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兵起于太原

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渊决定起兵。

一天早晨，李渊请王威、高君雅议事，正谈着话，刘文静带着刘政会闯了进来，当众宣布了一件事：王威和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意图引突厥军队侵犯太原。

听见这话，高君雅破口大骂：“这是造反之人要杀我！”骂也无用，双方彻底撕破脸，王威和高君雅以通敌叛国罪被关进大牢。

两天后，几万名突厥骑兵来袭，他们从晋阳北门进入，又从东门离开。

面对突厥的这次进攻，李渊做了两手安排：第一，嫡系部队隐藏起来，不许露出旗帜，不许高声喧哗，不许露头，营造晋阳是一座空城的感觉；第二，之前收编的起义军首领王康达带领本部一千人埋伏在北门，向突厥骑兵的尾部发动偷袭，抢夺战马。

这样的安排让手下一脸茫然，李渊自己却成竹在胸，而事情发展也如了他的意。一番热闹之后，起义军全军覆没，李渊的嫡系部队全身而退。

仔细想想，这件事情阴谋的味道太浓了。如果李渊真想收拾突厥骑兵，出动训练有素的官军肯定是第一选择。让起义军对付突厥骑兵，就是要让他们做炮灰。

李渊这样做，原因有两个。

其一，起兵在即，李渊需要打出扶持隋室的旗帜以招揽人心，可军中偏偏有反隋起义军的成分，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吗？利用突厥骑兵铲除起义军的势力，完全符合李渊的利益。

其二，突厥骑兵是来演戏的，他们没有大肆抢劫财物，如果双方再不交下手，这场戏未免也太假了，很容易让人怀疑到李渊头上。不过即便是这样，明眼人也知道此事与他脱不开关系，《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几乎直言不讳：“帝（李渊）神色自若，欢甚于常。”

一个人被揍了还扬扬得意，无非是被揍后得到的好处比损失要多。

在起兵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造势，而最顶尖的造势，就是利用民众的情绪为自己服务。群体是无意识的，驱使民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划事件，调动和利用民众的情绪；一种是展示实力，利用民众跟随强者的心态。突厥骑兵袭击晋阳城，威胁到了太原民众的安全，民众的仇恨瞬间被点燃，李渊已经成功了一半。另一半收获呢？一是在民众的煽动下，李渊杀了王威和高君雅；二是李渊再一次证明，只有他才是太原民众的保护神。

对李渊来说，做太原留守是皇帝给的差事，那叫政治资本；而证明自己能保护太原民众，这叫实力资本。活在乱世，实力资本永远比政治资本有用，何况李渊两者兼备。

突厥军队在晋阳城转了一圈，随后驻扎在城外。李渊安排了几路疑兵，搞出有军队支援太原的阵势，突厥军队于是在村里抢劫一番，随即扬长而去。

演出顺利结束，李渊自然要兑现说好的片酬，再洽谈其他的合作。

在李渊的幕僚团中，刘文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突厥的态度最积极。他劝说李渊拉拢突厥，让始毕可汗赞助军马，以壮声势。此建议得到了李渊的认可。

李渊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国家丧乱，百姓受难，如果我不去救济，必被上天谴责。所以我决定了，要大兴义兵，将隋炀帝从江都迎回来，重新与突厥和亲，两国重修旧好。第二，可汗你可以出兵相助，到时候得到的人口和金银珠宝归你所有，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妄杀无辜的百姓。第三，可汗也可以选择按兵不动，我会将财宝送货上门。

李渊说了，他要迎回隋炀帝，让突厥和大隋重修旧好。谁都知道，之前始毕可汗将隋炀帝杨广围在雁门，让大隋颜面扫地，之后双方就撕破了脸皮。让大隋和突厥握手言和，岂是那么容易的？所以看到这个条款的时候，始毕可汗直接炸了毛，声称李渊如果想迎回隋炀帝，突厥就不和李渊玩了，但如果李渊想自己做皇帝，他们倒是可以全力支持。

这时候，始毕可汗写来了回信，坚持让李渊称帝，李渊有点为难。其实他知道始毕可汗的态度即可，有些事拿到台面上讲，会给他的光辉形象抹黑。不过对于称帝这件事，李渊的下属是极力赞成的。这帮兄弟跟着李渊刀头舔血，无非求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没自己的名号和地盘，这个愿望根本无法达成。此后一段时间，幕僚团甚至以军队的名义向李渊施压，让他同意始毕可汗的称帝建议。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建成和李元吉到达太原。李建成、李世民、裴寂带着幕僚团向李渊请命，希望他效法商朝伊尹放太甲、西汉霍光废昌邑王的先例，废黜隋炀帝杨广，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为帝，兴兵除暴，中兴大隋——当然了，“中兴大隋”只是一个出兵的借口，谁让搞大事偏偏需要这种口号。

消息传到突厥，始毕可汗送来一批战将并上千匹战马，还有一个口信：如果李渊需要，他可以派兵护送李渊到长安做皇帝。

对此，李世民、裴寂给李渊提了个建议——改旗帜以示突厥。

隋朝尚火德，旗帜为红色；突厥以狼为图腾，旗帜为白色。幕僚团的意思是将红色的旗帜改为白色，以示对突厥的臣服，进而换取突厥的全力支持。

按照幕僚团的搞法，李渊夺天下没有问题，可后世人给他的评价恐怕只会是一句话：李渊是个毫无底线的卖国贼！

不愿背负卖国名声的李渊思虑再三，选择采取折中的办法，使用红白相间的旗帜。李渊有意和突厥撇清关系，可碍于突厥的势力，又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感受；同时他也想靠拢大隋政权，获得霸占长安的合法性，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高级参谋温大雅深知李渊的难言之隐，于是用了周武王在牧野执白旌誓师以伐商纣王，隋文帝“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东海”，于是创立大隋的典故，将李渊比喻为周武王姬发、隋文帝杨坚之类的“义举”天子，试图为李渊遮掩一二，可谓煞费苦心。

几番筹谋，李渊总算要出动了，当时他手下的兵力总共只有三万，分为三支军队：中军由李渊亲自坐镇，他自封为“大将军”，建立大将军府，大将军府长史由裴寂担任，大将军府司马则是刘文静；左军由李建成坐镇，他担任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公”，领三军；右军由李世民坐镇，他担任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公”，领三军。

其实对于李渊的部队来说，统一调遣是最合适的，但他有这么安排的理由。

第一，英雄豪杰、官员士绅投奔过来，无非是想找个大平台，能在乱世建功立业、封侯拜相。但前来投奔的人太多，李渊需要把他们每一个都安排到有机会建功立业的位置上，因此不得不多设岗位，于是把全军拆分成中军、左军和右军，而这三军中几乎是同样的编制。

第二，李渊懒散低调，年轻时长期的压抑生活经历导致他的权力控制欲望很弱。在这样的心境下，李渊有意栽培儿子，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于是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时拥有了开府建牙的权力，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过剩的人才分别涌向兄弟二人，有了各自明确的政治站队，开始不遗余力地帮李建成、李世民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进而让自己获得更大收益。于是，后来唐朝建立之初持续多年的两府之争，此时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