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治水通运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受人民当家做主时代潮流激发，关注和参与社会进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面目一新，效率大幅度提高，视野大为开阔。故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河治理史研究方兴未艾，漕运和运河研究又兴旺一时，成果如雨后春笋，新鲜喜人。

一 治黄史研究

1952年10月，人民领袖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来到了黄河边，做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题词。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做出综合规划。随着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工程波澜壮阔地开展，黄河治理历史和现状研究有多部专著问世。

1955年出版专著三部，侧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黄河成就，但也涉及治黄史研究，古为今用、服务时政色彩很重。黄河水利委员会编著的《征服黄河的伟大事业》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历史上的治黄情况有所述评。王维屏、胡英楣合著的《伟大的黄河》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论及黄河历史变迁和流域自然状况，考证了历代对黄河河源的探求。张含英《征服黄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落实党和政府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分别介绍了黄河的自然面貌、历史灾害和治理情况，以及今天根治黄河的斗争。书中汇集8篇文章，大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充满新的时代气息。

1957年，相关学术研究出现学术化、专业化势头。张含英《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成就》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与两年前《征服黄河》的服务时政不同，该书着重述评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悠久历史、光辉成就和丰富遗产，介绍古代灌溉、航运、水能利用、治河防洪、水土保持、水工技术和治河思想，学术性较强。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黄河治理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首先，体现学术研究古为今用的要求。作者受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举治淮启发，认为治淮之后必然大举治黄，而治黄需要掌握黄河规律。黄河的自然规律，总要从黄河历史和治河历史中显现出来。要发现它，就不能完全丢开黄河历史和治理历史。于是，他慨然以发现治河规律为己任，在可能范围内继续努力发掘黄河变迁史，略尽为人民、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责任。同时也体现了严谨而高效的治学精神，作者“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山大学北轩，修正去年底的写稿。一九五五年全稿再度补完”[5]。仅用1年多时间拿出初稿，其后3年多时间两易其稿，精雕细琢，反复斟酌。初稿紧张高效，修改精益求精。

其次，内容博大精深，超越前人甚多。全书由导言、主体十五节（相当于通常的章）和附录附图三部分构成。导言总论全书学术观点，主体十五节论述各朝黄河变迁情况，附录参考书目、地名摘要索引和河源问题之外，另有贾鲁、惠济二河当代防洪将来水运价值一文，附商代至晚清黄河图十幅，穿插安排在相应章节中。主体十五节内容又可分三部分：前三节分别论述黄河重源说及其被打破和《禹贡》成书年代，为下文具体论述各朝黄河变迁做必要铺垫；第四至十二节依次述评元代以前黄河变迁和治河历史；第十三至十五节论述明代至民国河患河防。尽管作者有意把研究重点放在元代以前，“详古而略今”，但实际上因为明清有许多治河专著传世，研究资料较元以前丰富得多，倒是唐宋以后章节相关内容更为详尽而确凿。例如关于黄河经行州县、决水走向、堵决工程等内容唐代始有较为详尽的条述，至宋代方用表格列出分年河患和治理大事，元明清三朝河患和治理情况则不仅用图表分述历年大事记，而且把若干年份归为一个分期，总论各个分期黄河走向和治河特点，其规模宏大、内容深厚，超越同时代治河专著不少。

最后，该书虽名为黄河专史，但很多章节言及运河和漕运。如第九节中关于水运的“三国至北魏之河事遗闻”，分年条述曹魏、两晋、南朝的开河和漕运大事；“隋代的间接治河”中论述通济渠、永济渠开凿详情和漕运功用。第十节五代及北宋黄河中的“清汴工程”论及宋代汴河漕运水路，黄河来水含沙量较前朝增大导致清淤保通投入巨大，不得已弃黄引洛力行清汴工程。第十三节明代河患中的“会通河”和“开泇河”内容，实际上属于治水通漕范畴。第十四节清代河防中“清代河患的分期”所言与运道重叠部分河道，尤其是清口蓄清敌黄、防止倒灌问题，无不事关运河通塞和漕运命脉，为民国相关专著所不及。

学术论文方面，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文分上下，分别发表在1955年《地理知识》8、9两期。全文由前言、黄河改道的简史、历史上黄河情况的改变、运河的变迁、关于恢复已废运河的两点意见五部分组成，发表在第8期的部分主要论述黄河变迁，理论建树有二。（1）对清人胡渭黄河改道五大徙之说进行补正，指出“胡渭倡五大徙之说，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加上一徙，就称‘六大徙’”[6]。然后阐明每一大改道的来龙去脉，并用地图把大改道后的河道清晰地标示出来。（2）提出黄河性质变迁概念，指出“从第十世纪以后这千年中，黄河确是以决徙为常态，安流为变态，确是华北大平原人民生活的严重威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泥沙量和洪水量是黄河决徙的两大自然因素。……黄河河床里的泥沙量和洪水量却是古少今多，愈来愈多，这可不是自然的变化，而是由于人为的原因”[7]。谭先生认为人为原因有森林的破坏、草原的破坏、沟洫的破坏、湖泊和支津的淤塞。文中有鸿沟、隋代运河和元明清运河三幅插图，相当精准。

