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治水通运研究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研究日益繁荣昌盛，古代治水通运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一 治河史研究
关于新时期治河史研究，老学者焕发学术青春，接连推出治河专著。张含英1982年、1986年和1992年相继由水利电力出版社推出《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明清治河概论》和《治河论丛续篇》三部力作。《历代治河方略探讨》并非是1945初版同名书的再版，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原作的改写和升华，“十余年来，结合学习，试以唯物史观，对于历代治河方略从头进行推敲分析，肯定其成绩和正确观点，批判其错误和落后思潮，成笔记若干篇。经此番连贯整理，思路顿开，特修改补充辑为此书”。[18]书末结束语，分析历代治河落后于人民希望的社会和自然原因，让人耳目一新。《明清治河概论》“引用了丰富的史料，以治河的策略措施为纲，进行章节安排。而在陈述各家议论时，则以年代为序，冀以了解前后的演变过程”。[19]首章概述先明治黄史实，次两章论述明清黄河概况和治河主要目标，第四至十二章分述治河各专项问题，第十三章分析明清治河正反两方面经验，尾附地名注释和参考书目。据作者追忆，该书初稿1966年初即完成，1972年开始校订文字、变动章节安排，以后又时有修补，至1986年才付梓。《治河论丛续篇》收作者《治河论丛》出版后，1947年至1990年有关黄河治理文章46篇。其内容有黄河治理纲要、新旧中国水利发展状况对比、重大水利工程回顾等，相当于一部五十三年治河大事年表。
除张含英之外，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写组编写的《黄河水利史述要》由水利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姚汉源的《黄河水利史研究》由黄河水利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二书特点是治河与运河、漕运结合着述评，每章都设专节论述借黄资运和引黄济运。《黄河水利史述要》第二章先秦治河事业，其第三节论述当时黄河水系航运和鸿沟开凿；第三章汉代治黄事业，其第四节论述东汉王景治河理汴的历史功绩；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其第三节论及曹魏以黄河为中心的运渠开凿和航运，司马懿执政改善河、洛漕运的努力，论及东晋桓温、刘裕北伐的水上运道，论及北魏对黄河水系漕运的开发；第五章隋唐五代的黄河水利建设，其第二节论及通济渠、永济渠之开挖和隋唐五代漕运；第六章北宋时期的治河斗争，其第四节论述北宋以汴河为主体的漕运；第七章金元两代治河活动，其第四节论及元代开凿京杭运河；第八章明代治河事业，其第三节论述与黄河密切相关的大运河。《黄河水利史研究》的作者认为：“运河，名虽无黄名而引水以济，亦不乏可研究者。”[20]故而该书专设第三篇黄河与水运史，其中论及京杭运河史，先秦鸿沟水道，隋唐三门水道通漕，唐代幽州至营州漕运，元明胶莱运河开浚，明代济宁西河及沙颍运道，明代会通河引黄济运，明清京杭运河的南旺分水枢纽。附录京杭运河南段见闻，则相当于南运河现状考察记。二书都将治河与运河或漕运加以关联研究。
新时期学术论文，部分作者依然执着于黄河通史研究，并有高屋建瓴的论述。邹逸麟着力于下游黄河改道研究，其《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发表于《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分为四期：春秋战国至北宋末年由渤海湾入海时期；金元至明嘉靖前期下游河道分成数股汇淮入海时期；明嘉靖后期至清咸丰四年下游河道单股会淮入海时期；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由山东利津入海时期。在此基础上，论述黄河对豫、鲁、皖、苏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一是洪水和泥沙吞没了农田和城镇，留下了大片碱地沙荒；二是黄淮平原上河流的淤浅和水运交通的衰落；三是平原洼地的湖陆变迁，中游原有湖泊被填埋，下游形成新湖泊。该文引证史料丰富，对所持观点形成较为有力的支撑。徐福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概述》发表于《人民黄河》1982年第3期，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分为三期，并相应归纳出其特点。汉初至北宋末，黄河下游河道大都在现今河道以北，变化特点是河南浚县、滑县以下尾部摆来摆去。其变迁范围在西北界漳水，东南不出大清河，均东注渤海，入海的地点一是天津，二是千乘，三是海丰。南宋至晚清咸丰五年，黄河下游河道大都在现今河道以南，变化特点是河南延津、原阳以下尾部逐渐南滚，变迁范围北不出大清河，南不出颍、淮。南流的泛道为汴水、泗水、涡水、濉水、颍水，会淮河入于海。咸丰五年以后，黄河下游行现今河道。铜瓦厢决口后，夺大清河入海，是当时入海最近一条流路，又是山东比较低洼的地区。与邹文相比，徐文仅把其2、3两期合为一期，且所分三期及其各自特点以现今河道为观察点，易于识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改道影响研究不断有成果问世，其中彭安玉《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从北宋以前苏北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苏南、南宋至明清苏北经济逐渐滞后于苏南的史实出发，研究黄河的南徙并夺淮入海给苏北带来的负面影响。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研究黄河夺淮入海对皖北的负面影响，淤平了河湖，吞没了良田、村庄、城市和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原本发达的经济区变为经济相对落后区，研究视角独特。
