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囚徒困境”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三个经典问题。第一,企业为何履行社会责任?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带来什么?第三,企业应该如何履行社会责任?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后果和行为方式的讨论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要理解这三个问题,就需要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认识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受到众多利益相关者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所掌握的稀缺资源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而企业如何确保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这些资源就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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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础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所谓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RBV),是指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出于各种原因,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即具有异质性,进而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资源基础理论是指导企业资源管理实践的关键理论,自提出以来伴随社会需求的升级和管理实践的进步而逐步发展。

1959年,彭罗斯(Penrose)聚焦组织内部成长创造性地将企业看成资源的集合,指出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实物资源等在内的异质性资源的有效获取和科学配置,可以助力自身绩效提升并进一步塑造区别于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自身稳步成长,这为资源基础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产力的逐步提升,企业的竞争逐渐由大机器的竞争向资源的竞争转变。1984年,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在彭罗斯的基础上提出资源基础观,指出对资源的关注是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逻辑起点,并强调企业依托异质性资源、知识及能力构建资源壁垒是解释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关键,这标志着资源基础理论的诞生。在此基础上,巴尼(Barney)于1991年进一步指出企业战略选择依赖于对自身独特资源与能力的分析,认为组织所掌握的信息充分与否对战略资源获取有重要影响,并提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其拥有的资源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

所谓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RDT),是指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存活目标,就是要想办法降低对外部关键资源供应组织的依赖程度,并且寻求一个可以影响这些供应组织,以使关键资源能够稳定掌握的方法。

资源依赖理论属于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流派,是研究组织变迁活动的一个重要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70年代逐渐形成,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一起被并列为组织研究中两个重要的流派。其主要代表著作是菲佛(Pfeffer)和萨兰基克(Salancik)在1978年出版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书中提出四个基本理论假设: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组织生存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由此可见,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没有组织是自给的,都要与环境进行交换。

资料来源:张璐,王岩,苏敬勤,等,2021.资源基础理论:发展脉络、知识框架与展望[J/OL].南开管理评论,1-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10928.0209.002.html.吴小节,杨书燕,汪秀琼,2015.资源依赖理论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评估:基于111种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J].管理学报,12(01):61-71.

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构建和维护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成为理解相关关键问题的焦点。“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是研究社会交换关系的起点。这里就顺理成章地借助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来解释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所谓“囚徒困境”,指的是参与博弈的两方选择合作时的个人收益小于选择背叛时的个人收益,而可能导致双方都会为了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而选择背叛的决策情景。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个人的最佳选择不是集体的最佳选择;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其中,每一方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合作或背叛。若一方选择合作,则可能在对方选择背叛的情况下遭受最大的损失;而一方选择背叛,则意味着在损害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可能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这样,每一方都有两种策略可选而组成4种可能情况。“囚徒困境”博弈中的核心点在于博弈双方是否相互信任和合作,并且在合作的情况下能得到对双方总体而言最佳的结果。

在公共设施修建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设想有两户农家(双方都是理性人)为邻居,十分需要有一条好路从居住地通往公路。修一条路的成本为4,每个农家从修好的路上获益为3。如果两户农家共同出资联合修路,并平均分摊修路成本,则每户农家获得净收益为3-4/2=1;当只有一户农家单独出资修路时,修路的农家获得的收益为3-4=-1,即亏损1,“搭便车”不出资但仍然可以使用修好的路的另一户农家获得的收益为3-0=3;若两户农家均拒绝出资修路,则两户农家获益均为0。修路博弈的获益如图1-4所示。

图1-4 修路博弈的获益

在修路博弈中,对任何一方而言,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选择背叛(不修路)都是最佳的选择。例如,对甲方而言,当乙方选择背叛的时候,甲方选择合作会亏损1,而选择背叛则获益0;如果乙方选择合作,那么甲方选择合作获益1,而选择背叛则可以获益3。同样,对乙方而言,最佳策略也是背叛。那么,在“囚徒困境”之下,双方最后的选择都是背叛而都获益0。这样的结果,也很好地解释了在现实生活中为何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降低。原因在于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双方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难以建立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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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并购沃尔沃的囚徒困境

2010年3月28日,中国大众品牌吉利并购世界上最安全的豪华车品牌沃尔沃,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吉利因此转型,摆脱了低价车的阴影,成为国内第一家跨国汽车公司。吉利并购的初衷是借沃尔沃的技术和品牌,打造出吉利的高端自主品牌。一方面,重新发挥沃尔沃在欧美等汽车市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勇于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提升沃尔沃的市场占有率和国际竞争力。

然而,吉利并购沃尔沃之后的几年,吉利与沃尔沃之间的博弈并未停歇,吉利和沃尔沃两者共同面对着不同的收益与成本,陷入了经典的“囚徒困境”。并购后在沃尔沃的业务重点上,吉利方面主张沃尔沃走高端路线;而沃尔沃方面想求稳,主张推出更小型、更节能和环保的车型。吉利希望沃尔沃能更快地与吉利融合,从而彻底改变吉利品牌低质、低价的形象,冲击更高端的市场,在国际上打响品牌;而沃尔沃则强调“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要和吉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对话”。

资料来源: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吉利并购沃尔沃的囚徒困境[EB/OL].(2013-03-01)[2021-12-04]. http://www.cmcc-dlut.cn/Cases/Detail/1122;新浪财经.沃尔沃袁小林谈吉利并购成功三因素[EB/OL].(2020-12-11)[2022-12-0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659919263090088&wfr=spider&for=pc.html.

实际上,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构成“囚徒困境”博弈,这也是导致两者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既能出现鱼水情深的一面(合作),也会出现关系破裂、对簿公堂的局面(背叛)。对企业而言,合作意味着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提高利益相关者的福利,背叛则意味着通过侵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来提高企业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对应的负面行为,即企业无良行为(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SIR)。同样,对利益相关者而言,合作意味着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源,而背叛则意味着通过侵占企业的资源来实现个体利益的提升。套用图1-4的“囚徒困境”,可以得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囚徒困境”模型,如图1-5所示。

图1-5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四种情形中,如果收益满足条件D>B且C>A,也就是说企业侵害利益相关者获得的收益始终大于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时获得的收益,那么对企业而言,最佳策略就是背叛(采取企业无良行为)。如果企业确定会选择“背叛”策略,那么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最佳策略显然是侵害。这样就产生一种对社会整体而言最差的结果,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均选择背叛而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最低。例如,企业污染当地环境,当地居民阻止企业生产,从而导致两败俱伤。

我们希望双方能合作实现互利互惠,在提高各自经济利益的同时提升社会整体福利。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就需要满足诸多条件:第一,企业选择“合作”情况下能得到的回报(B)要足够大;第二,企业采取“背叛”行为的损失(C)要足够大;第三,利益相关者愿意与企业建立社会交换关系而可能会选择支持企业。当满足这些条件后,无论利益相关者选择怎样的策略,企业都会选择合作(因为企业选择合作的收益都是更大的,A>C且B>D),那么双方的合作关系就会建立起来。

在以上三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需要依靠政府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来保障,以约束企业无良行为,加大对企业无良行为的查处和处罚力度,这方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本书不再赘述。本书关注的是如何保障第一条和第三条。实际上,这两条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在“囚徒困境”中建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