1962年，张家驹《论康熙之治河》发表在《光明日报》8月1日，赵世暹《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11月的第2辑。二文发表意义有二：一是把黄河研究具体至一个朝代；二是把治黄河与漕运关联起来加以研究。前者由时代背景、治河的成就、康熙的作用、存在的问题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治河、导淮和济运三位一体是康熙治河的总特点，第二部分把康熙治河依河道总督分为靳辅、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三段。首段反乱为治，“见到显著的成效”，次段低迷，守成且不可得，于成龙“继任总河，虽还能勉力督修，但也干了一些不应有的改作”。其后接任的董安国，“庸碌无能，河工日废，不特海口淤垫，下游复塞”；末段复振，恢复并光大了靳辅治河的局面，康熙四十三年“两河宣告‘大治’”。作者还概括出康熙朝治河通漕工程都集中在清口、高家堰和海口三处工地，并分别述评各处主要工程及其成果。第三部分指出康熙六次南巡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寓于对河工的现场勘察上”。并具体论述清圣祖对高家堰泄水坝启闭、清口导黄出清和海口开通泄水诸问题具体指导意见及其实践效果。第四部分论述康熙治河失误和不足，一是靳辅总河期间没有注意“上游水土流失”，只治理淮安上下河道；二是开海口以泄里下河积水治理，清圣祖碍于靳辅作梗，没有力持己见，以至于张鹏翮总河下河才得到彻底治理；三是洪泽湖大堤六泄水坝开而复塞，黄河入海口拦黄坝筑而复拆，清圣祖都有失察之责。后者考订《清史稿·河渠志》关于“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8]记载之误，作者根据清内阁大库所藏《黄河图》说明文字，指出明崇祯十五年黄河决口至顺治五年才人工堵塞成功。

二 漕运和运河研究

（一）运河研究

朱偰《大运河的变迁》196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立足江苏说全国，为配合党和政府对大运河“统一规划、综合利用”整治计划而追溯运河历史，讴歌运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生命。全书由大运河的历史、大运河的地理和大运河的宏伟规划三大篇构成。第一篇两章说历史，其一讲述大运河起源，六节分别从隋、唐、宋、元说到明清、民国，每一节论述一个朝代的运河沿革；其二论述大运河对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影响。第二篇用六章的篇幅依次介绍北京天津段运河（包括通惠河、北运河），天津到黄河（铜瓦厢改道以前的黄河）间运河（包括南运河和会通河），从黄河到陇海铁路间运河，从陇海铁路到长江间运河（包括中运河、里运河），从长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古今合说，以今人的口气述评古代形成的各段运河。第三篇以“大运河的宏伟规划”为题，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运河统一规划、综合利用的宏大计划和改建速度。首章记述改建运河的惊人速度，在当时是新闻写实，又成为今天认识当日的珍贵史料；第二、三章分别论述大运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交通建设的重要意义；第四章展示“大运河改建后宏伟美丽的景象”，充满热火朝天的时代气息。

朱偰《中国运河史料选辑》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体上呈现纯学术研究色彩。全书九编二十五章，依朝代先后为序，依次安排运河史料。第一编辑先秦运河史料，主要指向鸿沟、邗沟。第二编三章，辑汉魏南北朝运河史料。首章指向汉代运河，次章指向曹魏、东吴运河，末章指向两晋及南北朝运河。第三编四章，辑隋代运河史料。以年代为序，首章指向隋文帝所开广通渠和山阳渎，后三章分别指向炀帝大业元年、四年、六年所开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运河。第四编三章，辑唐代运河史料。各章以地域为序，首章指向关中运道和三门运道，次章指向江淮间运道，末章指向运河对本朝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第五编三章，辑五代两宋运河史料。首章指向后周运河，次章指向北宋黄河流域运河，末章指向北宋长江流域运河。第六编两章，辑元代运河史料，首章指向北方运河经营，次章指向开通京杭运河。第七编四章，辑明代运河史料，首章侧重整个明代运河总体记载，后三章分别指向明初、明中叶和明末运河。第八编三章，辑清代运河史料。首章截取康熙和同治两个断面，辑运河总体史料，后两章分别指向乾隆以前和嘉庆以后运河史料。第九编辑清代里下河地区受灾史料。书末附不同朝代运河图。该书主要从二十五史和方志辑取史料，偶及《玉海》《文选》等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不时穿插编者按，表明作者对所辑史料的意见，并非一味辑录研究史料。

