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只有快速行动是不够的

记得有段话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骑自行车，拼命蹬，1小时不过10公里；如果我们坐汽车，闭上眼睛，1小时可以跑100公里；如果我们坐飞机，吃着美食，听着音乐，1小时可以飞1000公里。同样是人，为什么结果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因为我们所依托的平台变了，你依托的平台决定了你前进的速度。”

当初读到这句话时，心里就想总结得真精辟。读完后，看看周边的芸芸众生，仿佛就自己是在骑自行车，其他人最差的起码也是电动车，还是小牛牌的。读读新闻，尤其是充满纯铜臭味道的商业信息，3年半上市的还在觥筹交错，1年半上市的已经占据头条，貌似也都在验证这段话。

风口和环境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多地的P2P平台爆雷，大量的独角兽公司资金断裂造成大裁员，到最后独角兽没有了“角”，只剩“兽”。曾经站在风口的企业，因为速度傲然群雄，却也因为快速扩张造成最终陨落。这个时候，再回过头看看这段话，感觉内容里少了些更重要的信息，一些比速度更重要的关键点。

速度固然重要，1小时的移动距离，有的人是从10公里，有的人是100公里，有的人甚至达到1000公里，但考虑过目的地吗？这个目的地可能是终极目的地，也可能是阶段性目的地，距离太长，不管是骑车、坐汽车还是乘飞机，都要补给的。另外，考虑过环境因素吗？晴空万里可以全力以赴，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则要小心翼翼，更何况要是遇到台风等极端天气，绕道都是万幸的，更多的是停止。

如果方向错了，骑车1小时你会偏离10公里，坐汽车1小时会偏离100公里，坐飞机1小时会偏离1000公里，这个时候，速度越慢，你偏离的距离越短，也意味着你浪费的和无效的努力越少。如果环境再差些，你无法明确自己的方向在哪里，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尝试一步，调整一步，速度慢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此时你需要的绝对不是快速了。

速度快，留给你的纠错时间就很短，你一个延迟，就已经错得太多了，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修正，结果往往还无法回到原点，有些错误甚至是致命的，可能连第二次修正的机会也没有。

什么影响着你对方向的判断呢？是外部的干扰，就像你拿着指南针在矿场一样，外部的磁场干扰着指南针的度数和结果反馈，外部磁场若是不规律，你的指南针度数就更不靠谱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充满不确定性，是新技术主导的新世界。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叫VUCA（乌卡）时代。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VUCA这个术语源于军事用语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普遍使用。随后它被用于从营利性公司到教育事业的各种组织的新兴思想中。

但这个词却早在1987年就诞生，最初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伯特·纳努斯（Burt Nanus）在研究领导力理论时第一次引用“VUCA”这个缩写，他们一定没有想到，VUCA这个缩写已经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快速地传播开来，被频繁地用在领导力策略领域，涉及非营利组织、教育领域。最终，被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首席运营官罗伯特·麦克唐纳（Robert McDonald）引入商业领域，用来描述新常态、混乱和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这是一个VUCA的世界”。

关于VUCA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代名词：蝴蝶效应。早在1961年，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数学家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Edward N.Lorenz）用当时最顶尖的电脑试图预测大约1年内的气候情况，他希望能看清数据库中的气候趋势，找出某种模式。但气候是一个“VUCA范”十足的问题，一点也不给洛伦茨面子。

有一次，洛伦茨在重新检测一个特定模式时偷了个小小的懒，他在输入数据的时候只保留了3位小数，而不是之前的6位小数，这个非常细微的差别，导致的结果似乎就是“变出来的两个随机的天气”。在一个可以如机器般精准地预测的世界中，如此微小的差异是不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同的。我们已经可以精确地预测日食、潮汐和行星运行轨道，数据输入的微小差距，也只会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而已，貌似一切都是在可控的范畴中。

但天气显然不是这样，它为各因素彼此纠缠所干预，极其不稳定。对空气施以轻微干扰，这种最初的扰动就有可能以几何级数放大，从而完全改变现状。几年后，洛伦茨发表了论文《巴西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能否在得克萨斯掀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有名的“蝴蝶效应”，也算是VUCA的“图腾”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指出：世界在按不同于以往的速度改变着，每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作用在一个文明上时，都会给这个时代带来深刻的影响。在诸多遭受失败的高科技公司的经历中，它们的领导者面对着未知、不可预测、更不可回避的挑战，却又缺乏适应这些挑战所需的灵活、想象力和领导力。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而是略显笨拙，没有赶上变化的速度。

在互联网新技术的加持下，某个“独立的”“个体”的事件或要素往往能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世界已经从复杂变成了错综复杂，事物已经不完全按照线性规律运行了，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看到它了，我就能知道”的程度。

举一个例子。2008年3月，加拿大乡村歌手戴夫·卡罗夫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下简称美联航）飞机的过程中，他名贵的演出吉他被美联航的行李员弄坏了，他花了整整9个月来联系美联航的客服，最终无功而返，迷失在其迷宫般的客服体系中。卡罗夫于是创作了《美联航弄坏吉他》（United Breaks Guitars），并且拍成了MV（Music Video，音乐短片）放在了YouTube视频网站上，短短10天，点击率接近了400万。而美联航股票暴跌10%，相当于蒸发了1.8亿美元，卡罗夫的吉他价值大概为3000美元，美联航因为这3000美元，损失了吉他价值的60万倍的钱，还被数以百万的人在网络上指责，背负骂名。

这一“小”对应的一“大”，“孤立的事件”对应着“大规模的反馈”，充满讽刺又让人感到无奈，更令人畏惧。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一书中也帮我们展示了几个类似场景：一位妇女丢掉了手机，但征召了一群志愿者将其从盗窃者手中夺回；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受到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记录。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是由管理甚少的参与者们共同撰写的。

VUCA时代就像一面放大镜，任何瑕疵都被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万事万物将在非线性的框架里运作，事态的进展往往也不是我们所能理解或预测的。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用这句话来形容VUCA时代再合适不过了。

说是好时代，是因为新技术的运用可以让个人的影响呈几何级数放大，你可以更大程度地被别人熟悉或接受。但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有这个“放大”效应，如果你没有好的思维，做出来的错误行动也会被快速地放大，快到让你无法去修复和弥补，错误的放大意味着大量的纠错成本，这个成本也不仅仅局限在财务层面，还在社会责任方面。

在这个新世界中，“快速行动”就成了双刃剑，VUCA时代拉平了赛道的差异性，不再是过去传统环境下自行车、蒸汽火车和飞机的本质差异了，谋定而动自然就成了先手优势。

还记得之前的那段话吗？环境变化了，10公里速度的自行车未必追不上1000公里速度的飞机，当每个参与者和玩家都在努力确定要往哪去的时候，速度这个单一维度的权重就会降低。

行动靠谋定，谋定靠思维，一个极简的思维一定会成为“你心中的所爱”。

VUCA新世界要求我们学会选择，做减法。世界越来越复杂，我们却越来越需要简单。日本家庭生活类作者山下英子提出过“断舍离”的概念，本意只是教大家如何在家进行杂物管理，但其核心思想“断舍离”目前却已经成了一种更高境界的生活方法认知——追求简单。简单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追求简单的本质是筛选、是做减法，因此如何保留精华，去除糟粕就成了这个世界对我们的高要求了。那在提升我们的思考方法方面有没有简单的精华可以学习，可以了解，可以使用呢？答案就在这本书中，我会给大家介绍这个简单、好用的思维模式，让我们来帮助你应对这个“更苛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