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学者对于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研究状况

早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就开始了地方自治改革的研究。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将俄罗斯的这一研究分成三个阶段：旧俄时代、苏联时代和新俄罗斯时代。

在旧俄时代，相关研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地方自治改革之初的一些活动家和思想家的设计方案。在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H.A.考尔夫的《俄国初等学校》和《地方自治问题（国民教育方面）》在国民教育活动方面对地方自治机构做出了全面的规划，为后来地方自治局的国民教育实践带来巨大影响。[2]特别是第一本书，在国民教育还处于起步的年代，作为教育家的H.A.考尔夫为地方自治学校设计出了完整的教学大纲，事无巨细地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和实践的能力，该书是我们考察地方自治之初国民教育制度设计的重要材料。

第二部分是同时代的人在研究和总结俄国历史的时候对地方自治活动的介绍。帝国自由经济协会出版的、由Г.法利博尔克和В.恰尔诺卢斯基编写的四卷本《俄国的初等国民教育》[3]，虽然并未专门研究地方自治局的国民教育活动，但是对其多有涉及，它对1893年俄国国民教育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在每个方面都列出了各地区、各省、各县的统计资料，绘制成表格，其中也包括地方自治局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成果。另外，B.B.格里高利耶夫的《俄国学校史纲》讲述了俄国的学校教育和建设从基辅罗斯时代到19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弄清楚俄国教育的发展进程很有帮助，而且该书还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在亚历山大二世领导下的俄国教育改革，保留了很多法律文本。[4]Г.亨克尔的《西方与我国的国民教育》一书将俄国与西欧几个国家的国民教育进行对比，保留了俄国教育方面的一些统计资料。[5]И.阿列克申采夫的《俄国中等教育史》一书讲述了俄国中等教育从18世纪至19世纪的发展史，对俄国地方自治局管理下的中等教育也有介绍。[6]H.B.契诃夫的《俄国学校的几种类型》讲述了从19世纪下半期到苏联成立前后俄国教育的发展，其中对地方自治局的教育建设进行了重点介绍。[7]

第三部分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批对地方自治改革的总结和反思之作，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在地方自治教育方面，В.恰尔诺卢斯基和布纳科夫的著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В.恰尔诺卢斯基写出了两卷本的《地方自治局与国民教育》[8]，对地方自治局的国民教育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也是我们能够利用到的非常有效的材料。另外，针对20世纪初期的国民教育改革，他还出版了《国民教师和国民教育活动家的伴侣》[9]、《第一届全体地方自治大会上的国民教育问题》[10]、《俄国组建学校的主要问题》[11]、《教育领域社会思潮的结果》[12]、《俄国发展校外教育的主要问题》[13]和《学校的改革问题》[14]等一系列著作，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布纳科夫曾经作为教育家为地方自治学校的教师们做过培训，他的著作既包括他为教师做培训的材料《学校事务》[15]，也包括几十年执教经历的总结《农村学校与人民生活》[16]、《布纳科夫笔记》[17]和《我是如何成为又拒绝再做“教师的教师”的》[18]。除了上述著作之外，还有当时的学者Д.И.季霍米洛夫的《初等学校当前的任务》[19]、Я.В.阿布拉莫夫的《星期日学校》[20]、伊万·科索维奇的《地方自治局、学校与教区》[21]和Н.М.赫伦斯坦的《国民教育》[22]等书。我们还找到了С.О.塞罗波尔科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季霍米洛夫图传》[23]、А.П.阿丰斯基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格夫的生活与教育活动》[24]和Л.Б.马凯多诺夫的《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布纳科夫生平活动传记》[25]等教育家的传记资料。

而在医疗方面，我们只找到医生Р.А.叶格罗夫斯卡娅编纂的《1870～1910年比尔姆省沙德林斯克县的地方自治医疗》[26]和А.И.申加廖夫编写的《荒芜的农村——沃罗涅日县两个村庄的卫生和经济调查经历》[27]。

在综合研究中，最为著名、最为全面的当属Б.Б.维谢洛夫斯基的《地方自治局四十年史》[28]一书。该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两卷主要讲述地方自治局在职责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如教育、医疗、经济、粮食、保险、兽医学、修路、通信等，后两卷主要从政治方面讲述地方自治机构从产生到发展的进程，对于各个改革法令都有详细的说明，保留了大量的史料。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地方自治会议的决议、地方自治局的报告以及其他各种统计资料，详细展示了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所作所为，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客观而不失批判的历史眼光。该书是我们研究地方自治局在各方面活动的基础性参考书目。

