的理法方药,而说中医不科学。中西医二者都具有各自的完整理论体系。然而,二者的理论体系均尚不是完美无缺的,如西医病种中的糖尿病、高血压等,仍未弄清楚其发病根本原因何在,而在治疗上是随症用药,不能根治,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当然也有一些不能自圆其说。
“某先生,这里我还要说说,在世界各地,西医学是通用的。不论富国抑或穷国,都应用基于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心电图机、X射线机、医用超声仪(如B超机)、超声心动图仪、计算机体层成像(CT)设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磁共振成像(MRI)设备、胶囊内镜等影像学仪器设备,以及供实验研究用的生化试剂、免疫试剂等各种试剂。只要具备这些,就标志着医院是现代化的。那么,中医学为什么不能应用这些仪器设备呢?前面我已经谈及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所谓微观辨证,就是基于上述各种影像学检查结果和生化、免疫等检查结果而进行的。中医界大多都在应用这些,但它是‘西为中用’。因此,可以说中医学是科学的。如能充分利用这些,不就是与时俱进了吗?不也是现代化了吗?为什么还说中医不科学?!
“以上我啰里啰嗦,说了些不成体统的言语,请某先生指正。”
某先生说:“我敬而恭听了李教授阐述‘中医、西医和中西医’与‘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特别是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中西医结合等,对我加深认识中医有了很大的启迪。由于我提β细胞而使李教授阐述了中西医理论的不同,尤其批评一些人持‘中医治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观点时给我的印象,加深了我对中医学的认识。
“最后,我想问李教授什么时候学的中医。还有时间,请您说说为幸。”
李文瑞答:“本人于1950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在外科领域工作,首先从事战伤外科,抗美援朝之后到医院从事普外科,因在临床实践中目睹一些中医疗法效果惊人,渐渐对它生发亲热感。在当时,国家号召西医学习中医,于是我报名离职学习中医,后经卫生部批准,进入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攻读6年。我离职进入北京中医学院学习时已是外科主治医师。在北京中医学院的6年寒窗期间,我确实加倍努力了。当时教育部文件规定,凡重新入大学,与前一大学相同的专业在学校有学习成绩者,可以免修同专业的功课。据此,西医课程(学习西医课程需一年半左右)全部免修。这样,我的复习功课和自学时间在6年间空出近一年多,与同年级的同学相比,自学时间多得多,可利用大量时间专心攻读中医,刻苦钻研,系统学习,深研中医经典著作,并深得其要旨,从而熟练掌握中医药学理论。毕业后即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以上是我学习中医学的过程。获得医学的中西医双学历,在全国是少有的。”
某先生倾听李文瑞述说自己学习中医的历程时,表现得有点惊奇,而且态度恭敬。从此,某先生与李文瑞成为了朋友。当年的新年,某先生主动寄了贺年卡,而李文瑞回寄了茶品和《伤寒论汤证论治》《金匮要略汤证论治》两部著作,之后某先生亦回信致谢。
六、李文瑞即席演讲——中西医结合
自国家在医学界号召中西医结合之后,一部分西医学院成立中医学系,系统讲授中医药学;与此同时,大部分综合性西医院成立中医科。1956年,国家开办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等4所中医学院,学制6年,是为中医高校试点。2~3年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成立了中医学院(学制5年或6年),或中医学校(学制2年和3年)。与此同时,各医学院校、医药系研究机构、综合医院逐步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实验研究,如对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功能学说”“天人相应系统”“经络学说”等中医基础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在临床方面(中医学称之为临证),经多年实践,截至目前,大多临证医者(中医、中西医结合者)形成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治疗理念。即首先辨西医的病,然后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合参,应用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脏腑、六经等辨证方法,辨出中医的证,继之以八法(汗、吐、和、下、清、消、补)指导遣方用药。同时,在宏观层面辨出中医的证之后,再从微观层面切入,即以现代实验研究(如血、尿、便等的检测结果与影像学检查结果)为佐证,实现“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概而言之,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辨证论治。
自从开展中西医结合以来,学术成果累累出众,得到国家和医界的认可。然而什么是“中西医结合”?迄今为止,虽然有多种说法,但均未得到公认,大家还在默默地积极探讨。中西医结合为什么缺乏公认的定义?这是因为中医学、西医学虽然都治病救人,但是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医学,有各自的完整体系,是故如何结合,难上加难。有的医者趣谈中西医各自的体系:“宇宙间有星球这类明物质,也有灰洞这类暗物质。人体同样也有明、暗两套生命系统,即解剖系统和经络系统。它们都客观存在,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前者存在于尸体的基础上,后者存在于活体的基础上。西医通过解剖系统治病,中医通过经络系统治病。两套生命系统虽都连接五脏六腑,但前者主要输送血液,而后者主要输送‘气’。西医是对抗医学,讲究针对病原体的对抗治疗;中医是平衡医学,讲究身体的‘阴阳平衡’和‘阴平阳秘’。”据此,两者的结合难不难?!
有人说:“中医不科学。”我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因中医是一种生命哲学,而哲学一旦联系实际,从定性说明变成定量描述时,其过程就有了科学的含义。因此,中医的治疗过程和西医的治疗过程一样,都有定量的内容,都属于科学范畴。两者都是医学,人类都需要。据此,两种医学都具备各自的体系,但不能以西医理论衡量中医理论,比如说中医治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反之,以中医理论衡量西医理论,也可以说西医治病“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要想中西医结合,首先必须合作,不应互相拆台,宜互相补台,有合作方能逐步走向结合。然而中西医结合,任重而道远,有志之士尚需加倍努力。
我本人的中西医结合实践之路,在大型综合医院以糖尿病为突破口,进行中西医结合研治工作。我的思维方法始终姓“中”,不偏离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即“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以辨证(中医)与辨病(西医)相结合为指导,并将“宏观辨证和微观辨证相结合”,从而发挥中西医结合临证治疗和实验研究的优越性。
(黄 飞 李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