谢永刚把研究触角伸向黄河危害运河，指出“中国历史上沟通黄淮海之间的运河，大都与黄河相接，不可避免地受黄河水沙的影响，因而运河工程的建设具有突出的防沙特点”。[21]战国时代的鸿沟，“北接黄河，南与淮河的几条支流相连。为调节水量，控制泥沙淤积，先把黄河水引入圃田泽，以圃田泽作为运河的天然水柜和沉沙池”。东汉汴渠“采用多水口引水的措施，以适应黄河河势及主流变化”。隋唐运河针对黄河易淤，采用“开引河、挖减水河减沙分洪入运的方法”。[22]全文用三个小标题，领起北宋、金元和明清运河水系所受黄河泥沙危害及应对措施，其中汴渠黄河取水量控制和冰凌防治、渠身泥沙处理和水文知识进步论述较充分，金元时期运河改建、明清避黄通漕及清口泥沙处理论述欠充分。
更多的新生代学者，多研究一个朝代河情且把治河与通漕关联起来研究，比较出色的有：张兴兆《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内河航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所论邺城与黄河水运连接、河北平原人工运渠、海河水系航运，皆外延具体、内涵丰富。郭志安、张春生《北宋黄河的漕粮运营》（《保定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述评宋初黄河从陕西运汴京粮20万—50万石，中后期成本增加，漕运渐趋衰落史实。究其原因，一是黄河运道险恶，二是中后期宋夏关系紧张。王质彬《明清大运河兴废与黄河关系考》（《人民黄河》1983年第6期），论述大运河建成通船后，由于要横穿黄河，几百年内黄河、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初期引黄济运和遏黄保运，到后期的另开新道避黄通漕，明清两代下了很大功夫，但到头来运河仍然无法彻底摆脱黄河干扰、破坏的厄运。曹志敏《清代黄河河患加剧与通运转漕之关系探析》（《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认为黄河一直困扰清代漕运，至嘉道时期更是河患频仍、漕难为继，固然有吏治腐败因素，但就清代黄河、淮河、运河交会情形而言，清代河患的加剧与其围绕通漕来治河关联更紧。为了通漕，清人强迫黄河南行，而蓄清敌黄加大了黄河的治理难度。
二 运河史研究
新时期运河研究，著书立说如火如荼，成果如雨后春笋。有研究通史的，如常征《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岳国芳《中国大运河》（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庄明辉《大运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姚汉源《京杭运河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8年版），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吴顺鸣《大运河》（黄山书社2014年版），夏坚勇《大运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有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如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邹宝山《京杭运河的治理与开发》（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王明德《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有研究运河某一段落或流域的，如张纪成《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版），徐从法《京杭运河志（苏北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于德普《山东运河文化文集》（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有考察运河现状的，如唐宋运河考察队《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鞠继武《京杭运河巡礼》（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徐立峰《运河漫记》（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傅崇兰《运河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其中成就较大的，要数姚汉源和安作璋两家。姚汉源《京杭运河史》系统而详细地叙述京杭运河开凿、完善、鼎盛、衰败全过程。全书共分八编，第一编绪论，第一章略述先元各朝运河开凿和利用情况，第二章论述历代运河布局与政治经济关系，第三章论述先元运河与黄河关系，第四章总论京杭运河的创修史、元明清三代对运河开凿完善所做贡献、运河工程设施、漕运与商运及其行政管理、运河衰落等。第二编述评京杭运河各段开凿简史，作者把三千里京杭运河分为江南运河、江淮运河、泗济运河、卫河运道、津京运河五段。每段运河自成一章，分别追述春秋至西晋、东晋至唐末、五代和两宋的开发利用。第三编论述元代开通京杭运河全线，四章内容地域上先北后南，第十章写最北端通惠河开凿和修治，第十一章写与通惠河相接的北运河、南运河开凿和修治，第十二章写济州河和会通河开凿和修治，第十三章写会通河以南运道的修治完善。第四编写明代京杭运河，由十章内容构成，第十四章写通惠河，第十五章写卫白河，第十六章写会通河，第二十一、二十二章写前后期的淮扬运河，第二十三章写江南运河。因为明代河运最大挑战在如何接入黄河，所以第十七至二十章分别写会通河与黄河、泗泇运道与黄河、明后期新河泇河与黄河衔接，以及会通河的泉源水柜建设。第五编写清代早中期运河，由四章内容构成。第二十四章写顺康间直隶、山东运河恢复，第二十五章写顺康年间清口一带黄淮运崩坏及大修，第二十六章写雍乾年间北河，第二十七章写雍乾年间的南河。第六编写运河的衰落，展现了清后期运河衰败的过程。第七编写运河工程及漕运管理，介绍运河的工程措施及管理制度。第八编写人物及文献，介绍历代对运河建设有贡献的人物及关于运河的论著。整部书，体例比较完备、规模相当宏大，兼容近百年诸家运河研究专著之长，但略于先元而详于元明清，为其不足。
