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POA的“三支柱”：P、O、A

一、O：目标Objective

今天我们所讲的POA是从商业的起点追根溯源，围绕着P、O、A 3个要素形成商业循环，重新定义组织，在组织进化这个维度，构建企业的竞争力。作为“组织促动飞轮”这个体系的内核，POA小循环是由P、O、A这3个核心要素构成，我们称之为POA的“三支柱”。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目标O，因为“凡事先问O”嘛！

在POA中，字母O是英文Objective的第一个字母。Objective的中文意思是“目标”。目标是个百搭词汇，如生活目标、学习目标、商业目标等，那目标应该如何理解会比较好呢？谁说的目标是对的呢？1万个人心中有1万个哈姆雷特，肯定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但我想到一个人——管理学泰斗彼得·德鲁克，那就从他1954年的经典著作《管理实践》说起吧。

在这本书里，德鲁克第一次提出了“目标管理”这个概念，并且同步提供了匹配的管理工具。这个管理工具在现代社会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也一定都感受过，甚至还曾痛恨过，它叫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ion ，关键业绩指标），目标管理基本已经成为KPI的同义词。KPI也俨然成为“现代枷锁”的代名词。

在书中，德鲁克详细地说明了工作和目标的关系：并不是有了工作才有目标，而是有了目标才有工作，如果一个领域没有目标，这个领域的工作必然被忽视。管理者应该通过目标对下级进行管理，确定了组织目标后，必须对其进行有效分解，转化为部门及个人的目标。

某种程度上，指标就是一堆数据，达到就奖励，达不到就惩罚，这是典型的泰勒传统管理方法。泰勒的著作《科学管理》是人类第一条流水线的理论基础，即把工人工作节拍标准化，工人像机器人一样重复做某个动作，而不需要思考和决策。

道斯·麦格里格（Douglas McGregor）是X-Y理论的提出者。X-Y理论是对于人性理解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一个是假设人性本恶——X理论，X理论认为人是天生消极没有工作动力的。人的本性是爱偷懒不可靠的，只要有机会，就会逃避工作。因此，大部分人对于集体目标不关心，需要管理者采取强迫、威胁、规章制度等方法去激发他们。人们只有被施加压力时，才愿意接受工作。

另一个假设是人性本善——Y理论，人并不抗拒工作，自身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监督的能力，人们愿意为了集体目标而努力，在工作上会尽最大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力。同时，人们希望得到认同和赞扬。

德鲁克是Y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要注重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相对于泰勒的传统管理方法，目标管理的本质是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但我们这些晚辈都弄错了，我们把“指标”当作了“目标”，把完成工作当成了完成“指标”。

回想一下你在工作中是如何和自己的下属、上级沟通的。大家对“指标”的多少进行讨价还价，却没有思考过“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们通过图2-1来进一步说明什么是目标O，它来自哪里。O是Why，即为什么要做，O来自差距和不满，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距离就是你努力的方向，也是你动力的来源，在POA中我们称为“痛点”。

图2-1 O（目标）来自哪里

当你聚焦O的时候，应该有2张画面，一张是“之前（Before）”的画面，这是一张充满消极信息的现状，里面是不足、不满、缺陷、痛苦、不便等，另一张是“之后（After）”的画面，是之前那些“痛点”被消除后的样子，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就是目标，它包含“强烈改变的愿望”和“为什么要改变的原因”。

在POA体系里，“凡事要先问O”。这很容易理解，但很多人觉得很难。其实这是思维定式导致的。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详细阐述。

有一天，你回到家，你的太太（或先生）对你说：“今年年假我们去海南吧？”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请诚实回答这个问题。

海南确实很漂亮，但凡事就怕物极必反、过犹不及，你已经去过海南5次了，想着那个没有任何新意的地方，你着实郁闷，下意识地回答道：“还是去西安吧，那里没去过。”起个头，你估计应该能想到后面的情况，关于是去海南还是西安，甚至还会有其他备选的地方，估计会是一场“恶战”。

按照“凡事先问O”的原则，你应该会这么对你太太（或先生）说：“能说下要去海南的考虑吗？”这是关闭简单二分法的开关。通过深入沟通，你们会逐步明确去海南背后的O只是需要一场亲子旅行。这样，“去海南”本身就不再是目标了，而是达成“亲子旅行”这个目标的方法了。

POA底层思维一用上，话题马上就聚焦O了，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安排一场亲子旅行？

如果脑海里没有POA底层思维，“去海南”还是“去西安”都只是孤立的方法，本身是无所谓对错的。在一个不分对错的“假问题”上进行讨论或者争论，会出现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是不是和你下意识的思考不太一样？这之间的差距在哪呢？就在思维框架的盲区上，“去海南”还是“去西安”是指标层面的问题，讨论的是解决What的问题，即怎么做。而目标O是解决Why的问题，即做还是不做，所以请记住POA给你的建议：凡事先问O。