在苏联时代，地方自治改革的问题被淡化甚至遗忘，很长时间内无人研究。1968年，Л.Г.扎哈洛娃出版了《1890年地方自治反改革》[29]一书，研究了地方自治改革与农奴制废除之间的关系，并认为1890年亚历山大三世颁布的相关条例对改革事业来说是一种倒退。Н.В.比鲁莫娃的《截至20世纪初地方自治知识分子及其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30]一书讲到了地方自治局的雇员，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种元素”——作为地方自治知识分子的教师、医生、统计员、农艺师等人，对于他们的形成、人员构成、奉献精神、社会地位、具体活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阐述，堪称研究地方自治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作。Г.А.格拉西缅科的《俄国地方自治》[31]着重探讨1917～1918年俄国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及其灭亡的历程，并在第一章详细总结了它们在半个多世纪里的活动。总的来说，苏联时代的地方自治改革研究普遍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侧重研究专制政府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对于地方自治改革的研究呈多样化和细致化的趋势。在综合性著作方面，Н.Г.克罗廖娃主编的《俄国的地方自治：1864～1918》[32]一书对地方自治改革的背景、启动经过、具体活动、与斯托雷平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的活动都进行了阐述，是当代俄罗斯对地方自治改革进行研究的高水平著作。对于地方自治局的具体活动，学者们的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对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省份甚至某一个县的研究不断出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Т.А.斯维里多娃的《卡卢加省地方自治局史纲：1865～1918》[33]、П.С.卡贝托夫的《萨马拉省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历程：1865～1918》[34]以及К.А.斯杰潘诺夫的《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期雅罗斯拉夫尔省罗斯托夫县地方自治局的活动》[35]，它们为考察地方自治机构在各地的具体活动提供了借鉴。类似的学位论文或论文摘要还有：Н.А.涅沃斯特卢耶夫的《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乌拉尔地区的教育与俄国公民社会因素的发展》[36]、И.В.赛门琴科的《乌拉尔地区地方自治局的活动（1900～1918年）》[37]、К.А.斯杰潘诺夫的《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俄国中部县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以罗斯托夫县地方自治局为例）》[38]。另一种趋势是对地方自治局活动的某种领域的研究，例如Е.В.莫克沙诺娃的《文化领域中地方自治局的图书馆事务（以1864～1917年的圣彼得堡省为例）》[39]、Е.В.切尔尼雪娃的《我国历史编纂学中地方自治职员的社会面貌和社会活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至1914年）》[40]、Ю.В.科罗别伊尼科夫的《1864～1917年俄国地方自治机构对穷人实施社会救助的历史经验》[41]等。另外，乌沙科夫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在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42]对地方自治知识分子的数量、分类和社会活动也做了一定的研究。

医疗是俄国地方自治局的重要活动方面，我们找到的最权威的专著就是М.Б.米尔斯基的《俄国医疗史纲：10～20世纪》[43]，它对于俄国地方自治局在医疗建设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另外，Т.Б.德米特里耶娃和Ю.А.亚历山大洛夫斯基编著的《俄国著名的精神病医生（历史与现代）》[44]一书对于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期俄国地方自治医疗中的精神病院的建设也有一定的笔墨。为纪念19世纪著名的地方自治医生和教育家А.В.皮罗格夫200周年诞辰，俄国方面还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论文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45]一书中也有关于19世纪的地方自治医疗和皮罗格夫活动的研究。