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是一部全面论述运河文化的开创性和集大成著作，所述运河文化包括运道治理、漕运制度、政治形势、经济发展、学术成就、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科举教育、宗教会社、民俗变化。其与姚汉源《京杭运河史》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内容不局限于运河开凿和利用，还大写特写与运河相关的历史文化；二是于各朝运河文化都力所能及地加于表述，不像《京杭运河史》那样略于先元而详于元明清三朝。但两书也有相同之处：其一由于离当今近的王朝史料丰富，所以上古若干王朝合在一起做一编篇幅还不敌近古一个王朝长；其二尽量铺排结构框架，使内容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
其他运河史专著也有各自特色。岳国芳《中国大运河》从春秋运河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运河新生，一朝一章，章节内容安排匀称；对各朝代运河特点概括独具匠心，如隋朝“建成一统天下的大运河”，南宋“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结合”。章下节目或以事为序，如唐朝运河区域工程分“开凿三门运道的失败”“对汴渠、山阳渎的整修”“唐朝江南运河”“唐朝永济渠”“重开灵渠”；或以人为序，如明代开河治水的名家，分“水利工程学家宋礼”“治水重臣潘季驯”“汶上老人白英”；或以人带事，如“邓艾开广漕渠”“邓艾开淮阳、百尺二渠”“曹丕开讨虏渠”“贾逵开贾侯渠”，进退自如而所在皆宜。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侧重谈开凿运河，全书八篇，依次述评河北运河、山东运河、苏北运河、关中豫东皖北运河、江南运河、杭州段运河、浙东运河和灵渠开凿历史，各篇之内再按朝代先后讲本段运河开凿修治历史，顺序独特。嵇果煌《中国三千年运河史》把中国运河史源头上推至商周之际，提出运河史三千年的概念。全书十八章，从商周之际一直写到清朝的运河，分段较他书为细，其中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辽金单独成章，唐宋两朝各分两章写出。另外，该书谈运河而连带漕运，相关章中有“秦朝的漕运”“唐朝的漕运（安史之乱前）”“唐朝的漕运（安史之乱后）”“金朝的漕运”“明朝的漕运”“清朝的漕运”等节，宋朝的漕运则单独成章。陈璧显《中国大运河史》内容安排略于古而详于今，全书十章，其中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新世纪大运河展望各占一章，加上首章大运河形成及自然条件古今合说，占了全书半壁江山。而先秦至南北朝、隋唐五代、明清运河各安排一章。该书序言两个小标题：一为“大运河历史回顾：雄视百代的奇迹，千年漕运，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二为“大运河未来展望：重铸千年的辉煌，南水北调，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足见其古今合说特色。
学术论文同样精彩纷呈，表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运河研究方兴未艾。朱玲玲《明代对大运河的治理》（《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全文三部分：其一论述明初京杭运河的开通，其二论述明中期淮安、徐州间借黄行运运道的治通工程，其三论述明后期在昭阳湖东另开运道以避黄河袭扰。魏崇山《胥溪运河形成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增刊》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旨在辨明胥溪史实，指出胥溪河道的形成应是地质时期的事，是一条自然河流。80年代中期研究运河多关联经济，邢淑芳《古代运河与临清经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论述元明清因为运河经过，促成临清经济日益繁荣。柴俊星《北宋汴河的经济地位》（《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论述汴河漕运对北宋建都汴梁立国的决定性作用。潘绍良《北宋时期初创的几项运河工程技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介绍北宋保持汴运畅通的船闸、澳闸、束水攻沙、清沙船、破冰船等技术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习惯于把运河当作学问来研究。