二、A：加速方法Acceleration

战国时期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察今》中，有这么一则小故事，说在战国的时候，有个楚国人坐船过江。船行驶到江中心的时候，这个楚国人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一把宝剑滑落至江中，他赶紧伸手去抓，可惜没来得及，宝剑已经掉入江中。同船的人都觉得非常可惜。

但这个楚国人好像具有大智慧一样，他胸有成竹地拿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一个记号，然后对大家说：“这就是宝剑落水的地方，我已经做了记号了。”大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就随他去了，没有多问。

等船靠岸后，楚国人立即从刻有记号的地方跳下水，打捞落水的宝剑。捞了半天一无所获，他自言自语：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怎么没有了呢？旁边的人一听他这么说，哈哈大笑起来，觉得这楚人确实是一个“人才”啊，说道：“船是一直在运动的，你的宝剑掉入江中沉入水底，不会随着船一起移动，你又怎么能找到宝剑呢？”

这就是著名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后来演化为成语，一般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成法，固执不变通的人或者做法。

这个楚国人是可笑的，他用在运动的船上刻记号的方法试图去找到沉入水底不动的宝剑，他错在哪里呢？错在方法上，错在他的方法和目标不匹配。

这个方法，在POA体系中我们称为“A”，字母“A”是英文Acceleration的缩写，即加速度的意思。你可能会有疑问，A是加速度的意思，和方法字面意思并不一样，为什么要翻译成方法呢？这个翻译，本身也是具有POA思维的。

方法这个词如果孤立来看，其实没有太大的含义，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是方法，或者说什么可以成为方法。在实际使用的语境中，一个事物或者一个路径可能被称为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一个问题是对应的。

我们的老祖宗在2400多年前，已经开始使用“方法”这个概念了。最早墨子在《天志》中曾说：“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

这段话是描述做车轮的工匠，匠人拿着工具，准备测量天下的东西到底圆不圆，他说：“符合我工具的就是圆的，不符合我工具的，就是不圆的。”圆或者不圆，都非常明确，为什么呢？因为圆的定义就是这样说的。做木工的匠人也拿起自己的工具，准备也量量天下的东西是方还是不方，他说：“符合我工具的就是方的，不符合我工具的，就是不方的。”方或不方，也都非常明确，因为方的定义就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最早的方法一词的来源，可能当时称解决问题的门路、程序为方法或者圆法并没有严格的规矩，语言都是从日常的劳动中产生的，按照“圆”（规）或“方”（矩）的量具去操作，就能达到办事的效果，大家做的事情都能得到简化。

那“方法”和“手段”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不叫“手段”呢？方法和手段本质上都是人们办事或者管理者达到管理目的不可缺少的中间要素，两者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基本一致，但我们常常将二者混淆，大家能感受到的唯一明显区别，就是“手段”这个词略含贬义，往往都不是好事，例如，大家会说不择手段，形容为达目标，什么乱七八糟的方法都能用上，没有底线等。在某种程度上，“手段”就是不好的方法。

在生活中这么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在学习POA时，可能就要再继续深入探究一点。就像“正当防卫”这个概念，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但一定和专业律师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专业律师理解这个概念和法条的严格的司法解释，我们普通人可能更多是从日常感知层面来看的。

对于“方法”和“手段”，可能和律师对于“正当防卫”的理解类似，我们也希望从更深入的一些层面和大家一起进行探究，使大家在POA思维的认知上更加深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了“劳动手段”，认为手段最大的特征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是“一个物体或很多物体的结合体”，人类最早把加工后的石头作为自己活动的实物手段，因此手段也成为工具，是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器官不足而采用的工具，作为自己能力的衍生。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今天的硬件、设备等都可以称为手段。

“方法”呢？我们也常说是活动的手段，但它不是物化的形式，不是以具体某个实物的形态展示出来的，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遵循的某种规律、某条路径或规则的集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方法也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个手段。”黑格尔把方法称为主观方面的手段。英国哲学家培根则把方法称为“心的工具”，在他的著作《新工具》中，认为方法就如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是条条蹊径中的路标。

因此，如果把方法也视为一种工具或手段的话，那么它只能被理解为人的认知和思想向外延展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很像今天我们说的软件，可以控制和指挥硬件工作，从而进行计算、判断、信息处理。