学术论文方面，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下）发表在1955年《地理知识》第9期，主要论述运河的变迁。该文根据有无中心点和中心点在哪里，把中国古代运河变迁史分为三期。第一期即先隋。春秋时期运河分散在楚、吴境内，可视作运河萌芽期；战国时期鸿沟之开，“把当时所有中原地区河、淮之间的重要水道如济、濮、汴、睢、颍、涡、汝、沙、泗、菏等水，都连接了起来……鸿沟系统成了全国水道交通的核心地区”。[9]南接吴楚原有之邗沟和扬水、淝水运河，东连齐国所开菑济运河。其后秦汉、魏晋、南北朝沿袭战国运河旧规而略有延展，汉开漕渠而西运长安，魏开白沟等渠而北运燕赵而已。此期运河“因为事先没有通盘计划，所以组成鸿沟系统的各条运河不分主次，迭为轻重，在整个系统中也没有一个中心地点”。[10]言之成理，让人信服。

第二期即隋唐宋三朝，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有计划地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前者沟通江淮至杭州，后者沟通河海至涿郡。这一在短短20年形成的运河系统，“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的极边，南达太湖流域”。作者认为，唐宋两代沿用隋代运河，时加局部改造，只是永济渠不能全部通航，而通济渠备受青睐，“中唐以后，江淮地区即负担了中央政府赋税来源几达十分之九，汴渠的通塞，关系着江淮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也就是关系着政权的能否维持”。[11]五代至北宋都城从洛阳再迁开封，原因是洛阳离江淮粮税重心太远。唐宋两朝虽说都高度依赖汴渠，但唐人维持汴河费用低而宋人很高，因为“宋代黄河坏了，洪水量挟沙量远较唐代为多，汴河当然跟着也就坏了”[12]。不为无见之言。

第三期即元明清三朝，三朝都北京，运河只须把政治中心和东南经济中心打通即可。作者归纳本期运河与前两期运河的不同有二：一是前两期中原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或至少是政治中心，故而当时运河从中原指向四方，而第三期运河开凿时，中原既非政治中心也非经济中心，运河可以不经中原；二是前两期运河是多枝形的，分布地区很广，而第三期运河“成了偏在东部的单线形”。较之汪胡桢1935年发表的《运河之沿革》，根据运河开通方式和通航技术进化，把古代运河分为四期，有独到学术见解。

黎国彬《历代大运河的修治情形》发表在《历史教学》1953年第2期，虽然发表时间和提出中国运河三期划分在前，但该文是《历史教学》杂志社为“洛宁县中学教学组所提关于大运河修治情形问题”请作者代答而写的，无法与谭文学术深邃相比。

（二）漕运研究

于耀文《漕运史话》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集，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由八个章节组成，其中“漫话漕运”，介绍古代漕运起因和沿革，着重介绍唐宋以来漕粮来源、组运和用途；“河流与船”，介绍古代漕运依托的江河水情和造船技术，运河沟通东西向的自然河流，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水运提供了物质基础；“漕运干线——大运河”，以隋朝和元朝为重点，介绍古代运河的重大变迁，并述及晚清民国运河衰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运河振兴；“唐宋时代的漕运”，介绍唐宋两朝不断改进运道和扩大漕运的努力，以及宋代以汴梁为漕运终点较唐代的优越性；“以海运为主元代漕运”，介绍元朝分段开凿京杭运河的六次工程，介绍海运的不断改进完善，最后指出元代漕运特点是“海运、河运并行而以海运为主”;“以河运为主的明代漕运”，介绍明代重开会通河，贯通京杭河运的巨大成就；“清代的商船漕运”，重在介绍道光五年官督商办的海运尝试；“漕丁、漕夫生活的侧面”，介绍漕运实际操作者的生存状态。虽然是历史普及读物，但并不缺乏学术严谨，如关于明代遮洋船的规格说明：“底长六丈，头长一丈一尺，梢长一丈一尺，底阔一丈一尺，底梢阔六尺，底头阔七尺五寸；每船还规定配备大桅、头桅各一，索缆六副、橹四枝、舵一扇、铁锚一只。”[13]就颇具学术准确性。

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发表在《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内容深厚而论述严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研究古代漕运的重要论文。全文分四部分。其中引言论述古代漕运起止，“漕运始于秦汉，而终于清朝，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乃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14]漕运产生的条件是官僚和军队需要用赋税征收和转运来养活，漕运方向经历由东向西到由南向北的渐变，漕运方式有秦汉隋唐明清河运为主和元朝海运为主之别。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专论明清漕运沿革。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继开清江浦，引漕船过鲁西运河直达于卫河，“形成了南起杭州北至北京的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系统。于是河运大为便利，运量逐渐增多”[15]。其为明清放弃海运专事河运提供了物质基础。组运方式，明朝由军民支运至改兑军运而定型，清初，漕运一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道光六年（1826）试行海运，道光二十八年（1848）再行海运。第三部分论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作者从明清两朝江南漕粮占天下的比重、治河通漕支付的巨额费用，强调“京师仰食于江南，漕运更见重要”[16]。第四部分论述漕运所反映的封建关系，指出官俸、军饷和宫用都来自漕运，“明显地表现在为了转输漕粮，而在漕粮之外出现的种种附加”。[17]该文页下注明引文出处，具当代学术论文格式要素，对后来河漕研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