首先，明确了运河文化和运河学概念。运河文化研究课题组提出运河文化的带状文明精华说，“运河文化有着广深的内容。从先秦以来，由于各家文化思想的争鸣和吸纳，形成了多个文化圈，以东部地区而言，自北向南，形成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大运河恰好像一条丝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了封建后期传统文化融会的轨迹，容纳了各个文化圈的特色，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23]在横向列举外延的基础上，明确运河文化的精髓。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提出运河文化酝酿于隋至元、形成于明清。隋唐宋元运河走向稳定，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由运河交通带来的异地文化与本土源文化的融会碰撞，使运河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产生了文化上的差异。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日益完善，在它所流经和辐射的地区，形成了前后传承的与其他区域明显不同的文化。纵向勾勒运河文化形成历程，揭示其包容万象、融会南北的属性。张强《运河学研究范围与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阐明了运河学要研究的十大内容，认为“通过研究运河与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城市的关系，可以充分认识运河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它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24]，极具理论思辨和学术前瞻功力。
其次，与运河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都成为研究热点，而且研究内容的学科纵深掘进和广度拓宽明显。
一是运河史研究成果，潘镛《隋运河通济渠段的变迁》考证了隋代通济渠的开凿及其路线，唐代对通济渠的疏浚和修整，宋代对隋唐通济渠的改造，以及当今通济渠故道的考古发现。其中所论宋代运河对隋唐通济渠的衍变强化，“宋汴河从河阴县（今河南荥泽县西）南面开始，引黄河水，东流到东京城下，再从东京城东疏浚汴河，宽五丈，分为三支：一支为五丈河即广济河，历曹州、济州郓城，东通齐、鲁一带；一支是汴河主道即通济渠，由河阴受黄河水历东京、陈留、宋州，下通江淮；一支由东京东南下为惠民河即蔡水，合闵河、洧水、潩水由东京经陈州下达寿春，通淮河流域一带”[25]。其学术进步相当明显。王健《古代大运河入海通道考述》着眼“古代京杭大运河沿线主要有三大入海通道：天津通道，北运河、南运河在此与海河联结，通向渤海；江浙通道，大运河沟通淮河、长江、太湖三江、钱塘江入海水道；宁波通道，浙东运河北接大运河，东与涌江、姚江相汇后在宁波入海”。[26]其把运河的功能研究拓展到与海运衔接领域。
二是运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动效应研究成果，王瑞成《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研究运河对古代中国都市发展的带动作用，指出春秋战国时期运河开凿在都市附近，刺激都市繁荣；秦汉唐宋运道连接都城和区域中心城市，元明清运河连接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并促成这些城市繁荣。运河漕运体系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基础。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研究明清京杭大运河“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功能，指出“明中叶直至清中叶的三四百年间，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它在全国商品流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7]。正文用表格展示历史数据，给人印象至深。
三是运河与文学关系研究成果，王沂《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提出“运河滋润了戏曲，戏曲激活了运河”的命题，元代大运河北端的政治中心大都、南端的经济中心杭州，同时又都是戏曲中心，元杂剧沿运河从北端兴起到南端收官，靠的是运河文化滋养。明清两代扬州、苏州、北京戏曲中心地位突出，促成了昆曲和京剧的生长和成熟。作者进而得出结论，“一条全长三千六百华里、纵贯古中国经济腾飞的东部地区的大运河，对中国戏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8]苗菁《唐宋诗词与大运河》[《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指出，隋代运河开凿与唐宋漕运对唐宋诗词创作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出现了不少反思运河开凿和运行功过的作品；其二，出现了较多的描写运河行船感受与心绪的作品；其三，对诗词体式与表达产生过一定影响。文中所引诗词有运河文化认识价值。
三 漕运史研究