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阐述“手段”和“方法”。先从“庖丁解牛”这个故事说起，庖丁解牛的时候，他所用的锋利的刀就是有效解牛的手段和工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的“器”。没有好的工具，手再巧也不如工具妙。庖丁对于牛的结构非常熟悉，能“顺其理”，按照牛的骨骼和肌肉结构的空隙用刀，可以做到近20年不用磨刀，解牛的效率也非常高，这无疑靠的是解牛的方法，也是常说的“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中的“法”。庖丁只有有了好的“手段”和“方法”，才能成功。

高明的医生往往都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为弄清楚病因，医生往往会建议病人先进行化验、拍片等，在后面治疗的时候还会用药、打针、理疗、手术等，这些都属于治病的手段。对于一名老中医而言，针对号脉的情况，是采取正治还是以毒攻毒的反治，是先治标还是先治本，用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哪种疗法，对于所选择的药，如何按君（主药）、臣（协助和加强主药效能的药物）、佐（协助主药使其药性或毒性不要太偏的药物）、使（引药，把药力引到发病部位的药物）进行最优的组合，这些都是属于治病的“方法”。大夫要获取治病的疗效，仅仅有药这个手段是不行的，有药无方就如无源之水。

通过对“方法”和“手段”进行对比，我们对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应该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会再出现分不清的情况了。在POA体系中，A代表方法，也是体现着这个含义，是主观构建的做事规则，它需要若干“手段”的支撑。我们会很多“手段”，但组合的思路和策略是由“方法”来解决的。

三、P：伙伴Partner

POA三支柱最后一个是P，P是Partner（伙伴）的第一个字母。P是伙伴，当然是越多越好，P越多就意味着“得道多助”。P多，即伙伴多，而不是简单的所谓人多，人多更可能是“乌合之众”。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要先把标签准备好，以便后期在区别出P后，可以贴上标签进行分类，知道哪些是革命同志，哪些是打入我方阵线的“干扰分子”。P这个字母有2个发音，可以发第一声，音同“批”，也可以发第四声，音同“屁”。我们把真正的伙伴发音第一声——“批”，把假的伙伴发音第四声——“屁”。把标签准备好，我们通过例子来看看如何辨别真P和假P。

你和你的朋友决定一起去意大利，你们两个算是真P，还是假P？我再补充些信息：你们是坐同一个航班过去，你和你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熟悉和了解。

你肯定说，这一定是真伙伴了。先别急，在POA的体系中，判断是真P（伙伴）还是假P（伙伴）有且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共同的O（目标），或者说是否被相同的O凝聚在一起。这个和是否从小一起长大，是否有亲戚血缘关系，是否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价值观、目标不同搞得兄弟姐妹之间反目成仇的例子屡见不鲜。而素昧平生的人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在一起的也屡屡发生，就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可爱的公益志愿者们彼此并不熟悉、彼此也没有领导隶属关系，更没有彼此支付薪水的利益关系，但却能统一协同，步调一致，互相支持，他们就是真伙伴。

再回到飞往意大利的航班上，按照我们判断P的标准，你和你的朋友是否为真P（伙伴），完全取决于你们的O（目标）是否一致。如果你们都是去意大利疯狂购物，那么你们的O（目标）一致，你们是真P（伙伴），贴个第一声“批”的标签；如果你是去购物，但你的朋友是去欣赏文化古迹，你们的O（目标）不同，那么你们暂时就只能贴上第四声“屁”的标签了——假伙伴。

P一定要是第一声“批”——真伙伴，只有真伙伴多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得道多助”。真P（伙伴）是彼此赋能的，在后面我们会进一步讲解，真P（伙伴）是可以共创的；假P（伙伴）是互相耗损的，无法聚力反而会减损团队的锐气。想想你的工作环境，思考下你周围的同事是真P（伙伴），还是假P（伙伴）？

聚焦更多的伙伴，POA的“黑话”称之为“拉P（伙伴）”，这个拉P（伙伴）多多少少还有一些东方文化的烙印。这和西方文化不太一样，目前使用的很多思维和管理工具都是来自西方，西方的文化体系具有思辨性，讲究逻辑性和推理性。如果你问一个老外，怎么把大象放进冰箱里，他会很认真地告诉你，一共有3个步骤：1.打开冰箱；2.放入大象；3.关上冰箱门。简单明了的3步逻辑，至于第2步如何实现——大象如何被放入冰箱里，那是下一个环节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被问到这个问题，估计会认真地问对方：“你没病吧？”

在西方这个思维体系下，人们讲究标准化，进而出现很多工具、流程和表单，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马上找出对应流程。这可以让一个菜鸟快速上手，最起码可按照流程一步一步操作。

在我们的文化属性中，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去找流程、管理工具或者表单？不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找人，找关系。这个就是拉P（伙伴）的过程，然后再和P（伙伴）一同讨论出对应的解决方案。