在其他方面，我们收集到的资料还包括：Т.И.米涅耶娃的《兽医史》[46]和И.Н.尼基京与В.И.卡卢津合作编写的《兽医史》[47]，В.Г.索科洛夫斯基的《赫尔松省提拉斯波尔县的地方自治道路与道路设施》[48]，以及Н.И.弗拉基涅茨和В.А.雅科勃斯担任总主编的《集邮大辞典》[49]，等等。另外还有相关论文几十种，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俄国地方自治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们也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例如，曹维安和师建军的《俄国大改革前的地方自治传统》一文，不仅论述了俄国19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改革与16世纪以来俄国传统地方自治治理之间的继承和损益，还在概念上区分了земство和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之间的区别。[50]胡黎霞《俄国地方自治局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一文分析了俄国地方自治局产生的背景，介绍了地方自治局的选举制度，比较了1864年的《地方自治条例》与“反改革”的1890年条例之间的异同，并指出地方自治局的历史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864～1904年为屈服于政府的时期，1904～1905年为与专制制度公开冲突的时期，1905～1914年为与沙皇政府完全合流的时期。[51]她的另一篇文章《俄国地方自治局的阶级构成及相互关系》一文，详细介绍了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不同观点和活动，认为地方自治局是贵族利益的代表，其经济、福利和税收政策都是有利于贵族的；农民既没有对地方自治局的活动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第三阶层”（即地方自治局的雇员，被作者称为“新兴资产阶级”）是地方自治局经济文化发展成就的主要缔造者。[52]艾林的《试论19世纪的俄国地方自治机关》一文分析了俄国地方自治机构产生的原因，并认为，从性质上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议制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俄国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它的实践活动对俄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客观上动摇了沙皇政府的统治基础，推动了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决定了它灭亡的命运。[53]徐向梅的《浅析1917～1918年俄国地方自治机构的演变》一文着重探讨了二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构的巨大发展以及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激烈矛盾，分析了这种矛盾的几种类型，并认为地方自治机构作为资产阶级、地主组织，代表的是资产阶级道路，在十月革命及其后的社会变革时期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相反却站在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一方，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机构，所以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予以废除。[54]在专著方面，孙成木等人编写的《俄国通史简编》（下）对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地方自治改革在不同阶段的演变。[55]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一书，对地方自治机构的组成和职能进行了介绍。[56]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邵丽英的《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一书是国内迄今唯一一部对俄国地方自治改革进行较为全面研究的专著。[57]该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仔细梳理了地方自治机构从兴起到灭亡的全过程，包括改革产生的历史背景、改革的制度设计、改革期间的社会经济形势和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也包括地方自治机构的具体活动（政治活动、社会经济和文教卫生领域的活动），以及它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和最终被消灭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地方自治机构在成立之初是与政府机关并存的特殊组织，于是在俄国的地方事务处理中形成了一种双轨制；后来随着国家对地方自治机构控制的强化，它日益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在1905年革命以后，地方自治机构“挟革命以求立宪”，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地方自治机构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建立起了中央一级的领导机构，政府对它的控制力明显减弱；到了二月革命之后，地方自治活动家取得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并在全国建立起了乡级地方自治机构，这是它辉煌的顶点；可是“得到了权力，但未得到民心”，终于在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落败。

但是该书的缺点是比较明显的。尽管作者承认“在国家与地方自治机构的关系上，给予地方自治机构以较大的独立性，当然这种独立性的前提是地方自治机构不能介入政治，不能介入政府活动范围”[58]，也知道政府的意见是“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政府，都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某种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对政府充满敌意并企图另组政府的组织与自己同时并存”[59]，但是作者用了全书一半左右的篇幅来介绍地方自治机构在1905年革命之后的政治活动（再加上对成立之时的政治斗争和之后的制度设计的介绍，则占全书的70%）；尽管作者明白“后来的实践表明，自治机构在国务会议所补充的国民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工作反而取得了最主要的成就”[60]，但作者仅用极少笔墨（只占全书的十三分之一）来介绍这些纷繁庞杂的事情。作者的思维显然受到了政治事件的影响，而有意无意地将地方自治机构的民生活动放在了一种次要的位置上，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前后矛盾的论调：一会儿说“无论何时都应承认教育的普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满足了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需要，为这个民族将来的发展提供了积累”[61]，一会儿又认为“就地方自治改革的实际过程来看……在社会阶级中层化（即作者所指的‘现代物质手段带来的幸福应为绝大多数人所共享’）方面持相当保守的态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们在推进现代科学技术和宪政制度方面所做的贡献，也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陪葬品”[62]。“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政府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早已明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政府的严密控制，地方自治机构不可能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即便后来在战争和革命的非正常状态下地方自治机构逐渐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最终将沙皇政府取而代之（为时很短），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无法改变它们在民生领域所做的基础性和主体性贡献。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将注意力转移到地方自治机构长期以来真正努力推进的方面。如果将该书作为地方自治机构的政治活动发展史，那么它是基本合适的；如果以它来阐述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则显得不够全面，其结论也会有失偏颇；如果再以这种偏颇的眼光来论述“改良的命运”这类宏大的主题，探讨改革与革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原因及其地位的问题，肯定会力不从心。所以说，如果我们不仔细考察地方自治机构的民生活动，则无法准确地理解这场重要的改革，也无法给予它应有的评价。

不过，我们对这部著作也不应该过于强求，作为国内第一部研究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著作，能从政治的角度仔细梳理并阐释地方自治机构的设计、产生、发展、兴盛与灭亡的图景，已经很不容易，毕竟它使我们对这场改革活动有了大体的了解，它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应该否定的。而接下来继续充实这方面的研究，则是本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