新时期漕运史研究，通史开创之功应归李治亭《中国漕运史》，作为大陆学者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册，1986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当时大陆尚无一部漕运史问世，专论漕运的文章亦属罕见的情况下，筚路蓝缕，破天荒地用大量史料勾勒出“漕运始兴于秦汉。其后，历代相沿，盛于唐宋，发展于元明，再极盛于清。盛极而衰”[29]的华夏漕运史。全书共八章，第一章论先秦漕运之起，第二章论秦汉漕运开创，第三章论魏晋南北朝漕运发展，第四章论隋唐漕运空前发展，第五章论两宋漕运繁荣，第六章论元明漕运新发展，第七章论清代漕运盛衰，第八章论清末漕运终结。书稿结构完整而论述公允，表现出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力。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该书基于从纷繁历史现象中提炼社会意义的思路，“从总体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漕运与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力求探索漕运的理论界定，漕运与封建经济的发展，漕运与封建政治，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人文以及漕运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漕运的社会意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30]作者根据上述写作目的，把全书以“漕运与……”为标题分为八章，论述较为全面而松于彼此关联，前后不够协调的缺陷也比较明显。
关于漕运断代史研究，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由三秦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问世较早。作者1984年暑假参加唐宋运河考察队活动，“对考察所得资料，加以研究考证，写成《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这本书”[31]。全书由隋唐以前河运的历史回顾、隋代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及其漕运、唐代的运河与漕运、运河线上的明珠、结语五章和17幅插图构成。运河与漕运合说，于隋唐两代漕运史创建不为无功。
1995年，明清漕运史研究诞生了两部重要专著。彭云鹤《明清漕运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于“春秋中期便已有了漕运，并一直发展沿用到清朝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粮全部改折时为止，足足存在了2548年之久”[32]的历史长河中，截取明清两代漕运加以研究。全书由两编十三章构成。首编三章分论隋唐以前的漕运、隋唐宋三代漕运和元朝的漕运。次编十章论明清两代漕运，内容涉及两朝漕运繁荣的原因和条件、运道修治和管理、漕粮征解和漕运制度、漕运社会效益、漕运害民和漕弊整顿、漕运兴衰对王朝的影响。作者写此书经过数十年积累，故而每章之下节目很细，学养可谓深厚。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十四章，首章追述宋元明三代漕运；第二至四章论清代江南农业发展、漕运社会功能和漕粮赋税制度，为漕运提供社会背景；第五至八章分别论述清代前期漕粮征兑和上仓、官制和船制、运丁和屯丁、漕运水道；第九至十二章分别论述清中叶以后漕运腐败、农村凋敝冲击漕运、道光漕运改制；第十三章论清末漕运的停止；第十四章论漕运与商品经济。其中对清代漕粮与田赋关系、江浙漕重与封建制依存关系探讨尤精。
此外，还有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资料性强，美籍华人黄仁宇《明代的漕运》研究角度新，也各有其独特之处。
漕运研究的学术论文，20世纪80年代不过偶一见之。其中潘镛《中晚唐漕运史略》重点不在论述唐代整治运道的努力，如四疏汴渠、五浚山阳渎、三治江南运河以及二凿丹灞水道、三治褒斜水道、两疏嘉陵江故道，而主要论述的是“唐人利用这些水道在中晚唐时期的漕运状况及其对唐王朝经济政治的积极作用”[33]。其中论述刘晏对漕运八项改革，尤其是他改漕运直达为分段转般五大好处，宪宗对漕运四大改善措施，都深有条分缕析功力，以史料丰富、分析精辟见长。
至20世纪90年代，漕运研究有风起云涌之势。吴琦先后在《中国农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漕运与社会研究论文8篇，构成其学术专著《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基本架构。同时代其他学者，多研究某一朝代的漕运问题，而以研究宋代漕运的成果居多，仅以有代表性者论之。陈峰《略论北宋的漕粮》论述北宋运河漕运量居高不下原因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指出：“漕运自秦汉兴起后，历千余年演进，至北宋达到极盛之时，运河网密布，管理制度及机构发达，而每年调运到都城的漕粮量更达到了罕见的水平，不仅远过于前代，也为后世诸朝所不及。”[34]立论中肯。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用表格形式展现南宋四大总领所的置司、编制、供军、钱粮、和籴和附属机构设施，展示北宋供漕体制和南宋的发展变化，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所得结论“南宋的总领所是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供军为主要目的、兼有多方面职能的综合性财赋管理机构。从职能范围上说，它包含了户部、太府寺、司农寺、军器监、转运司等许多政府机构和路级监司的职能内容。除此之外，总领所还拥有一项重要的非理财性职能，那就是代皇帝‘监察军政’”,[35]有其根据。
研究明清两朝漕运的也不少，也以有代表性者论之。鲍彦邦《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全文分三部分考证明代漕粮折征情况：其一指出明代漕粮折征始于成化而盛于正德、嘉靖，并以表格列出嘉靖年间七大有漕省份漕折10万石以至50万石的次数，考证有据，数字准确；其二漕折银用途，于解部送仓、解部济边、修造漕船、协济河工和赈济灾伤五大去处皆以数字和事实说明各自规模和效益；其三漕粮改折的影响，作者特别强调京边仓储匮乏，由此影响到国家根本重地的稳定，导致北方边卫粮饷供应紧张，加剧社会矛盾。研究问题透彻，史实分析精辟。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鉴于“清代漕运在沟通南北物资交流方面的作用，却很少被人们所论及”[36]，大力研究清代运河非漕粮物流水运。为加大学术信息密度，作者多处以表格形式展示史实。运河上南北物流数量，分顺治二年至雍正六年、雍正七年至乾隆元年、乾隆二年至嘉庆三年、嘉庆四年至道光三年四个时期，分别列出各自漕船数量、重运附载、回空运输等物流规模及其资料来源和测算根据；道光以后清人漕粮渐行海运，又用表格列出道光六年至咸丰十年海运附载货物数量和资料来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清代漕粮河运、海运衍生的南北物流兴衰，“对于运河沿线的南北物资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客观上的经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37]。问题关注很有价值。
进入21世纪，漕运研究有三个趋势：
一是在先隋漕运研究上出成果。隋朝以前史料保存稀少，做出一个研究成果实属不易。然而王万盈《北朝仓廪系统探研》，张晓东《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隋朝的漕运系统与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徐海亮《隋唐大运河、洛汭与洛口仓研究中需解读的几个问题》皆有学术独到发现。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用表格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修或所开凿漕渠的主持者、开挖时间和资料来源，归纳这些漕渠的主要功用为用于军队与辎重的输送、农业区的租赋运输和商业运输三种。其认为魏晋南北朝运河开挖和漕运管理机制，是皇帝和权臣共同决策，地方郡守和军事将领实施。管理机构形成以度支尚书为中心的中央管理机构，以专门职官与地方郡守组成的地方管理机构，大司农为代表的关涉机构居间协调，指出“由于该时期军事斗争的频繁，使得军事将领对漕运从决策到执行到管理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38]。见解相当深刻。
二是突破漕运研究的局部关键问题。关键问题突破需要有很强的史料收集和开掘功力，孙彩红《“用斗钱运斗米”辨——关于唐代漕运江南租米的费用》、何汝泉《唐代河南漕路续论》、王尊旺《明代遮洋总的沿革与运输路线》、李巨澜《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张小也《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皆能因难见巧、有所突破。尤以何汝泉研究唐代转运使演进为坚忍执着，作者继1987年出版《唐代转运使初探》之后，发现书中对运使和转运使所做区分有不当之处，2003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唐代地方运使述略》一文，指出唐代地方运使有三种类型：其一是陕州和河南运使，是保证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的相对固定的地方运使；其二是河西、朔方、代北、范阳和平卢淄青运使，职在保障边境方镇的物资供应，多由节度使本人充任；其三是鄂州运使、淮颍水运使，介于一、二两类之间。其对问题的探讨也很精详。
三是结合着社会经济研究漕运。研究城镇兴起与漕运关系的，有王瑞成《运河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李俊丽《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研究漕运对沿线经济的带动的，有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叶美兰、张可辉《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较之黄河史、运河史研究，有后来居上之势。尤以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论述北宋漕运对沿运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的带动，“随着漕运业的大发展，商人们开始长途贩运粮食和茶叶，而来自各方的其他物资也得到了广泛流通。这不仅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扩大了商品流通范围，而且促成了一批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复苏，从而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39]既有客观分析，又有典型案例。“北宋时期，南方各地运往开封的物品，先集中在真、扬、楚、泗四州，再转运北方。由于真州是距长江最近的港埠，其繁盛又在扬、楚、泗三地之上”[40]，从而成为王朝发运使的治所，取代了扬州在唐代的地位，很有说服力。
[1]张含英：《自序》,《治河论丛》，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第2页。
[2]张含英：《自序》,《治河论丛》，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第2页。
[3]贾国静：《二十世纪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6页。
[4]汪胡桢：《运河之沿革》,《水利》1935年8月第2期第9卷，第120页。
[5]岑仲勉：《导言》,《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6]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上）,《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第243页。
[7]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上）,《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第245页。
[8]《清史稿》，第1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16页。
[9]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下）,《地理知识》1955年第9期，第276页。
[10]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下）,《地理知识》1955年第9期，第276页。
[11]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下）,《地理知识》1955年第9期，第276—277页。
[12]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下）,《地理知识》1955年第9期，第277页。
[13]于耀文：《漕运史话》（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10页。
[14]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第23页。
[15]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第24页。
[16]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第26页。
[17]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第27页。
[18]张含英：《序》,《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19]张含英：《自序》,《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0]姚汉源：《自序》,《黄河水利史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1]谢永刚：《历史上运河受黄河水沙影响及其防御工程技术特点》,《人民黄河》1995年第10期，第52页。
[22]谢永刚：《历史上运河受黄河水沙影响及其防御工程技术特点》,《人民黄河》1995年第10期，第52页。
[23]运河文化研究课题组：《运河文化论纲》,《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69页。
[24]张强：《运河学研究范围与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28页。
[25]潘镛：《隋运河通济渠段的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21页。
[26]王健：《古代大运河入海通道考述》,《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第159页。
[27]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80页。
[28]王沂：《中国戏曲与运河文化》,《艺术百家》1995年第2期，第25页。
[29]李治亭：《序言》,《中国漕运史》（中国文化史丛书），文津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30]吴琦：《前言》,《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1]潘镛：《前言》,《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2]彭云鹤：《前言》,《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3]潘镛：《中晚唐漕运史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16页。
[34]陈峰：《略论北宋的漕粮》,《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95页。
[35]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第135页。
[36]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67页。
[37]张照东：《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72页。
[38]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59页。
[39]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第138页。
[40]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